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二 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灭亡

二 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灭亡

一提到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名言便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4]很多人相信,这就是马克思看待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历史形态的唯一态度了。其实,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咒骂的话,那么他也就很难超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水平。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到它的合理性,看到它的巨大贡献,然而又绝不仅限于此,而是从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进一步分析出它必然灭亡的原因和历史命运,这才是马克思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地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深刻之处。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25]所谓生产关系,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所发生的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以说,把握好“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对范畴,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关键所在。

(一)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共产党宣言》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最早是从市民中产生出来的。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最初的资产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迅速壮大,进而成为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呢?最根本的原因还应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去寻找,即生产力的发展与封建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条件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这些条件包括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当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等组织——封建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因而必须代之以新的所有制关系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

此处,《共产党宣言》提到了“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两个概念。一般认为,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而生产资料就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组成的,因此,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将社会生产总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大的环节,而生产资料就在最为重要的生产环节当中发挥着作用。所谓的交换手段并不是指产品交换过程中的关系,而应该是指产品交换即流通过程中所可能用到的工具,比如轮船、火车的运行、电报的使用、河流的通航等等,正是这些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扩大了以前的市场规模和交易范围,因而反过来促使资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以便得到更大的产出。不过,不管是生产资料当中生产工具的改进(比如,从手推磨到蒸汽机),还是交换过程当中交换工具的改进(比如从木轮车、马车到轮船、火车),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才提出了如下这一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6]早在1856年时,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该演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27]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马克思对科技发展所有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后果的充分认识,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为根本的力量。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在论述资本主义崛起的时候特别谈到了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新航路的开辟,包括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美洲的发现主要指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历史事件,而绕过非洲的航行则是指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和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西方史学界一般把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中世纪结束、近代史开端的标志,马克思显然早已认识到了新航路的开辟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28]。第二,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此处的东印度即是指今天的印度,这段话说的是近代欧洲诸国对印度、北美洲、南美洲等地区和国家的殖民活动,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枪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就在于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的发展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29]。在描述资本主义产生的现实背景时,马克思主抓了新航路开辟和殖民贸易的开展这两个大端,新航路的开辟为殖民贸易的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殖民贸易则大大推动了西方世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不过,殖民贸易的开展并不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而是充满了刀光血影。“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0]正是由于对殖民地金银财富的掠夺和商品市场的侵占,以及黑奴贸易的大规模进行,才使得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完成。以前那种手工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了,工厂手工业代替了传统的手工作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了,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因此,这里有一个如下所示的推理过程:

新航路的开辟→殖民贸易、世界市场的拓展→商业、航海业、陆路交通的发展→大工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推理,我们不妨结合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31]以英国为例,英国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是由殖民贸易造成的。非洲的奴隶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大陆的种植园之后,经过奴隶们的劳动,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料;反过来,种植园的主人又大量购买英国的纺织成品。另外,英国商人还把他们生产的纺织品倾销到印度、拉丁美洲国家等其他国家当中去。霍布斯鲍姆指出,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了1850年,出口与内销之比已经变为13:8,由此可见,英国棉纺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2]在这样一进一出的过程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之后,资产者才有动力去进行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的革新,以尽量扩大工厂的生产。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近代史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征服和对殖民地的争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33]

那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如何与封建所有制关系产生矛盾的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个等价的命题来替代,那就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如何决定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性质,并引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呢?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34]比如滑膛枪发明之后,军队的战术编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以前在古罗马时代常见的重装步兵团从战场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步履整齐的火枪射击队;当坦克进入军队之后,装甲兵团便成为各国陆军的核心部队,而装甲集群的菱形编队明显地不同于罗马兵团的重装方阵,而骑兵团也相应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表明,如果人们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的革命性作用,生产方式将不得不随之改变。拿封建的或行会的经营方式与工场手工业这两者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分工的方式不同。恩格斯明确指出,行会中存在着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相反的分工:“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行会之间实行。”[35]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生产组织形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结构的不同。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下,工厂往往会实行车间流水作业,而在封建作坊时期,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就能操作一台木质纺纱车。当市民自己操作纺纱车的时候,他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且生产的产品一般情况下都会归自己所有;而在机器大工厂生产的条件下,挤在车间里的工人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每日每时都要受到各级监工和管理者的层层监视,一不小心就会被处罚。显然,生产力发展之后,生产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当今互联网科技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关的网上业务的开展,不仅大大改变了工厂企业的经营运行模式,而且对人们的生活观念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可能会理解得比较形象一些。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在阻碍而不是促进生产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36]。这句话更进一步地点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所有制关系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因此,封建所有制关系必须被摧毁。有一点需要加以注意,马克思在分析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时候所讨论的一般是封建行会制度下的市民阶层的生产,而不是农村当中的生产。在行会制度的约束下,只有成为相关行会的成员才能生产并出售自己制造的产品,而一个人要想获得行会成员的资格,就必须花钱从当地的领主那里去购买成员资格。一旦成为行会的成员后,生产者就可获得相关的行业秘密,而为了避免市场竞争,行会中的手工业生产一般是通过师傅和学徒的形式来维持的,这也就是“行会师傅”一词的由来。这种所有制关系是从保护行会成员的利益的角度着手的,因此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竞争,而限制竞争的结果就是使行会中的生产者故步自封,失去了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这样一来,面对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封建所有制关系下的生产方式显然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了,最终被分工更加合理的、管理更加高效的、自由竞争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所取代。[37]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过程分为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封建主统治下,资产阶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有些地方,资产阶级从封建主那里夺得了最初的自治权,建立了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

第二阶段:在工厂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是君主国家中同贵族相抗衡的势力,而且构成了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

第三阶段: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资产阶级在现代代议制国家中夺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取代封建所有制关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曾经发挥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对资产阶级所发挥的这一积极作用的论述,构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的革命作用

在论述资产阶级曾经起到的积极的、革命的作用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8]紧接着,他们列举了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和火车的行驶、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等许多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段话的说服力显得更加突出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核物理技术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大规模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没有停止的迹象。所有这些都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焕发出了的预言般的魅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了十段的篇幅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分析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社会生活的金钱式的量化”[39]。所谓社会生活的金钱式量化就是指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都变成了买卖和交易的对象,“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40]。到最后,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要由市场或者说金钱来评定自己的真正价值。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的这些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个精炼的概括。基于同样的考察,《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乍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是在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无情与唯利是图,不过,从辩证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强调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它斩断了束缚在人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与各种各样的封建的、宗法的人身束缚相比,资产阶级所带来的纯粹的现金交易毕竟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只有打破这些天然的封建束缚和等级特权羁绊,世界市场才有可能更快地形成,而社会才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毫无疑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封建式的社会关系演变到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的形成。这种联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古老的民族工业正在为新的工业所慢慢取代,新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往往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而生产的产品也不仅是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销往世界各地,于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为了增加产品的销售渠道,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建立联系,这就从客观上加强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也改变了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闭关状态。在精神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进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为公共的财产,比如原本属于地方的文学开始成为全世界的文学。正是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交通的极大便利,资产阶级才利用低廉的商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资本主义的文明当中去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接受资产阶级的文明——大工业生产。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道:“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1]从总体上讲,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缺点,所以我们应该退回到封建农村公社当中去。他们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论述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似有为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作辩护的嫌疑。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辩驳,因为近代西方学者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作出了那么多的尖锐而深刻的控诉,关于这一点,读者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叙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章节就足够了。不过,法国学者麦克尔·勒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帝国式扩张及资产阶级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统治的批判似乎发生过如下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似乎在赞颂“农夫”或“野蛮”国家对布尔乔亚文明的屈从;在写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853年)时,他显然关注到了西方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仍然将其视之为必要的恶;只是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论及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章节,我们才能发现马克思对殖民扩张的真正批判。[42]实际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赞颂“农夫”或“野蛮”国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屈从,因为很明显,马克思这样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市场的形成,换句话说,正是资本主义才使得自给自足的地方民族融入了世界市场,也卷进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大潮流中。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曾经提到过英国在殖民地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3]所谓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是指摧毁印度社会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封建制度,例如孤立自足的农村公社;而所谓的重建并不是说把资本主义的各项制度直接加在殖民地人民的头上,而是指为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社会状况创造物质前提。马克思举例说,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并不是出于为印度人民服务的目的,而是完全为了降低他们的工厂生产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客观上,工业巨头们的这些举措却打破了先前印度农村公社的自给自足的落后状态,并且带动了与铁路直接相关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印度的建设,而所有这些都为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和“双重使命”的思想理解为马克思是在替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行为作辩护,而应该从摧毁亚洲式社会的落后的封建地方制度和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况且,除了印度之外,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一思想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而应用到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去。[44]毕竟,马克思既没有醉心于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大力赞颂,也没有陷入到对它的简单谩骂当中,而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第三,人口和生产资料的密集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人口、生产资料、财产的分散状态,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和财产都集中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大大地增加了起来,很大的一批居民脱离了农村的生活状态,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英国,早期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随着圈地运动的展开而进行的,而圈地运动本身造就了许多资产者,生产资料也开始向资产者手中集中;在其他国家,则往往是由于天灾人祸,使得农业大范围减产,大批的农民衣食无着,从而不得不进入工厂谋生。后来,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无论是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还是文体活动场所,都比农村建设得要好,而且大工厂生产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更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人口和生产资料更加集中了。人口、生产资料和财产的集中必然带来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并拥有各自政府、法律和利益的地区也结合为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所有这些都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开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归纳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积极的、巨大的变革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对它的肯定和赞颂之中,而是紧接着指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资产阶级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道理跟封建所有制的崩溃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得以形成的条件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新的所有制关系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样,当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甚至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衰落和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共产党宣言》中讲到,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不过就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这主要体现在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的不断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性的危机,《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生产过剩的瘟疫”。这种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所谓相对的过剩是指相对于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的生产过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只是说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并且受到了它的阻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的最详细的诊断是在《资本论》中进行的。为了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我们不妨简单地阐述一下马克思的这一诊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本来,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协调一致地进行,这样才能将机器大工业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巨大效果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单个工厂或企业的生产往往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计划性和组织性,而整个社会却基本上陷入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45]。资本家们在预期的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各行其是,拼命地扩大生产,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其结果就是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同工人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如此一来,资本家所生产的大量商品便会缺乏销路,卖不出去,他们只好将其囤积起来,或者干脆毁灭掉,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过剩性的危机。这种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必然会造成的结果。在危机期间,不仅有很大一部分的制成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的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前文提到过,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而生产资料就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组成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被毁掉的已经造成的生产力主要就是指生产资料的被毁。“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46]如此恐怖的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社会瘟疫”。要解决这一社会瘟疫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一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的身上。《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47]。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无产阶级必须自己先联合起来,形成为真正的阶级。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48]社会阶级的出现不仅需要有人数众多且利益一致的人构成一个整体,而且需要所有这些人都意识到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与其他利益集团处于对立的位置上[49]。因此,阶级的形成仅靠有着共同利益的一群人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它还要依靠“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在思想意识和觉悟上认识到他们自身同属于一个有着全国性紧密联系的利益群体,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1924年—1993年)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就阐发过这一观点。他认为,在1790年到1830年这段时间内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很明显的事实,“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50]汤普森将阶级概念、阶级成长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的提高联系起来的倾向,一般被学界称作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51],必须将无产者组织起来,使他们形成一个阶级,才能进行阶级斗争。马克思认为“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52]。非如此,工人阶级将只不过始终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罢了。据此,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不断地斗争才能逐渐联合起来,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才能发展到足以对抗整个资产阶级的集体权力,一句话,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这一过程可以简单地用三句话来加以概括:个别的活动发展为集体性的活动,地方性的活动发展为全国性的活动,分散的活动发展为有组织的活动[5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大体来讲,无产阶级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是无产阶级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然后是某一个工厂的工人,然后又是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他们的斗争形式往往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如捣毁机器设备、烧毁厂房等等。马克思给处于这一阶段的无产阶级的定位是他们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阶级不是同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作斗争,如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封建所有制关系,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必须暂时地联合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以便完成自身的政治目的。因此,该阶段的阶级斗争还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而无产阶级在援助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使自己置身于政治运动当中了。

其次是无产阶级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并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的阶段。这一阶段是承接着前一阶段而来的,不过,它又具有明显的不同于前一段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1)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力量也日益增长起来,而且它也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用来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2)工资的不断下降使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越来越趋于一致。工资的下降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二是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工人的工作越来越没有保障。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时会爆发为起义,并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最后是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从而建立了政党的阶段。这一阶段斗争的性质才真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虽然之前的斗争有时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是它的真正成果是工人的越来越大的联合,最终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集成了全国性的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又组织成为政党。工人的这种全国联合凭借着大工业所带来的日益迅捷的交通工具而在短期间内就可以完成,他们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会迫使资产阶级用法律的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在此,马克思提到了英国议会于1847年通过的10小时工作法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宣言》才会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伴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会不断壮大,这里面既有工人人数本身的增加,也有其他阶级的成员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当中。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他们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所淘汰了。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资产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了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会使得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在资产阶级中已经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特别是能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强调:“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54]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代表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其他阶级都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就不必多说了,他们是无产阶级要推翻的对象,除非他们自身加入到无产阶级这边,否则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亡的命运。中间等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这里所说的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主要是指家庭和工厂手工业者对机器大工业的反抗与拒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机器大工业集中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如果说中间等级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力图使整个社会都回到手工业生产的阶段,那么他们本身就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违背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不过,如果中间等级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的话,那么他们就是革命的,因为这样做,中间等级就不是在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了,而是着眼于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了,这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将中间等级直接同保守或反动画等号,因为只要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们就是革命的。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55]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特别提到了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的消极的、腐化的一部分人,虽然在一些地方他们也被卷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但是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因此,他们并不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在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之后,《共产党宣言》又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不具备的:

(1)斗争的世界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现代的工业生产和资本压迫都是一样的,因此,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任何民族性,也要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世界性质。各个国家的法律、道德和宗教在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而隐藏在偏见后面的其实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不就内容而就斗争的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之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的斗争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取得最大规模的联合,结成最广泛的战线,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

(2)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的,因而他们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是必须加以保护的,他们只有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也是与过去的阶级斗争不同的,过去的一切阶级在取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使整个社会服从于自己发财致富的条件,并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用另一种私有制代替了先前的私有制。无产阶级则相反,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现存的一切私有制关系。

(3)绝大多数人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说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6]总的来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概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论述实际上是为宣告它的灭亡做铺垫的,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壮大的无产阶级则在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中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入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即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论述。

【本章注释】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第3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5]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曲跃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6]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与马克思、涂尔干并列为西方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影响极为深远。

[7]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072页。

[8] 参见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该文收录于刘东主编《中国学术》(二〇〇四3、4),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8页—第32页。

[9]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3页。

[12] 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西方学者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曲跃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第31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4] 当然,如果我们把贵族和平民这一对立的阶级同时划归到封建社会当中,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注释[1]。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8] 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节中,恩格斯还提到过: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20] [德]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26] 邓小平是在1988年9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明确提出这一论断的。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0页—第861页。

[3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页。如果读者想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发展过程,可参见霍布斯鲍姆所给出的详细论证: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页—第63页。

[32] 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33] 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7页。

[37] 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读者朋友们可参见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段中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第4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9] 这一概念我们借用自法国思想家麦克尔·勒威,参见麦克尔·勒威:“马克思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转引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5),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第8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42] 此一观点的提出,可参见麦克尔·勒威:“马克思和韦伯的资本主义批判”,转引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5),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44]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参考林华国先生在“怎样认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一文中的相关分析。林华国:《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第13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第567页。

[49] 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50] [英]E.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

[53] 对这一过程的概括,笔者参考了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先生的表述,读者可参阅[英]E.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96页—第997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