四、李斯特和海涅

李斯特和海涅是复辟时代德意志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和德意志统一的先驱，他不仅是进步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实践家，一生都在为促进德意志现代化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而奋斗，特别是他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在德意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斯特出生在符腾姆贝格邦罗伊特林根的手工匠家庭，很早就积极参与南德地区早期的立宪运动，成为符腾姆贝格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他未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1817年被破格提升为杜宾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从1819年起，李斯特全力以赴，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争取全德经济统一，建立全德关税同盟而努力。这年4月，他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复活节交易会上，领导建立了“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目的在于取消各邦政治经济分裂主义的限制，参加者近800人，他们是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黑森选侯国、黑森大公国、巴登和拿骚的商人和工厂主，还吸收了约90个城市的经济界著名人士，联合会不久就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中心组织。李斯特为联合会起草的致联邦议会的请愿书中，首先要求废除德意志联邦内的关税，建立一个全德关税同盟，“德意志的38条关税和过境税边界线使境内交通陷于瘫痪，它们无异于把一个人的每只手脚捆紧，不使任何一只手脚的血液流到其他手脚去”，“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他在自己创办的《全德工商界机关报》上写道：“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

联合会从联邦议会那儿得到的答复却是不允许它使用“德意志”的冠名，“因为根本没有德意志的商人，而只有巴伐利亚的、萨克森的、符腾姆贝格的和其他地方的商人”，拒绝接受请愿书。“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决定派出代表团去各邦宫廷、大臣处说明德意志工商业令人忧虑的状况，首先要求建立统一的关税同盟。李斯特率代表团访问了魏玛、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在维也纳，联合会被看成是“最危险的同盟”，李斯特被说成是“最危险的煽动者”，梅特涅下令对他进行最严密的监视。

李斯特本人由于致力于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统一，受到反动复辟势力的残酷迫害。1820年被褫夺教授职，1821年被判处要塞监禁，被迫流亡法国和瑞士，1825年后侨居美国。1834年李斯特在德意志统一和自由运动鼓舞下，以美国驻莱比锡公使身份重返祖国。他主要致力于全德铁路系统的规划和实际活动。早在1825年李斯特就已草拟了德意志铁路建造的计划，认为“德意志兰只能成为一个工业国”。德意志兰开始铁路建造和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鼓舞着李斯特，他兴奋地写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的双胞胎，具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目标，即把德意志兰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因此，他被后人称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兰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

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6〕，其核心就是所谓“教育关税理论”，一种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保护关税理论。李斯特反对自由派的自由贸易要求，从历史上、理论上、实践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结合德意志国情，提出建立专门的保护关税，在一定时期内保护本国的工业。因此，李斯特的民族经济学体系很快成为德意志工业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的主要思想武器。他成为采用历史方法论证国民经济（或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学派的先驱者。

德意志联邦条例第19条，仅只允许联邦各邦之间可以就商业、交通事宜进行磋商，而没有任何积极的统一的经济措施，以克服德意志兰经济的分裂。由于梅特涅奥地利对德意志统一持冷漠否定态度，就给经济上最强大的普鲁士邦以争夺全德霸权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李斯特20年代提出的建立全德关税同盟作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准备条件的观点，对普鲁士有不小影响。1818年出台的普鲁士关税税则，在20年代初就已显示其作用，使普鲁士可能用商业政策的手段迫使邻邦与之缔结关税条约，并导致建立一个地域广泛的关税同盟。一批高级官员已经预见到，普鲁士可以越过德意志联邦甚至与其对立，借助关税条约实行独立的民族统一政策。1819年普鲁士与图林根小邦施瓦尔茨堡松德斯豪森签订第一个关税条约，1828年夏，安哈尔特柯滕公国和安哈尔特－德骚公国加入。同年普鲁士与南德的黑森－达姆斯塔特缔结双边条约，翌年与南德商业同盟（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缔结条约，规定双方几乎对一切货物均予免税。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这就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障碍，建立起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结条约合并，这就产生了德意志统一史和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个1834年元旦生效的关税同盟，开始时包括18个邦，占德意志兰3/4国土，有居民2300万，对其他中小邦有巨大的吸引力。普鲁士前财政大臣莫茨（Friedrich von Motz，1775—1830）在1829年就曾指出，关税的统一必当导致各邦政治制度的统一。但对李斯特这位统一的先驱者来说，却在德意志联邦长期遭受迫害。1837年李斯特被迫去职（美驻莱比锡领事），作为“作家”过着贫困的生活。1846年自杀。

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是继歌德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19世纪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海涅出生于杜塞尔多夫一个贫穷的犹太商人家庭，早年曾按双亲的意愿在叔父处学习经商，没有成功。1819年进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同时旁听浪漫主义大师奥古斯特·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7）的文学课。1820年进格廷根大学，五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821年海涅在柏林认识了浪漫派诗人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霍夫曼（Ernst Theodor Hoffmann，1776—1822）和剧作家格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在创作上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海涅基本上是吃浪漫主义的奶汁长大的，但是他却冲破了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保守框架，把浪漫主义引上一条进步的道路。

亨利希·海涅和妻子玛蒂尔德，1851年

所谓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一股向古典主义传统挑战和对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现实不满的思潮。它代表了这样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像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在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英法等国，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人心中对于现实及一切社会压迫的反抗意识的运动，而在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德意志兰，浪漫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乃是对人类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的扼杀，并在自身的幻想世界里寻求心灵的避难所。德意志的浪漫主义除具备一般浪漫主义的共同特点如放纵恣意，好奇尚美，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之外，还有以下特点：1.主张文学承担一切艺术的功能；2.采取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攻击一切“文化上的门外汉”和“审美上的低能儿”；3.反对追溯希腊罗马，强调发掘民间文学，鼓吹精神和自然相一致；4.以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为生活和创作的基础。而这最后一点，就使德意志浪漫主义同中世纪的精神密不可分了。施勒格尔兄弟、瓦肯罗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798）、梯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文学和精神领域，开创了这个独特的运动，被称为普鲁士浪漫派。作为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逆反，普鲁士浪漫派在精神上玩弄死亡，赞美黑夜，在文学作品中提倡朦胧、模糊、昏暗、幽深，渴望无可挽回而正在消失的事物。与此同时或稍后，还有一批散居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浪漫派：以阿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和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为代表的海得贝格大学派，重视创作和民间文学遗产，语言简朴通俗，没有神秘的观念和离奇的术语；以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和夏米索为代表的北方派以及以乌兰（Ludwig Uhland，1787—1862）和豪夫（W. Hauff）为代表的南方派（士瓦本派）。在整个浪漫派中，克莱斯特的戏剧和小说，乌兰的抒情诗可以说已达到他们所追求的艺术的顶峰，而且具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如果说，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政治上是面向过去，站在德意志民族至上的立场上反抗异族统治，对抗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精神和改革，并在复辟时代寄希望于封建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采取一条逃避现实，粉饰太平之途，那么它在文化艺术上却有不可抹煞的贡献：发掘和整理了民间文学遗产；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发展了作家对于自然美的感情；给学院式德语注入民间语言的新血液；通过翻译和介绍其他民族的文学宝藏，扩大世界文学的视野。正是在这些方面，浪漫派弥补了古典作家的不足。在整个复辟时代，德意志浪漫主义占据了思想－精神－文化舞台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以海涅为代表的积极的浪漫主义。

海涅首先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德意志文坛的。1827年发表的《诗歌集》是其代表作。这部包括《青年的苦恼》、《抒情插曲》、《归乡》和《北海》等组诗的歌集，主要局限于对自然和爱情的描写，优美动人，清新自然，富有音乐性和民歌风味，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乘着歌声的翅膀》、《在美妙的五月》、《罗累莱》等早就成为脍炙人口的歌曲。海涅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境时，丝毫没有采用晦涩的语言、神秘的梦幻和虚无缥缈的情感。他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旅行札记》是海涅早期创作中另一部重要作品，第一章《哈尔茨山游记》发表于1826年，是海涅从格廷根出发到哈尔茨山之顶，一路游历的随想。作者用抒情和政论结合的手法，把人的主观感想和情感同客观的现实融合一体，以讽刺、幽默而活泼的笔调，一方面对德意志兰的分裂和落后加以猛烈的抨击，对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狭作淋漓尽致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标志着海涅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之路。其他几章游记中，海涅歌颂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解放作用，揭露专制主义、贵族、天主教会的反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同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海涅在德意志联邦和普鲁士经常遭到诬陷和迫害。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海涅满怀热情写下了《我是剑，我是火焰》一诗，表达了对革命的支持和向往之情。翌年海涅以《奥格斯堡总汇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巴黎，此后便侨居法国直至去世。海涅30年代起开始政论文的写作。1833年的《论浪漫派》和1834年的《论德意志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可称佳作。前者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点，有时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有时嬉笑怒骂，咄咄逼人，在一些文思泉涌的奇思妙想中，批判了德意志浪漫主义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缅怀中古、逃避现实是违背时代精神和莱辛、歌德古典主义的进步传统的，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海涅试图通过这部作品，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意志文坛的统治地位。后者是海涅从宗教、哲学方面向法国人民介绍德意志文化和著作。他褒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创了德意志史发展的新时代；康德哲学掀起巨大精神批判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海涅是看到德意志古典哲学革命意义的第一人。在这个时期，海涅的思想逐渐向自由民主主义靠拢。40年代汇编成集的巴黎通讯《卢台奇亚》是报道当时法国的政治、文化和人民生活状况的，并以他特有的犀利的笔触，以对照的方式，对德意志普鲁士的专制政体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抨击。因此，德意志联邦议会在1835年就禁止海涅的作品在德意志联邦出版，40年代海涅还遭到普鲁士内政部通缉的威胁。海涅却在通向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海涅最优秀的政治诗产生于40年代。1843—1844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对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巨大的影响。海涅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也加深了认识。许多诗歌已突破个人抒情的局限性，而能紧密与当时德意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吹响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角，如著名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等着吧》、《1648—1793—？？？》等。

《德意志兰，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政治诗中最杰出的作品，这是海涅在1843年返回阔别十三年之久的祖国后写就的，全诗共27章。海涅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运用讽刺、譬喻、幻想、传说、对话等手法，逐章地对德意志的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复辟反动、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资产阶级激进派狭隘的民族主义、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愚昧虚伪的宗教，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嘲笑。海涅一开头就斥责德意志消极浪漫派所唱的麻痹人民的绝望曲调，提出要高唱一支崭新的歌，要激励人民在祖国大地上建立拥有面包、玫瑰、美和欢乐的天国。海涅还把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专制政体比作一只凶残丑恶的大鹰，把德意志联邦36个封建邦国^〔7〕比作36个粪坑，予以猛烈的鞭笞，指出国家的统一只有用暴力才能获得。海涅用长诗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分裂和落后的抱憾和对祖国统一和进步的渴望。

海涅最后的十年是患病卧床的十年，眼疾和四肢瘫痪使他不能接触社会现实，但仍写出优美动人的爱情诗篇《罗曼采罗》（1851），还写下激动人心的政治诗，表达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和对封建制度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