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王国维的思想独树一帜。在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里，他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潜心学术，他涉猎十分广泛，包括了史学、考古、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等。在这些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

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富民强的理想，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为现代与传统，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和取舍所困扰，并且以此为主线，构成了波澜起伏又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给自己的选择。王国维作为近代思想独树一帜的大学者当然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也深切地感受到“西学东渐”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巨大撞击。但是与那些害怕西学会取代中学而坚持中体西用的保守派不同。他选择融会中西文化之路。

王国维处在东西学大碰撞的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也做了很多工作。他曾受到这样的称赞“ 新旧论学, 不免多偏, 能会其通者, 国维一人而已”。 

王国维在世纪初既积极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王国维较早引进西方哲学的学者,他共翻译哲学理论著作有十八种之多,并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大陆哲学思想的论文。其中最为推崇的当数康德和叔本华。王国维的哲学研究自康德始，康德的先验论、理性主义和超功利等思想对王国维影响很大。由于他的天生忧郁性格和叔本华哲学的悲观主义色彩不谋而合，所以很快王国维又将叔本华因为知己。叔本华哲学的很多观念也被王国维吸纳。同时王国维还受到尼采和休谟等哲学家的影响。

同时王国维也开始对中国哲学传统进行反思批判。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在20世纪前数十年逐步建立起来的,说到该学科的建立,人们自然耳熟能详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起到的奠基作用，然而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王国维在20世纪初，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所进行的开创性工作。

首先, 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学说梳理中国哲学, 实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初步接轨。其次,王国维初步创立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研究范式。再次, 他呼吁以现代学科理论来研究和配置中国哲学。王国维认为,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 我国无纯粹之哲学, 其最完备者, 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 而且中国的哲学是与政治、文学掺杂在一起的。 所以, 王国维首明确厘定了哲学与文学的关系, 并且呼吁人们一定要分清政治与哲学的界限。此外, 王国维还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学科研究中, 从而开创了应用哲学的发展轨迹。他同时也承认, 不能生硬地套搬西方哲学的模式, 因为无论是理论倾向还是概念范畴, 中西哲学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王国维是一位极具哲学素养的大学问家，他的种种努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完善, 特别是学科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进程,。

（一）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 王国维主张超越中西界限,认为在学术上应该坚持学无中西。

王国维认为只要能够解决宇宙人生问题,不管是出于中学, 还是西学, 都值得肯定。他说“ 知力人人之所同有, 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 无论其出于本国, 或出于外国, 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 而慰我怀疑上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 同此人生, 而其观宇宙、人生也, 则各不相同。以其不同之故, 而遂生彼此之见, 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 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 而一面毋以政论之手段, 则庶可有发达之一日” 这里所谓“ 破中外之见” , 就是要求超越中外界限, 举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中西学均可彼此借鉴, 互相推助。在他看来, 学问之事, 本无中西, 不可截然划出壁垒森严之鸿沟。

王国维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首先提出“世界学术”这一独创见解，具有划时代意义。关于何谓“世界学术”，王国维作了明确阐释：“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的“世界学术”概念进一步表明异质文化的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王国维以极大的热忱了解和引进西方文化,他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 这不仅体现了王国维的一种开放、广博的学术心态, 而且也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汇通融合的历史趋势。王国维以其独具的眼光看到了中西学之间的沟通问题, 他认识到一味拒斥西方的学术思想, 将会阻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化; 但如果完全无视传统文化, 则对西学也将因缺乏必要的结合点和移植的土壤而难以立足生根。王国维在自身实践中, 十分注意中西学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在教育研究上, 他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新教育观, 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教育思想, 研究中国近代的教育现状, 并发表大量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可见王国维“学无中西”主张的提出，已经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在当时来看是进入学习西方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历史的进步。                                

（二）王国维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中西文化的相化。

王国维的愿望不仅限于西学的介绍, 而是把目光放在中西文化的“ 相化” 汇合上。他说, 西方文化“ 即令一时输人, 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 决不能保其势力”。可见中西相化之后产生的新文化, 才是王国维真正向往的。

王国维指出进行中西文化相化的前提是, 对双方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特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王国维说“ 我国人之特质, 实际的也, 通俗的也西洋之特质, 思辨的也, 科学的也, 长于抽角而精于分类, 对于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 无往而用综括以及分析之二法, 故言语之多, 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 宁在于实践之方面, 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 至分类之事, 则除迫于实际需要外, 殆不欲穷究之也” 。 应该说, 这一分析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西思维方式之特点, 从而保证了其文化输人过程中相对合理的价值取向。王国维认为, 西方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及其纯粹哲学恰好可以弥补过于实际的中国伦理政治哲学, 使之耦合互助, 相化而行, 健康发展。

王国维并没有因为在哲学上转向西方而完全抛弃中国的哲学传统, 而是表现出对东西方哲学的融会。这首先体现在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并不是全盘承受, 而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和批判。其次,王国维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 而是有所继承甚至强调。从王国维的一生来看，他前期学习和介绍西方哲学, 批判中国传统哲学, 为中国哲学注人了新的生机, 后来的西化派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王国维后期批判西方哲学, 重新回到中国儒家人本主义传统, 这可以被视为后来新儒家的先声。因此, 从总体上看, 王国维在哲学上并非单纯立足于西方或东方, 而是企图将东西方哲学融会起来, 开辟出新的哲学发展方向。

正是从中西“相化”的新文化战略出发, 王国维认为, 大学学生不仅要学习中国哲学,而且要学习西方哲学。他说“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 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 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 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在王国维看来 那种担心“ 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 的主张, 纯属杞人忧天。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化只有通过交流激荡之后, 始知各自的价值优势,始知如何去取长补短, 以推动文化的共同繁荣。因此, 作为未来大学教授, 自当学贯中西,才能为中国的新文化走向指点迷津。王国维认为, 即使是大学经学、国文学的教授, 也不能不要求其具备西学素养, 否则, 是不可能愉快胜任的。

事实上, 王国维关于“哲学是教育学之母” 的阐发以及智德美体四育之建构,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其中西“相化”的文化底色。他引进西学, 无非是为了改造和更新中学, 进而使中西学相融共进于世界新文化之林。

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产生的王国维的思想，放眼世界、结合中西、切合国情、多有创新。大师的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态度都可以供我们今天学习借鉴。

在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极端衰弱，面对西方强大的政治文化冲击，迫使中国学者开始全面反思传统，借鉴西方的现代文明。王国维处在这样的转折时期，成为了一位很具代表性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学者。

王国维的思想，是上世纪初束缚在文化传统之上的神圣“道统”光环消褪之后，以理性智慧和人性之美重建精神家园的一次学术尝试，是其学贯中西的人文学养在学术上的一次厚积薄发的梳理和展示，是其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在学术领域内的挥洒和彰显，也是他以生命深情地拥抱学术而结出的文化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