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莱茵文明”与“统一和自由运动”

所谓“莱茵文明”，指的是莱茵兰的现代工业文明，它在德意志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起着主导作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1815年后莱茵兰最最发达地区（莱茵河左岸地区和右岸地区）归于普鲁士，成为普鲁士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该地区由于受到拿破仑法国统治达二十年之久，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得相当彻底。拿破仑军队的占领及大陆封锁政策又使该地区在公路运输、制铁工业及纺织业等方面迅速发展。随后鲁尔矿区也得到了开发。莱茵兰是全德最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地区，克虏伯公司的成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1787—1826）在莱茵兰的埃森建立了一座小炼铁炉，到他的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接班时，炼铁厂兴旺起来。小克虏伯不仅认真学习科技，掌握多种外语，而且还能及时了解信息和联合同类厂家共同生产合作。1846年时已雇佣140名工人。克虏伯公司是依靠铁路建造和军火订单发展成庞大的重工业联合企业的。到30年代莱茵兰的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等重工业行业开始工业革命时，莱茵兰不仅成为普鲁士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全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种要求自由主义发展工商业的“莱茵文明”也随之产生。

现代工业的发达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随着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不断地接受英法等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思想，莱茵资产阶级热切希望宪法和代议制机构的出现。他们开始要求直接参与政府的立法、行政、财政等方面的决策，成为普鲁士及全德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40年代正式形成了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达维德·汉塞曼和鲁道夫·康普豪森，可视为是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人物。

汉塞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出生于汉堡附近一个路德教牧师家庭，少年时就学经商，靠经营纺织业起家。1838年任亚琛商会主席。1837年任莱茵铁路公司副主席（实际领导人），1851年建立德意志兰最大的银行——贴现银行，成为普鲁士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政治上属温和的自由主义派。1833年发表文章抨击普鲁士官僚专制主义，要求实行以法国、比利时为样板的君主立宪政体，逐渐成为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真正领导人。汉塞曼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中唯一主张通过大德意志道路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即主张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兰。1840年支持东普鲁士省议会所提出的立宪要求，还专门上书普王，请求实施宪法，召开全国性议会，并承认该议会享有一般资产阶级议会的权限。1843年汉塞曼当选莱茵省议会副议员，1847年参加普鲁士联合省议会。他的名言是：谁最有钱，谁统治国家。

康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1803—1890）出生于亚琛附近的一个新教商人家庭，1830年在科隆成立康普豪森兄弟商行，1840年与一家银号联营，成为辉煌的成功者。1839年任科隆商会主席，1843年当选莱茵省议会议员。1847年成为普鲁士联合省议会议员，成为莱茵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人。政治观点比较保守，对王朝和政府的态度温和。他主张必须使普鲁士不受破坏地从君主专制国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国家，因而反对革命和民主派。在统一问题上坚持小德意志道路，即排除奥地利，由普鲁士领导统一德意志兰。

40年代，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纲领开始形成。其基本要点是：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人民享受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和权利；由普鲁士领导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842年元旦，《莱茵报》创刊，标志着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已结成巩固的政治集团。

“莱茵文明”的出现以及莱茵工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诞生，是普鲁士经济及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由于40年代全德还只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这就是莱茵工商业资产阶级，所以“莱茵文明”和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就成为全德“统一和自由”运动的主力和带头羊。

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运动，从政治上看，1817—1819年的大学生运动可算是“开端”；而30年代出现的具有地区意义的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运动，例如1832年5月的汉巴哈大会和1833年的法兰克福起义，以及1837年著名的“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把“统一和自由”运动推向全德。汉巴哈大会是反对内外反动势力和要求民族统一的一次强大的示威。参加者有来自德意志所有地区和几乎一切居民阶层中的三万多人。在法兰克福的起义中，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大学生冲击法兰克福警察哨所和守卫，进而企图推翻德意志联邦议会，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可是失败了。在黑森王国由诗人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领导的秘密组织“人权社”影响巨大，它提出“给茅屋以和平，对宫廷以战争”的口号，大力争取市民特别是农民进行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斗争。而格廷根大学的七位著名教授：历史学家达尔曼，盖维努斯（Georg Gervinus）和国家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W.E.Albrecht），东方学家埃瓦尔德（H. von Ewald），以《格林童话》闻名于世的语言学家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物理学家韦伯（W. E. Weber）在1837年11月18日发表声明，抗议汉诺威国王取消1833年的自由主义宪法。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书被他们的900名学生制成副本，散发到全德，引起强烈反响。“七君子”反对君主专制的行动有力促进了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

“哥廷根七君子”

梅特涅和各邦诸侯以极为残酷的手段再度把这波统一和自由运动镇压下去。第二次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所谓查究“煽动者”）至法兰克福起义失败后达到高潮。至1838年底，德意志联邦有23个邦对1800多人进行审讯和以“煽动”罪起诉，一些人被判处死刑，一些人被判处监禁。毕希纳被迫逃亡。汉诺威政府宣布开除七教授，并将达尔曼、盖维努斯和雅可布·格林驱逐出境。这些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坚实的运动基础。40年代德意志工业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统一和自由”运动才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基础：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激进的贵族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封建专制的统治和德意志兰的分裂，看成是德意志兰走上现代道路的最大障碍，且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不过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贵族自由派基本上都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只希望通过改革，建立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当1840年6月梅特涅在维也纳举行盛大宴会，欢庆德意志联邦成立二十五周年，封建复辟似已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一个在全德范围内、全民族范围内的“统一和自由”运动新浪潮形成，1841—1842年走向高潮，一直持续到1848年革命的爆发。

运动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展的普鲁士发生。1840年即普王位的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elhelm Ⅳ.，1840—1861在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人物，他不喜欢他父亲那已“僵化了”的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体制，他不喜欢的原因并非是那套制度太反动，而是“太革命化”了。但自由资产阶级却误以为新王能开创一个“新纪元”，并在“统一”问题上作出一点积极的姿态，因而对他寄以厚望。他们期待新国王实施一种“和平的革命”，期待在这种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国王联盟将会取得政治权力。直到发觉这个新国王完全同情封建贵族，对资产阶级的利益毫无了解，而且在内外政策上紧靠着俄国沙皇和梅特涅时，自由资产阶级这才开始进行反对现有制度的公开运动。东普鲁士贵族自由派和资产阶级反对派是运动的最先推动力量。以省长冯·舍恩（Heinrich Theodor von Schön，1773—1856）为首的贵族自由派和以医生约翰·雅各比（Johann Jacoby，1805—1877）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吁请新国王实施1815年允诺的宪法，召开全国议会。1841年雅各比在自己印发的传单《四个问题，一个东普鲁士人的回答》中不仅指出实施宪法是人民应有的权利，而且向人民呼吁，为争取宪法而斗争。雅各比要求的不是等级议会，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冯·舍恩和雅各比的行动得到全德各邦人民的支持。但新国王在自由和立宪问题上死活不予考虑。联邦议会根据普鲁士提议，禁止雅各比文章流传。雅各比本人被控犯有叛国欺君罪，被省法院判处两年半监禁，但被柏林高等法院院长格罗尔曼驳回，宣告作者无罪。格罗尔曼因此被免职。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地相继形成反对派集团：柯尼斯贝格以冯·舍恩为中心的贵族自由派；《柯尼斯贝格哈同报》发展成以雅各比为首的资产阶级急进派机关报；柏林的“自由”集团和青年黑格尔派；莱比锡以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1807—1848）为中心的自由派；布勒斯劳的自由派。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支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反对派运动在莱茵兰。40年代初莱茵兰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正式提出了“统一和自由”的政治纲领，并准备在1847年召开的“联合省议会”上公开亮相。

从普王方面说，他面临这种政治压力，特别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想方设法应付。他终于想出将普鲁士王国八个省的省等级议会的常务委员召集一起，在柏林召开联合的省议会，名义上是要履行关于立宪的诺言，实际上是企图制造一种“专制主义的摇钱树”。这个联合的省议会只存在于1847年4月11日到1847年6月26日这段时间，按国王的意见，这个议会只能同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只能对立法起咨询作用，他“决不会让君臣之间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关系。”自由派占多数的联合的省议会，要求国王首先保证将立宪，然后才同意新的债款，他们通过汉塞曼对国王的如意算盘作了答复：在涉及钱的问题上是不能讲客气和谦让的。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解散联合的省议会。自由资产阶级就满怀伤感地离开了普鲁士君主政体。

“统一和自由”运动在全德扩展开来。1845—1847年整个社会生活是以市民会议和人民集会参与政治活动为标志的。运动愈扩展，民主性质就愈明显。大资产阶级开始疏远人民集会。雅各比却引人注目地转向民主派方面，公开宣称，现在一切希望在于对劳动阶级作政治动员。1847年德意志革命形势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