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还纯粹属于文化领域，尚未转入民族主义的范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震动，才加速这种趋势的发展。首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关心政治，有了政治觉悟，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如果说启蒙运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如今便把民族和国家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世俗对象，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恰恰造成了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法国革命给德意志兰以政治“启蒙”，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正是诞生于欢呼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斗争最先使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开明政治领袖痛感到必须有某种统一。

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开始时几乎一致欢呼法国大革命。所有德意志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歌德，赫尔德尔，贺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欢呼封建专制大厦的垮台。歌德在其诗作《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回忆当时的欢庆情景：“谁能否认，当朝阳放射出第一道光芒时，当人们听到人人权利平等、鼓舞人心的自由和令人赞美的平等时，他们是如此的情绪高涨、心花怒放和精神振奋。”年迈的克洛卜斯托克赞美说：“我要用一百个声音来欢呼高卢的自由。”年轻的哲学家、当时还在杜宾根神学寄宿学校当学生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以及耶拿大学神学院的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特别热情地祝贺法国大革命。黑格尔在十年后还把法国革命比作“旭日东升”。法国革命的理想也反映在天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作品中。贝多芬的伟大音乐创作渗透着法国革命的精神。

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精英人物，无疑是当时德意志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激动地为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欢呼，他们用语言和作品从根本上促使分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还只限于理论和精神范畴，他们在提出革命理论之后并未继之以革命行动。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就对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和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取敌视态度。对应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德意志古典主义，^〔4〕正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理性过渡。德意志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是歌德，哲学方面是黑格尔，音乐方面是贝多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德意志式的自由、平等和“和谐”的社会。

歌德是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方法的。他所期望的人类未来是顺序渐进式的变化，一切似应顺乎自然。他既不赞同专制主义统治，也不赞同法国的暴力专政。这种“骑墙”立场反映出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同贵族社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歌德虽然坚持文学的“世界主义”和“自然主义”，但却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德意志古典文学实际上力求在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创造一种保有贵族痕迹的市民资产阶级和谐的生活理想。这也正是歌德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功绩。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塔索》（1790）、《列那狐》（1794）、《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亲和力》（1809）和《威廉·迈斯特》（1794—1796，1821—1829）等，都热情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怀。而歌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浮士德》（1806—1831），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涉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但我以为他主要表现的还是古典主义的精神主张。《浮士德》这部伟大作品，交错着现实与虚无，前进与倒退，勇于创造与阻碍创造，追求真理者与谬理者魔鬼相争相合的矛盾，突显浮士德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步精神，反映德意志民族的追求和非暴力的道路。

歌德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德意志民族才得以享有世界近代文明民族的荣誉。歌德逝世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哲学家尼采还这样说：“歌德，不仅是一个善良和伟大的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意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

古典主义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是黑格尔。他把由康德开创的德意志古典哲学发展到了顶峰。他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的形式。黑格尔生于符腾姆贝格邦斯图加特城的一个绅士家庭，1788年入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耶拿大学的讲师及教授，纽伦堡中学的哲学教师和校长，以及海得贝格大学教授。直到1818年受普鲁士政府重金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后任校长）止，他的青壮年时代都处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的直接影响之下，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兰和德意志各族人民应当走向何方，就成为黑格尔哲学创造中的主要课题，而且是放在“世界图象”中予以考察。黑格尔的哲学－政治观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青年时期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博爱，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欢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同歌德一样，他对法国雅各宾派所采取的革命恐怖行动持批判态度。拿破仑战争时期，黑格尔明显地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提出“国家至上”，“人民与贵族阶级相联合”的口号，认为君主立宪制是现代国家的典范。这些观点和主张在1815年欧洲封建复辟时代就演变成保守的普鲁士国家官方哲学。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如《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都曲折地表达或反映他的这种主张的变化。

黑格尔哲学总体可分三大部分，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与其哲学的核心——“绝对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相适应。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在逻辑阶段表现为“纯粹的观念或范畴的发展”，研究的对象便是纯粹观念的运动，观念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自然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中诸观念的科学。按照自然内在本质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把自然科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及有机学三大块，提出了：物质与运动、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割，光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电和磁可以互相转化，生命是辩证法在自然界的充分体现，生命的活动在于加速自己的死亡等一系列合理思想；作为绝对精神发展最后阶段的精神哲学，则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观念的科学。黑格尔按“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展开阐述。“主观精神”是指尚体现于道德风俗和社会制度中的精神，而“客观精神”则是指主观精神的外部发现，是黑格尔整个精神哲学的中心环节。这种客观精神表现在人类历史中就是世界精神，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民族精神。世界精神的文明发展到普鲁士国家就达到了高峰。黑格尔声称，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好体现。这里所谓的绝对精神乃是指主客观精神的统一，被黑格尔看成是世界的本质，并被认为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出现之前，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和处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

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的立场上对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元论，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对形而上学，站在可知论的立场上对不可知论，进行深入的批判。黑格尔汲取了德意志古典哲学先辈们（康德、谢林、费希特等）哲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构成了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发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思辨哲学就是展示辩证法的哲学。

但是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却“是倒立着的”（马克思语）。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绝对精神”的矛盾进展及其规律性的展现，辩证运动的历程正是“绝对精神”的自身设定、分裂而又自身复归的历程。它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欲调和世上的各种矛盾。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陷入本末倒置、矛盾妥协的境地，多半是反映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思想上向往革命而行动上安于现状的特性，以及反映德意志民族文化主义的特性。黑格尔哲学虽然提倡和颂扬世界主义，发展为当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但却完全是德意志的，是以德意志兰为舞台的文化民族主义。

贝多芬

贝多芬则把德意志古典音乐推向世界的顶峰。贝多芬生于莱茵河畔波恩的一个清贫的音乐之家，童年几乎没有受过系统正规教育，11岁就开始在剧院乐队演奏，13岁已成为风琴师并发表了三首奏鸣曲。17岁时被送到维也纳学习，见到了音乐大师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莫扎特惊异于他的钢琴演奏，准备给予更多的指导，但恰逢贝多芬母亲去世，便终止学习返乡。法国大革命前夕，贝多芬入波恩大学旁听文学课，受激进的“启蒙文学”的影响甚深，而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使他一生的音乐创作，都贯穿对自由、平等、博爱、欢乐和人道主义的歌颂。1792年底，当奥、普联军对革命法国进行干涉战争，战火殃及波恩，贝多芬再次被送到维也纳，这时莫扎特已去世，贝多芬就师从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和阿尔布雷希特斯贝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等，1795年贝多芬开始以卓越的钢琴演奏家和音乐家活跃在维也纳的音乐舞台上。莫扎特和海顿都应被看成是德意志古典音乐的开创性人物，^〔5〕但贝多芬这一时期创作的奏鸣曲、协奏曲以及第一交响曲等作品，除形式上尚存有海顿和莫扎特等先辈的痕迹，作品的取材上已别具新意，他的音乐创作不久就完全突破前人的模式，超越了他的先辈，并使德意志古典音乐享有更大的世界声誉。

贝多芬音乐创造的鲜明特点是具有时代精神。他的作品旋律既热情奔放、铿锵有力，又富有自然色彩和田园韵味，内中渗透着反对诸侯专制主义和拥护共和主义的战斗精神。他的思想是进步的，他的曲目合着时代的节拍前进。1803年贝多芬写了《第二交响曲》，表明他已从耳聋病魔的可怕打击下恢复过来，振作起来。他以新的姿态和激情投入创作。1804年他创作了雄伟壮丽的《第三交响曲》，这部又名《英雄交响曲》最初是贝多芬题献给拿破仑的，他把拿破仑当成实现人类幸福的英雄来崇拜。但当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时，贝多芬就撕毁了原来的献词，改题为“为纪念一位伟大人物的英雄交响曲”，愤然把拿破仑叫做“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该交响曲完全冲破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创作框框。作品通过大胆的构思、超人的手法和独特的结构设计，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感情水乳交融。1805年写了歌剧《菲德里奥》，充分体现了贝多芬对自由、正义及英雄主义的赞美。1806年创作了充满诗情画意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充满火样激情的《热情奏鸣曲》。1808年写成C小调《第五交响曲》也称《命运交响曲》，是在法国和德意志兰上演得最多的一部交响曲。乐曲起始就出现了著名的主题：与命运作斗争，最后一个乐章则给以一曲巨大的胜利之歌。《命运交响曲》简洁、强烈、富有特色，因而最受听众欢迎。同年创作的《第六交响曲》又叫《田园交响曲》，是贝多芬献给大自然的佳作，也许还寓藏着贝多芬积极的自然本性追求。这类充满浓郁的感情、生活气息和田园诗般秀丽景色的佳作，尚有《月光奏鸣曲》和《第四交响曲》以及《献给远方亲爱的人》（作品98号）等。1815年前后，他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谱写过进行曲。大概从这个时期开始，贝多芬的创作重心已从音乐结构移至对情感的追求上，或者说开始突破古典音乐的那种严谨性，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他对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和德意志兰的封建复辟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终身未娶的他本人也经常处在贫病交加的痛苦之中，但他要大声呐喊，要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兄弟友爱之情，要给人类世界以幸福和欢乐，1823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就是代表作，他把席勒的颂诗《欢乐颂》引入乐章，并用人声大合唱的形式作为交响曲的结尾和高潮。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写道：“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及，在法国大革命启蒙下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中，也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在提出革命理论之后也继之以革命行动的。格奥尔格·福斯特尔（Georg Forster，1754—1794）就是杰出的代表。出生在但泽喀尔文教牧师家庭的福斯特尔，很早就成为德意志有名的旅行学家和自然研究者，著述中已表达了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对德意志封建诸侯专制的深深不满。法国革命爆发前夕，福斯特尔来到民主思想活跃的美茵茨，任选侯图书馆管理员，1790年随同著名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到下莱茵、尼德兰和英国作考察旅行，所撰《下莱茵考察记》中明确表露他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联系到此后不久他在美茵茨所写的哲学和美学文章包括《国家艺术与人类幸福相联》（1794），他已从一个“启蒙运动”的批判拥护者转变为革命的古典人文主义的代表。1792年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采取了革命的行动。他首先反对奥普组成的反法军事同盟及其发动的干涉战争，欢呼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继之而来的法国革命军的胜利。接着福斯特尔按照雅各宾俱乐部的榜样，在美茵茨秘密组织了“德意志自由和平等之友社”，成员约有450名。法国革命军占领了美茵茨后，福斯特尔于1792年10月召开了“莱茵－德意志国民代表大会”，这是德意志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机构，福斯特尔任副议长，实际上的精神领袖，宣布废除一切封建剥削和依附关系。1793年3月，莱茵－德意志国民代表大会宣布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地区为共和国，废除所有贵族和教士的封建特权，并宣布脱离德意志帝国。通常我们把这个共和国称为美茵茨共和国，它是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是福斯特尔的杰作。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大地主，所有的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都被赶跑了，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在共和国宪法基础上按市民－资产阶级的意愿加以改造。美茵茨共和国原本可以成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基石和起点，但当福斯特尔等使共和国日益雅各宾化，特别是宣布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后，实际上就失去了德意志民族广大阶层的支持。德意志的封建势力就用武力于1793年7月摧毁了美茵茨共和国。福斯特尔流亡巴黎，不久去世。

格奥尔格·福斯特尔，美茵茨共和国的奠基人

总起来说，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四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在邻国英国和法国的现代运动强烈影响和推动下的一种回应，主要局限于文化领域；第二，主张精神和物质相分离，因而造成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第三，主张政治和文化相分裂，只从思想和文化上提出反封建专制的要求，而其政治理想多数还是一种民主的王权和开明的专制；第四，存在着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如果没有拿破仑战争的推动，德意志兰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