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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论中，很早就提到了构图的二大要素，即立意与为象。“必先立意，然后章法是也”，立意，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为象，根据构图原理将视觉要素加以安排，形成图像。

构思——立意为象的形象思维过程。如挖掘主题思想、找出情节和细节、推敲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理顺各种关系等。实际上构思与构图、立意与章法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它们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画家对生活感受的理解，要向观者表达清楚就必须借助于形式美的规律进行结构经营；但画家单凭抽象的思维是无法进入创作活动的，构思，起始于对生活的积累和捕捉。构图，是随着构思的感受开始而开始，随着构思的展开而展开；构思则随着构图的进行而不断深化。二者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以达到绘画作品的完美。

构图过程是探索体现创作构思的具体表现形式的过程，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分析、选择和提炼，并用造型、明暗、色彩、线条等形式语言依据一定的构图法则，使主题思想更富有感染力。它是思想、创意和表现的统一体。“所谓‘构图’就是把一个人的思想传递给别人的艺术。”（法·米勒）[注]其中的基础，就是生活。生活的内涵是广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画家置身在生活的海洋里，便会有许多独特的发现。我们要关注生活与情感，生活与创作，生活与视觉，生活与造型，生活与修养，生活与审美，生活与风格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唐代诗人杜甫在《丹青引》中说：“诏谓将军拂绢素，意象惨淡经营中”，引申出了“惨淡经营”这样的概念，经营位置包含了立意为象的构思过程。苏轼在《书蒲永生画后》记载，蜀人孙知微为四川成都大慈寺寿宁院壁作画。开始，他“经营度岁，终不肯下笔”，后来，突然“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这个故事说明“立意”之艰难。南北朝时期的刘勰首先在内容与形式上，提出了“经纬”关系：宗经、正纬、神思、通变、定势、情采、态饰、隐秀等八条创作构思与表现技巧的论点。

从法国19世纪法国画家席里柯《梅杜萨之筏》的创作过程（图7-5），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构思与构图这二者的关系。1816年7月，法国巡洋舰“梅杜萨”号由于舰长刚愎自用，战舰偏离航向，触礁遇难，舰长和高级军官员乘救生船弃舰逃走，剩下的140多名乘客和士兵，乘坐一只临时匆忙捆扎出来的木筏，经过十多天海上漂流，历经暴风恶流的袭击，饥饿无水的煎熬。有的人精神失常而互相杀戮……最后筏上只剩10余人，也已奄奄一息，漂泊到第13天才获救。这个历史事件，深深触动了画家席里柯，他决定表现这一历史事件。他走访了幸存者，请当事人做了一个木筏的模型，还到医院观察濒于死亡的人。他最初的草图描绘的是很多遇难者拥挤在筏上的情景：人们为抢占筏上一席之地相互格斗残杀的场面。第二稿是选择了漂泊在海上的人们互相搀扶呼救的。这一构思表现人们对生的渴望，远比“筏上暴动”能唤起观众对遇难者的同情。画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构思，选择了木筏经过13天海上漂泊之后的凌晨，绝望的人们瞥见天际间有一艘航船，给这群苦苦在海上挣扎的人们带来了生的希望，他们互相搀扶挣扎站立，挥动着手臂和黄色的布巾高呼求救的情景。画家的构思、立意，从此逐渐清晰，并确定表现人们对生的渴望，却又生死未卜的戏剧性矛盾冲突的高场面的立意。最后画家进一步挖掘能揭示主题的人物、细节及形式结构的联系，完成了这一不朽名作。这件作品是浪漫主义的先导，产生出非凡的艺术力量，对德拉克洛瓦等画家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一个苏联画家莫依谢年科创作油画《母亲们，姐妹们》（图7-6、图7-7）的例子。作品表现的是战争结束了，人们在村口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画家在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转入红军骑兵团，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悲欢离合。这些坚实的生活基础给他日后的战争题材创作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战后，画家奔赴农村，亲眼目睹了到处都是寡妇、孩子和荒芜土地的残酷景象，使他内心感到极度震惊，并引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几年中，他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一次次地变换角度，不停地画，先后创作了同一题材的4幅变体画。他用高度概括和稍加夸张的表现手法，揭示出人性的本质，歌颂了人民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同时也是对战争有力的控诉。在我们看来，每一幅作品都很有艺术感染力。

荷兰画家蒙德里安在1908年至1912年四年之中对同一题材的作品《苹果树》（图7-8）进行了反复描绘，造型上和构图上的变化，是我们理解从具象到抽象转化的一个生动例子，体现了画家不断的追求，在构思与构图上的层层升华。这里，选取4幅作品加以说明。

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图7-9）也有横竖不同的变体画。俄国苏里科夫《女贵族莫洛卓娃》（图7-10）更是画了大量的变体稿，他要使画面中的雪橇动起来。列宾的《意外归来》（图7-11），原先画面中的主角是位女性，身份不明确，与后面的完成稿相比显然不同，是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构思、构图可以说是绘画中的一对矛盾，只有经过画家的精心推敲，二者得到统一方能成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