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

拿破仑战争，严格意义上应从1799年算起，那年拿破仑当上法国的第一执政。但革命法国同封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在1792年就开始了。1793年2月有奥普参加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普鲁士在1795年4月同法国秘密会谈后单独缔结巴塞尔和约，退出联盟，“保持中立”。普鲁士在和约中同意法国占领德意志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国则“保证”在莱茵河右岸地区给普鲁士以“补偿”。同年普鲁士伙同俄奥第三次瓜分波兰，吞并了包括华沙在内的大片波兰领土。普鲁士虽然退出战争，但革命法国同封建欧洲的战争仍在继续。1796年起法军青年将领拿破仑·波拿巴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他在打败奥军的一系列光辉胜利后，迫使奥地利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10），规定奥地利放弃所属的尼德兰和伦巴底，并像两年前的普鲁士那样，在一项秘密附带条款中奥地利同意把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割让给法国，只要它能得到补偿。第一次反法联盟就此告终。

拿破仑从法国传统的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及当时的形势出发，把奥地利视作集中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他努力扶持由德意志其他中小邦组成的所谓“第三德意志兰”，对抗奥普两大邦。对普鲁士则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略，让普鲁士在北德暂时中立着。德意志领土的剧变发生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终结之后。1801年2月奥地利被迫与法国签订了吕内微尔和约，德意志帝国皇帝最终放弃了莱茵河左岸地区，放弃了比利时和列日，成为法国统治区。和约中规定的对从莱茵河左岸地区赶出的德意志世俗诸侯的补偿问题，导致帝国领土的重新分配和改变帝国宪法。为了澄清这些问题，在累根斯堡召开了一个全帝国代表团会议。会议在法国的影响下，决定帝国的命运。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黑森－卡塞尔和德意志骑士团代表诸侯邦，美茵茨、波希米亚、勃兰登堡、萨克森代表选侯会议参加会议，并于1803年2月25日通过了《全帝国代表团会议主决议》。主决议规定取消帝国内部112个邦，并以小邦并入大邦的方式使德意志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绝大部分教会诸侯邦教产还俗；45个帝国直辖市及1500个帝国骑士领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被置于世俗邦君之下；汉堡、不来梅等6个城市获得独立。巴伐利亚、符腾姆贝格、巴登等中等世俗邦获益最多。奥地利的情况很不尽如人意。普鲁士虽然吐出汉诺威，却获得巨大补偿。它在西北德的地位大为加强。这种领土补偿和归并使德意志帝国政治分裂、小邦割据局面大为改善，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科隆选侯和特利尔选侯被废黜，符腾姆贝格、巴登、黑森－卡塞尔和萨尔茨堡上升为选侯，帝国议会中出现四个天主教选侯对六个新教选侯的新局面。教产还俗无疑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受到重大打击。这些事件都大为削弱德意志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寿终正寝发生在1806年。有两件大事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终结，其一是《普莱斯堡和约》的签订。1805年10月作为第三次反法联盟主力的奥军在乌尔姆败北，首府维也纳失陷，皇帝落荒而逃。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获得辉煌胜利后迫使奥地利签署了该和约。和约把奥地利势力完全排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兰，奥地利急剧衰落。其二是“莱茵联邦”的建立。1806年7月，西、南德16个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议定书，宣布成立“莱茵联邦”，承认拿破仑为其保护人，有任命联邦盟主、首席大主教之权，并可支配联邦军队。8月份“莱茵联邦”向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声明脱离德意志帝国，这就意味着存在了近850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还在1804年就为自己增添了“奥地利皇帝”新头衔的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Ⅱ，1792—1806在位），在8月6日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这只是完成了一个仪式而已。

下一个就轮到了普鲁士。十年中立后普鲁士想当德意志兰霸主的意图日益明显；而随着奥地利的军事失败，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政策也发生转变。拿破仑力图迫使普鲁士参加反英联盟，反对普鲁士建立北德联邦的霸权意图，导致普鲁士倒向反法联盟。1806年9月，普鲁士参加了英俄普组成的第四次反法联盟，10月战争爆发。

普鲁士的政策得不到德意志民族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流传下来的线式战术早已过时。10月10日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萨尔费尔德被击溃。10月14日的耶拿会战，几小时内普鲁士军即被彻底击溃。与此同时普军主力一部在奥埃尔施塔特同法军展开激战，普军总司令重伤殒命，普军溃不成军，在营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97—1840在位）随同败军仓皇东逃。一些重要要塞接二连三向法军投降。法军占领了柏林。10月28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勃兰登堡门—普鲁士的凯旋门—进入柏林，受到柏林市民的沿途欢迎。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普鲁士军事惨败已成定局。

1806年10月28日拿破仑通过勃兰登堡门进入柏林

1807年6月俄普联军在弗里德兰战役中被法国打败。7月7日拿破仑同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沙皇承认拿破仑的所有占领，实际上是双方达成一种欧洲势力范围的瓜分：以易北河为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一世。两天后被拿破仑打垮又被俄国同盟者背弃的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在提尔西特和约上签字。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即失去了一半以上国土，其中大部分被划入新成立的由拿破仑幼弟热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普鲁士在第二、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获的绝大部分地区组成华沙大公国，由拿破仑的附庸萨克森国王兼任大公。但泽成为受法国保护的共和国。普鲁士剩下的领土变得支离破碎，难以防守，人口从1000万骤减到493万，军队被裁减到4万。另外和约还责成普鲁士承担反英义务，参加大陆封锁体系。7月12日在柯尼斯贝格签署的补充协定规定普鲁士必须支付法国1.5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在赔款未付清前领土由法军驻扎。这样，普鲁士失去了独立和强国地位，沦落为受异族占领的无权小国，陷入全面崩溃境地。直到这时，被赶到德俄边境的普王和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在此民族存亡关头，普鲁士的一些自由主义贵族，寻求社会改革之路，以求复兴和独立。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促成了德意志民族反对异族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

显然，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启蒙”下形成和出现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贵族，像施泰茵、哈登贝格、洪堡兄弟、沙恩霍尔斯特、格奈森瑙、博于恩、克劳塞维茨等，他们从德意志兰的四面八方来到了普鲁士，把普鲁士当成是民族复兴和民族统一的唯一基地，力主通过改革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他们虽然贵族出身，却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新时代政治经济观念。他们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汲取造成英国或法国团结和强大的革命思想，以加强自己的国家。另一部分来自德意志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以及一些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像费希特、雅恩神甫、施莱埃尔马赫尔、诺瓦利斯、格雷斯等，他们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激发德意志人的爱国心，促使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大多追求的理想是恢复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始终敌视民主共和的思想感情。他们大多代表保守的政治民族主义。

施泰茵（Heinrich Friedrich von und zu Stein，1757—1831）男爵出身西部拿骚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帝国骑士家庭，自幼受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16岁进入汉诺威邦的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思想深感兴趣。1780年到普鲁士国家机关任职，1784年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务局长。不久去英国考察，仰慕英国宪政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1796年起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柏林手工工场部部长、威悉河以西普鲁士领地军事兼产业大臣，1804年出任普鲁士税务、贸易和厂矿大臣。施泰茵广泛了解到普鲁士诸领地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也作了许多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并同市民资产阶级人士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往，认识到限制贵族特权、吸收市民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立法和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施泰茵并不赞同法国暴烈的革命精神，总是用英国的传统主义和渐进主义与之对抗，但他希望德意志兰取得法国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德意志各族人民的道德和物质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新生。他提出了他的德意志式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与宗教和人道相联系的、为财产和教育所保证的、包含在国家法律之中的自由；所有市民在思想上行动上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全社会所有等级对普鲁士革新负有同等义务的平等；打破各邦割据的分裂状态，凝聚普鲁士及全德人的道德、知识和才干，团结一致反抗异族统治的博爱。这样，施泰茵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民族统一及社会改革的内容和时代意义。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推进和普鲁士的溃败，施泰茵深感改革的迫切性。当1807年初普王要任命他为外交大臣时，在施泰茵周围已形成一个改革集团或改革班子，团结了大批改革派精英。在他的改革政治纲领《拿骚备忘录》中，他反对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专制，赞成启蒙主义者的自由要求，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富裕的城市有产者，富裕的农村有产者，有机会有能力的人均应致力于国家事务。他特别指出，是法国革命激发出了创造力，我们只有靠普遍发扬这种同样的精神才能推翻拿破仑。

作为施泰茵改革继承人的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12），其政治思想基本植根于开明专制的观念，较施泰茵为保守，但在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态度上，又较施泰茵为宽容。这位出身于汉诺威贵族家庭的改革家很早就步入政界，以追求名利和圆滑世故著称。1793年开始担任普鲁士官员，1795年作为普鲁士代表在巴塞尔和约上签字。1804年起担任外交大臣，1807年1月担任政府首席大臣，直到提尔西特和约签订，被拿破仑所免职。他虽痛恨法国的占领，但对法国革命思想促成法国的团结和强大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鼓吹将“法国革命思想运用到普鲁士”，同时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度。1807年9月，他写下《里加备忘录》，也属普鲁士改革的施政纲领，涉及一切国事活动的主要领域。哈登贝格很想在现存的普鲁士社会和新兴的法兰西国家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于普鲁士的专制王权中，对现有社会不是着眼于自下而上的摧毁，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改革，创立自己非暴力的革命原则，摆脱过时的封建桎梏，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旗帜。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出身于波茨坦的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1802—1808年担任普鲁士驻教皇国使节。洪堡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接受而且传播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却强烈反对拿破仑的占领。他希望用教育来拯救国民的灵魂，通过学校教育改革来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素质和爱国觉悟。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不仅是传授全面的知识，而且要按每个学生的个性开发其各方面的潜能；学校教育必须不受政治的干预，但却需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为国家带来强盛和繁荣。1809年3月，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开始推行教育改革。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辩证唯心主义知识学的创立者。这位出身于萨克森乡村纺织工家庭的穷学生，18岁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翌年转学至莱比锡，毕业后做过家庭教师。青年费希特十分迷恋康德哲学并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1794年费希特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后又任爱尔朗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1810年任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是一种行动哲学，它从绝对自我的创造功能中演绎出了精神的力量。他反复强调自由、民主和人权，公开抨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要求人们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想。他虽然同康德一样把自由看成是最高的原则，但他并不认为道德仅仅在于美好的愿望，而认为美好的愿望必须表现在行动之中：“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费希特把行动当作人类生存的目的，这就使他的哲学在德意志现实政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1806年拿破仑军队占领柏林期间，费希特在柏林科学研究院星期日讲座上对德意志人民连续发表了十多次演讲，演讲的主旨就是要用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费希特要求德意志民族奋起摆脱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腐朽状态，把捍卫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号召德意志人民不分贵贱贫富，团结一致，接受“熊熊的爱国主义烈火”的铸炼，反抗拿破仑入侵，恢复国家独立。费希特的演讲十分强调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性。他的演讲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号召，深深地激励陷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当时的德意志社会来说是急需的，也是进步的，它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色彩或性质。当然，费希特的国家观是强权国家观，这种国家观为日后普鲁士及德意志统治者的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

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埃尔马赫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政论家约瑟夫·冯·哥雷斯（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哲学的早期代表。施莱埃尔马赫尔出身于布勒斯劳的虔敬派家庭，中学在教会的兄弟会学校受教育，1787—1790年在哈勒大学学习哲学、神学和古代语言，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1796年成为柏林三一教堂的布道士，在这里同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和法国大革命精神发生激烈冲突，发展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感性原则。在他稍后任哈勒大学神学教授和大学布道士期间（1804—1806），以及任柏林大学第一位神学系主任期间（1810起），致力于在自己同胞中树立起抗拒外国人的民族意识，因而被喻为“路德时代以来德意志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布道士”。他像军队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在布道坛上作战：他对开拔前的军队作了布道史上最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布道。施莱埃尔马赫尔还创造了一种国民教育理论，目的是要把已成为德意志民族遗产一部分的价值标准和精神传给后代，将共和的精神灌输到国民中去。在这方面他同威廉·冯·洪堡一样，认为首先必须依靠教育和道德复兴来为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道路。显然施莱埃尔马赫尔的浪漫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具有一种狭隘性和保守性（反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革命精神），对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前途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哥雷斯则是由青年时代的雅各宾主义的信徒转变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这位生在中南德科布伦茨的学者，1806—1808年跑到海得贝格大学当预备教授，并合作创办浪漫主义的《移民报》和撰写论文集《德意志国民图书》，作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激情宣传。他不仅从文学和历史角度揭示德意志民族精神，而且还发表了题为《论德意志兰的衰落及其新生的条件》的政治论文，提出了德意志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权利问题。他在《莱茵商业之神》报上大力传播民族精神和德意志统一精神，对德意志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