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当代价值
（一）《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根据现有的史料，早在1898年，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书是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的中译本，由胡颐谷翻译）一书中，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1899年，《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由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第121期、123期发表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的《大同学》一书的第一、三两章，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主于资本者也”[6]。1899年5月，上海广学会出版了《大同学》一书，书中再次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7]这几篇文章的发表使中国读者最早接触到了一些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知道了“马克思”这个名字。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的《马尔克Marc》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思想，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观点。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共产党宣言》一书进行介绍，朱执信还翻译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著名的十条制度建议。史学界比较公认的是，在同盟会的会员当中，朱执信是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学说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版物开始明显增多。武昌起义后不久，由江亢虎领导的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党活跃起来。1912年6月2日，该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上，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文中再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文中说：“然则马儿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宣言书》又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8]另外，在辛亥革命以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还有早期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张继、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根据杨天石先生的考证，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受到了日本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等人的影响，早在1903年，幸德秋水就组织起了“平民社”，并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当时，张继、刘师培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采取敌对的态度。他们声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9]1908年1月15日，《天义》报第15卷第一次译载了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英文版序言。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一些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几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而他们当时所阅读的书籍、报刊也大多是由日本早期比较有名的几位马克思主义者如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编著的。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所使用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类的概念，也被一批中国先进的留日知识分子所直接使用，并最终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概念。他们在留学日本期间，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1917年到1920年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这些赴法的勤工俭学人员身处西欧这一社会主义思潮的最初发源地，亲身体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而且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很容易获得，这就为他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和时代的背景。根据李维汉的回忆，大约在1920年的八九月间，“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10]。所有这些工作使李维汉等留法学生逐渐认识到了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造和拯救中国。同样，周恩来在1921年到了法国之后，也充分利用时间广泛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就为他最终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思想界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学说流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作为国外的一种学说流派传入中国，影响并不是太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内介绍马列主义观点的文章和书籍日益增多。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就开始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根据罗章龙的回忆，十月革命后的一两年，他们几个北大的学生开始较多地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者花了很大气力方完成初稿，后者只翻了一半，由于忙于工人运动就搁下了。”[12]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它是一种小型报纸形式的周刊。作为《新青年》的补充，《每周评论》更加关注时事政治，能及时地反映当时社会各个领域中正在进行的斗争，具有较强的战斗力。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的“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北京大学学生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文，该文再一次全部译出了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
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的封面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文中译本的翻译者是陈望道。陈望道读过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1920年春，陈望道因“浙江一师风潮”被迫离开杭州来到上海，应《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的邀请，陈望道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陈望道是依据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译出的。其中，“日文本就是由《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提供，英文本则由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13]。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正式出版，在出版前，该书曾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作了校对。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它的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该书的第一版仅印了千余本，很快就销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和配合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又重印了一次。在不到两个月内，《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说过，有三本书铭刻在了他的心中，建立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4]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成立后，很快就公布了自己的印书计划，计划中确定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在马克思全书的目录中，《共产党宣言》又获重印。后来，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曾经一再重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全文中译本[15]是由我党著名的马克思理论宣传家、教育家华岗同志（1903年—1972年）翻译的，并由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即当时我党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于1930年出版。该译本除了《共产党宣言》本身的内容外，还首次收录了三个德文版的序言，即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另外，该译本还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版中英文对照版的《共产党宣言》文本，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全文中译本是由成仿吾（1897年—1984年）、徐冰（1903年—1972年）合作翻译的，成仿吾负责翻译前半部分，徐冰则负责翻译后半部分，翻译完成后，1938年8月在刚成立的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该译本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前面附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有利于读者们更为直接、更为形象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这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史上尚属首次。这里还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成仿吾同志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德文原版重新将其翻译成了中文本，并在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1943年在延安出版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个全文中译本是由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博古同志（1907年—1946年）翻译完成的，该译本是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而由中共中央决定出版的。1942年，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正式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根据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成仿吾、徐冰的译本进行了校订，并把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首次翻译了过来，1943年，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了博古的译本。博古的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行量最多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948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是由当时在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几位中共同志翻译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和以前的各个版本相比更为全面，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前后后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七篇序言。
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49年由太行新华书店印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特别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事业，1953年，经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正式成立，致力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相继出版面世，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与之相应的是，《共产党宣言》也先后五次被重译，分别是：第一次，1958年译本，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第二次，1964年译本，收录于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1卷；第三次，1978年译本，收录于1978年出版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第四次，1995年译本，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中文2版第1卷；第五次，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版的《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是2009年译本，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第2卷中，这一译本也是我们撰写《〈共产党宣言〉导读》这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本书中所援引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话都是出自该译本。
毫无疑问，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在我国的传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持续发挥着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共有四条：“（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16]同时，纲领中还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不难看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社会革命等内容都与《共产党宣言》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曾倡导过这些思想，但是，由于《共产党宣言》的特殊重要性，绝大多数的读者是在研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17]。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8]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都可以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到理论依据，而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人民大众结成广泛的联盟。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措施都可以看作是对《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诸原则的具体落实。而且《共产党宣言》对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几乎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9]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0]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迪与感召下，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肩负起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重任。
1949年由解放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干部必读”书系中的一种
党中央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曾经多次要求广大共产党员认真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早在1945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要求，这5本著作分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了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广大干部要阅读和学习12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据逄先知同志的叙述，在保存至今的档案中，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胡乔木所写的这12本书的目录前面加上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同志即刻印发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党员干部。[21]建国初期，这12本书一直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备阅读书目。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的重视程度。
（二）《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1997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平装本《共产党宣言》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相继部署实施了党的先进性教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诸多重大的战略，这些学习实践活动本身都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和精神。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22]，党的先进性教育本身就是要通过学习活动的进行使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先进性，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论证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应该首先消灭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实行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制度，无疑都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要求的。虽然《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距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共产党宣言》本身依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藏，可以帮助今天的人们认清国内外的许多复杂的形势和问题。结合着目前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势，这里选取以下两个问题着重谈一谈，以此阐明《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第一，如何认识和评价目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恰好证明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依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为典型的代表了这种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谈到了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问题，并且对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今天所热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认真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全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的扩张进行批判，而是认为它是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古老的民族工业正在被新的工业所慢慢取代，新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往往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而生产的产品也不仅是供本国消费，而是同时销往世界各地，于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为了增加产品的销售渠道，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从客观上加强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也改变了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闭关状态。因此，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4]。这一事实对整个共产主义理论来讲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5]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条件。共产主义不可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长期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只有当各民族同时行动的时候，共产主义才能最终确立起来。世界性交往的产生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结果，因此，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是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和根本性的条件，而由资本的扩张而导致的世界交往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得还不够的时候，整个社会只能是普遍的贫困，而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那时许多腐朽的东西便会死灰复燃，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也无从谈起。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当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候，根本不会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日益紧密的形成恰恰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归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积极的、巨大的变革之后，紧接着指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道理跟封建所有制的崩溃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已经大大超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会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剧烈震荡。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反观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学者研究认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应该是导致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理由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失去了其部分控制能力，包括维系有助于减少不平等问题的福利体系的能力”[26]。实际上，与其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为福利国家的削弱，倒不如说这是资本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也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的全球化及其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
第二，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如此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也是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本身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了。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使自己的精神遭到摧残；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也不属于工人自己拥有，而是被资本家强行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贫穷。因此，异化劳动把工人的自主、自由的活动贬低为一种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8]在铲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会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这时，人们不必担心失去生活资料，因而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而由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活动。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上从事批判，这样一来，社会活动就不会固定化，而每个人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明显地体现了一种价值诉求，它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这种价值诉求却绝不是一种“时代的幻想”[29]，而是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哲学理想，它的实现恰恰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客观规律与价值追求的完满统一，使共产主义理论具有了空前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对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注自然是党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的最新发展。
【本章注释】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3] 参见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6]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页、第29页—第30页。
[7]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8]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9]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10]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第24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12］ 李葆华等：《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13] 王东等：《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4]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15] 对《共产党宣言》的其他各个中译本的介绍，本文参考了杨金海先生的相关研究，参见杨金海：《杨金海论文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9页—第342页。特此说明，以备读者朋友们查考。
[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7] 当然，纲领中所谈到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联合第三国际”的内容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党宣言》，《宣言》写于1848年，当时还没有成立第三国际，连第一国际也是在十几年之后才成立的。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也没有明确地谈到过，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此点有比较明确的论述。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第379页。
[20]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1]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注［2]。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第539页。
[26]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2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9]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术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