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中译本（2008年）封面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一部分是马克思著作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以当时流行的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和思想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马克思后来从未如此长篇地、如此细致地叙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今天，它仍然是具有说服力和明晰性的一部杰作。”[7]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就突出地表现在：通过该著作的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超越，明确了自身哲学的实践本性，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宗教史和精神史拉回到了人类现实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历史生成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探讨，为揭示现实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路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人的现实历史生成与唯物史观的奠基

马克思哲学立足现实实践基础，以历史生成的视野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出人的解放并不是抽象的思想运动，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无产阶级的贫困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所有制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社会现象也不会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它终究必将被克服。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最终实现，而像费尔巴哈诉诸“爱”的宗教、青年黑格尔派诉诸“自我意识”的解放、理性和逻辑的完善等，这对人的现实解放实际上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超越，马克思哲学才成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科学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真正奠基，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乐观地指出：“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8]

要进一步把握《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必须采取比较的视角，在了解哲学史上其他哲学流派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对这些流派的超越。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曾存在两种方式：思辨的历史哲学反思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反思。前者试图提供一部“哲学”的世界历史；后者则关注历史思考和历史知识本身。思辨的历史哲学可溯源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它假定历史不是偶然的过去事件的前后堆积，而是通过论证一个基本的因素或结构使得整个历史过程成为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对象，他从神学目的论出发，认为人类历史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深受此影响，比如，康德虽然“批驳了把历史理解为一部拯救史，理解为地球上一切利益和欲望的最终实现的观念”[9]，但他却认为历史是一个合目的而又合规律的发展过程，目的王国和必然王国最后统一于普遍理性，而黑格尔甚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绝对精神统治的辩证运动过程，他所说的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10]。分析的历史哲学是20世纪才出现的哲学思潮，无论是以亨佩尔为代表的试图将历史说明与自然科学说明同化，进而为历史知识提供普遍规律的模式，还是以李凯尔特、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为代表的把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并为历史的独立做辩护，试图理解每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它们均不关注实际历史的基本结构，而主要论述历史说明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理解的本质，尤其关注历史思维的概念结构和历史客观性的本质。[11]

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彰显的基本精神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规律的哲学反思与上述两种历史哲学反思均有着迥然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探求始终基于自己一再重申的理论旨趣：“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2]正如马克思哲学无意建立任何能够解释世界的最终体系一样，它既无意仅仅致力于历史知识、历史事件的汇集以及历史经验的梳理，无意仅对历史说明本身的基本结构进行阐释，更无意用悬设的价值目标对社会历史生活作抽象本原的探讨。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置身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道德控诉，进而用鲜明的价值取向展开对实际生活中无产者恶劣境遇和悲惨现实的“理论”批判，也并非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智慧和伟大之处。比如，恩格斯就曾指出：“卡莱尔控诉时代的空洞无物和空虚，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这种控诉是正当的，但是，仅仅控诉也无济于事；要消除祸害，就必须找出它的原因。”[13]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恰恰在于，作为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的体现与彻底改变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始终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用历史生成的视野和分析方法展开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揭示出现实社会生活存在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在根源；通过对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赖于产生的世俗基础的深刻解读，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这一“人体”的深刻剖析，最终找到了解剖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一“猴体”，以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钥匙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这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回答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深刻的历史感和科学根基，从而彻底消解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历史观上所推崇的理念、范畴和精神本体论哲学思维范式。这更加说明，只有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和分析方法，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区别于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的核心所在，才能够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语境和特质，才能够真正完成人的解放路径的科学探求。

重视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历史规律的探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始终如一的理论和实践诉求。早在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就指出了历史的重要性，“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为”[14]。甚至此时，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了无视现实历史的宗教历史观的荒谬性：“基督徒编造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实质，只承认他们的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才需要这种实质。他们借助人类的完美在于他们的基督这一说法，使历史达到一个想象的目的；他们把历史过程拦腰截断，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不得不把后来的十八个世纪说成是一派胡言和毫无思想内容的。”[15]恩格斯还初步分析了宗教史观产生的根源，指出：“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16]恩格斯认为所谓的神其实不过是通过人在自己的不发达意识这个混沌物质[Hyle]中对人的反映而创造出来的，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这是一切不真实和谎言的根源，与基督徒宣布世界、人和人的生活是谎言进而使世界和人依附于某个神的恩典相反，他提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17]虽然在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创始人开始把理论研究对象从宗教史观和唯心史观拉回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之中，但由于1845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以及伦理的“哲学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上，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仍停留在一般人类的道德和人道的抽象原则”[18]。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理论研究对象从宗教史和自我意识的历史拉回到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之中，在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上摆脱一般人类的道德和人道的抽象原则，进而形成其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和历史生成分析方法，恰恰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可以说，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首先在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系统而明确地凸显出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文本，其核心原因在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左派哲学等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以及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通过“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首次正面、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划清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界限，基本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一般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化。从马克思哲学形成史的视角，仔细研读该重要文本，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以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生成分析方法，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从而完成了对远离现实实践的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的消解，以及对人本学唯物主义中“历史”缺失这一局限的超越。与坚持宗教史观以及在纯精神领域进行纯粹理论批判运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从具体的、现实的以及处于一定条件下的个人出发，用历史生成的视野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探求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为进一步探求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路径。通过这种艰难的理论探索过程，他们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近代理性主义价值悬设思维方式予以了彻底消解，使得此后《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生活的科学探讨和深刻解剖的力度得以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非现实性的批判，以及对缺乏历史生成分析视野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超越，开启了历史观革命，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特有的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分析方法，使马克思走向了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剖析。进而言之，正是立足现实生活实践和历史生成视野，才为马克思此后基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真正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并为人的全面自由的实现找到科学路径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科学理论。

从当代视野出发，重新反思并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其更深层理论旨归无疑在于昭示我们：要拓展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维度，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始终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反思；更要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性维度，用历史的方法审视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在发展中推进社会关系的逐步合理化，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坚持、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意义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是基于现实物质实践基础、“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是以历史生成的视野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生成智慧；是关于承载着现实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能动解放的理论；是对历史发展本质层面进行分析的历史本质论，它真正实现了哲学探求上的理性探求和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

站在当代视野之下，重新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重要经典，其更深层理论旨归无疑在于昭示我们：马克思哲学不相信任何最终的、绝对的东西，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鲜活的分析社会的方法，而不是如何进行社会建设的具体的现成答案，这意味着开辟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就需要我们在现实实践中去创造性地加以实现；马克思哲学诉诸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改变世界”、从而为“现实的个人”的能动解放找到了科学的实现途径，这意味着当前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尤其要处理好实际生活中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马克思哲学注重从本质层面探求现实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意味着应对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既不能仅凭个人的主观愿望，更不能遵循“经验主义”，而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深层规律的本质分析基础之上，否则将有重蹈覆辙的危险；马克思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尤其主张以历史生成视野看待并解决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这要求我们既要用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视角作为发展社会的标尺，即既要发展经济，更要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要确立评价社会进步与否的科学标准，既不能回避问题和矛盾，又要看到矛盾和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它们也必将在发展中得以解决，进而使我们不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丧失社会进步的信心。换言之，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体现出的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而言，它实际上启示我们：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要始终面向现实实践，要以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考察并拓展现实实践与时代生活，要立足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处理实际生活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问题进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这应该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境界所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基础、前提和强大动力。

（1）以理性和价值双重尺度考察并拓展时代生活

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是在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活的灵魂和方法智慧指导并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和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已经达成如下基本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代化。反思马克思哲学革命，它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就是要求我们以理性与价值的双重尺度来考察并推进现实实践和时代生活，这是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基本诉求。

理性尺度，是指以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运用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揭示现实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真正获得人类未来目标实现路径的科学尺度，它同时也为判别历史进步提供了客观和确定的依据。在马克思哲学看来，理性尺度首先表现在，立足生产实践对人的发展和人类历史展开的客观意义和现实前提，以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为判断标尺和最高旨归，进而探讨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这一历史目标。从这一视角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客观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为世界历史形成及人的本质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着重剖析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获得了解剖“人体”的钥匙，再用这把钥匙来分析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演进形式和发展规律，以此来探寻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现实解放之路。

价值尺度，是指在考察和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过程中，要始终诉诸尊重人、关注人、为了人的思想情怀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并始终强调要对人给予现实关切，对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关怀抱有敬畏之感。在马克思哲学看来，价值尺度主要表现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历史事实、历史进程特别是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所作的人文评价和价值评判，它着重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正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现实的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其中学毕业考试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就认为，“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9]。马克思博士毕业后到《莱茵报》任编辑，直接参与现实问题的讨论，便开始坚决为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进行捍卫和辩护，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林木所有者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封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并公开申明：“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20]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社会了解的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道德谴责和伦理鞭挞，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1]，资本主义发展既造成了罪恶的殖民统治，又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进而确立了自身哲学研究的鲜明的价值立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哲学认为，就社会发展总的方向来看，理性与价值两种尺度必然会实现和谐统一，理性尺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尺度，而人的价值尺度又是理性尺度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哲学认为，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的人类历史也即“史前史”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异化疏离，人类这个物种并不曾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既无自主，因此并无历史可言，有的只是物化结构的进程”[22]。特别是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异化状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着重从“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四个方面，对工人的种种异化状况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异化了的社会制度，才导致了人的异化状态和人类主体颠倒为物的现象，导致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的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已经异化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己的、物化的东西，“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23]。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苦难——在当时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苦难充满了同情，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阶级对抗和冲突，剥夺者最终要被剥夺。……他和恩格斯渴望人类的解放，渴望那充满类似动物界生存斗争的‘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渴望人类和谐共处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到来”[24]。正是葆有这种强烈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哲学始终把无产阶级贫困的深层原因探求、把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的实现作为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坐标，无论是从事哲学研究还是花费四十余年光阴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直接参与并领导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其背后都是基于这一价值尺度。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哲学始终强调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建立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向合理、人的本质以及自由个性全面展现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身始终如一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真理探求精神，长期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直至其学术生涯和实践斗争的最后阶段，仍在探索人类解放和社会发展规律这一主题，孜孜不倦地为人类的未来寻找指路明灯，并明确指出，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对实际生活中无产者的恶劣境遇和悲惨现实展开伦理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道德控诉，始终表达着他们对苦难的工人阶级的深刻同情和人道主义关怀，以燃烧着热情的笔锋抒发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他们的著作还常常充塞洋溢如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所有这些也都是想以此来唤醒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把他们从沉睡中摇醒，激励并武装他们走上自己的现实解放之路。

但是，仅仅诉诸价值尺度，马克思哲学并不能必然地产生极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效应，也不能把自身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传统西方哲学诸多流派天然地区分开来，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理论，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以鲜明的价值尺度出场，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仅仅进行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这一层面之上，而是“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极端不公平的深层次原因，从作为自身哲学建树起点的马克思《博士论文》所表达出的对主体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向往，以及《巴黎手稿》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字里行间饱含着的对工人阶级悲惨处境的同情和关怀，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们获得了实践基础和历史生成的哲学运思路向，直至思想成熟时期通过《资本论》等著作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步实现了以理性尺度对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探求。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流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首先突出强调了“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25]，从而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探讨基于整个现实历史的实际进程，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6]，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这种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在获得了哲学研究的现实实践基础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哲学运用具体的历史性的分析方法，以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生成的视野审视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人类困境的深层根源，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探讨，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人的解放的科学路径。

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历史批判理论智慧始终渗透着理性尺度，它在摈弃社会历史规律探求上的纯粹思辨范式和单纯道德谴责的同时，坚守了价值尺度和理性尺度的有机统一，从而使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唯一比较能够贴切地呈现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理论武器”[27]，并在人类思想星空中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可见，价值尺度与理性尺度的最终统一是马克思哲学形成史的真实写照和内在品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显著特征。由于马克思哲学历史批判理论智慧始终渗透着理性尺度，那么，离开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分析视野，必然或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进行“唯伦理批判”，或像德国古典哲学或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停留于纯粹的哲学思辨，或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停留于缺少历史视野和现实生产关系线索的经济实证科学，这样我们是无法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内在品格的，更不可能指导并促使社会发展走向真正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体现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复杂历程表明，着眼于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机统一的历史分析，既立足于对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切，又正视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并特别强调现代化实践既是理性与价值冲突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又是这种冲突不断消解的过程，从而在理性与价值的双重考察中达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把握[28]，这是马克思哲学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解放路径的基本原则。而站在当代视野之下，重新反思并审视马克思哲学革命，其更深层理论旨归无疑在于昭示我们，离开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分析视野，我们既无法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内在品格，更不可能指导并促使社会发展走向真正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换言之，必须以理性和价值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并拓展时代生活，这是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基本诉求。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而用马克思哲学智慧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坚守并拓展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维度，即要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反思，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在实现社会主体——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上，尤其要着力解决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和全方位变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保障缺失、生态恶化等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其次，更要彰显并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性维度，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深刻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矛盾，用历史的方法审视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在发展过程中推进社会关系的逐步合理化，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坚持、发展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找到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有效路径。就此而言，我们尤要区分清楚马克思哲学与实用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特别要防止实用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因为实用哲学强调只要根据社会需要把实践中出现的某些实际问题解决了，就自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创新，这看似合理并很容易迷惑人，但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理性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基本精神。比如，其一，它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却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极易产生崇尚重物轻人、重生产轻民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唯GDP论；其二，它把单纯的物质指标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忽视了包括精神追求、境界提升以及道德实现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其三，它追求发展目标的短期行为，用眼前利益代替长远利益，容易陷入资源、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的能源恶耗式发展模式；其四，它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合理化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解放问题，而容易从“唯劳动条件改善论”层面出发，仅仅停留在短期性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等技术性问题上，等等，显然，这与马克思哲学通过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最终解决现实社会内在矛盾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忽视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发展而仅仅强调发展生产力并仅仅致力于GDP的增长，或者离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关切和长远目标，不从根本体制和现实社会关系上解决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而单纯致力于暂时的物质发展，这其实并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发展，如果把马克思哲学变成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实用主义，那必然就会割裂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之间的有机统一，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2）着眼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致力于人的现实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对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关注贯穿了马克思哲学探求的始终，这突出表现在，无论是马克思青年时期写下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还是《博士论文》或《巴黎手稿》；无论是他思想成熟时期完成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是《资本论》或《人类学笔记》，都无不饱含着对人类解放、自由和权利的执著追求，无不饱含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一句话，无不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29]可见，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和基本品格。追溯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轨迹不难发现，马克思哲学虽然在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哲学探索的展开过程中，通过超越传统西方哲学而完成其哲学革命，但它却并未抛弃西方人文主义价值传统，但毋庸讳言，在人类思想史上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身主题的哲学家不乏其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真正超越了这些哲学流派，关键在于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来获取现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科学路径，进而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30]，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人的本质并非指人的自然的肉体的特质，因为自然界只能赋予人以肉体的存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赋予人以不同的地位和价值，后者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造成，“‘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31]。虽然此时马克思哲学指出了人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社会性，但仅仅在与自然生物属性相区分的层面来界定人的社会关系，它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和再生产机制的分析尚不明晰。经过实践生活的历练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过程进行剖析过程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逐渐明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2]此时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人，指的是处于现实中的、具体的、从事物质实践活动中的人，特别是在实践活动展开过程中承载了特定社会关系的人，由于有了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便使得马克思哲学更能从社会关系合理化视角来探讨人的解放的真正实现。这样，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去简单地批判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货币，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抓住了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本质，着重探讨了“具体的生产关系是怎样伴随着物质成果的生产过程而获得生产和再生产的”[33]，由此揭示出使货币成为资本的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机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探讨，指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4]，进而科学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内在根源——剩余价值，以及人类解放的关键——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由此看来，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以人为本，实际上着眼于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它把具体的、现实中的并承载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而非简单抽象的“人民”作为理论对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矛盾之产生根源的把握，才能真正在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通过推进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它摒弃了传统西方哲学以抽象理性或绝对精神界定人的本质而获得发展和解放路径的哲学运思方式，为人的解放找到了真正科学的实现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先进理论教育工人阶级，唤醒其革命意识和解放意识，并使其使命薪传，激励他们走上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解放之路，其目的就是要让像在地狱一般的历史黑夜中的工人阶级意识到，社会关系不合理才是他们处于奴役状态的深层根源。也正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缜密的理性分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作支撑，才使马克思哲学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解决了其他哲学流派在人的解放问题上长期陷入的理论困境，从而使其鲜明的政治原则和立场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并得到了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和认同。

实现以人为本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重大课题，通过上述分析可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和关键显然就取决于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缺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本”的全面了解，结果常常把人的发展和自由的实现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又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效益经济或“唯生产力论”，前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金钱经济，经济指标和GDP成了衡量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金钱成了唯一的价值杠杆，公平等问题被逐步推向了边缘，其结果却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拜金主义、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人和社会的片面发展现象；后者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导致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建设的匮乏，甚至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这样显然不可能推进社会关系合理化进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更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南辕北辙。在这方面，以秩序和进步为两根主要支柱的所谓的西方理性化社会走过的弯路尤应给我们以警示，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积极地向所谓的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以经济或科技的标准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增长不仅成为经济的鹄的，也变成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共同目标”[35]，结果却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带来了西方现代个人深层及普遍的生存焦虑与困境，这正如摩林（Edgar Morin）所指出的，工业社会以科技与经济挂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它原有的魅力。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都市化的增加、教育的延长……等，这些曾被视为是绝对进步的象征，如今突然显露出一种反动的面貌。[36]来自发达国家内部对进步概念的质疑，也充分表明如不注重社会关系合理化问题，单纯科技化、效率化的生活仍然会带来无止境的压迫与精神的异化。西方现代个人深层及普遍的生存状态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问题，只不过是转移了空间和领域，新的问题又暴露了出来，比如，人性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阶段，其主要冲突的场域是在工厂以及整个劳动的关系之中，而在现在所谓的消费社会里，问题的主要症结从生产转向消费时，文化的层面的矛盾和异化则格外凸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问题，其深层原因仍是未能（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关系合理化这一问题而造成的。

由是观之，在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尤要重视阶级阶层出现的新变化，如果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从社会关系合理与否的角度反观人的生存状况，而仅仅从抽象的共性去界定人，甚至把人和社会的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物质增长，这必将导致社会生活中许多人应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基本保障，社会生活中群体间和个人间的诸多矛盾与冲突也将得不到彻底解决。如果不深入当前社会生活内部去寻找解决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的方法，而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致力于抽象的理论完善，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将变成远离实际的隔靴搔痒，无法完成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使命。所以说，深深植根于现实中国社会变革之中，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其核心就是致力于真正解决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这一时代课题，这就意味着，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之路，让绝大多数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确保教育公平和就业机会平等，实现医疗住房等保险福利以及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保障，等等，其实就并非无关宏旨的边缘话题，却恰恰应成为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某些地方个别领导干部以“发展”为借口，漠视弱者权利、牺牲环境资源、纵容不公正获利，甚至不惜以牺牲一个阶层（往往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这显然已经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粗暴践踏了。可见，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应时刻关注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规律，尤其要切实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因为效率与公平是政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而在马克思哲学看来，这两者应该始终呈现有机统一的内在关系，效益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没有效益的公平是粗陋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公平的效益必然导致社会关系不合理和人的异化，这就要求我们把提高效率同实现社会公平真正结合起来，既要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要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既要注重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又要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并重；既要注重解决社会活力和效率问题，又要注重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差别协调并重，实现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这样才能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重点，进而做到社会关系合理化而实现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以人为本”。

（3）面向现实实践发展创新马克思哲学

超越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把哲学植根于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现实实践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哲学革命，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流，肇始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古希腊哲学家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驾驭自然，使得他们的哲学出发点体现在对本原问题的探寻上，并始终把对本体的追寻作为自己哲学努力的重心，从“素朴的物性论哲学”（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阿那克西曼德的“气”，以及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到“原始唯心论哲学”（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普罗提诺的“太一”），古希腊哲学的演进与深化均表现为一种从经验现实到超验本体的提升历程，形成了本体与生活世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二元两分的张力结构，其中抽象的理念本体逐渐被推崇到至尊地位，相应地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则被淡化甚至被遗忘了，导致的结果便是，因为未能真正找到抽象本体与具体生活现实的合理关系，而最终使自己的哲学理解陷入了“独断论”[37]，这种作为阐释本体的“哲学”深深影响了此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使得西方哲学这一“知识论”传统，始终强调文明的进步须建立在对存在本体的概念的把握之上，只有在概念的思维中，我们才有关于存在的真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阐明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明确指出：“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39]“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40]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马克思哲学建树的起点，马克思哲学把“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41]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2]。“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3]，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44]马克思哲学坚持现实生活高于抽象知识，强调抽象理论须以现实生活作为自身生成的根基，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5]，为此它着重考察了“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6]的能动的实践过程，通过回归现实实践完成了对传统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辩证扬弃，因而真正把握住了人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实践哲学取代精神哲学；以关系性、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取代那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实体性思维方式；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取代静止僵化的思维方式，使得在传统西方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达到了统一而成为了完整的人，进而使马克思哲学对人的本质、人的解放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阐释获得了坚实的前提。由此可知，马克思哲学认为只有从人的现实实践出发，我们才不至于陷入既定的僵化不变的思维定式，不至于陷入思辨哲学的泥淖，我们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表达、指导并影响时代与生活。

日本学者广松涉编注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2005年版）封面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哲学却是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生成的基石。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哲学，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要求我们必须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实践过程之中。换言之，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意味着在真实的现实变革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的良性互动。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必须站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真实大地之上，探求现实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变化。当前中国面临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同质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以及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的复杂的现实境遇，这些不同文明形态的集结呈现导致了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历史环境之间的张力，使得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这一总体特征。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就必须在真实的现实变革中寻求自身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比如，我们要看到，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而不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而必须积极应对，同时更要看到，资本逻辑的扩张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防止西方世界曾出现的贫富差距、拜金主义以及人被金钱所奴役等现代性灾难，无疑更是当前马克思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哲学必须面向现实实践才能使其自身走向当代，就马克思哲学研究本身而言我们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文本研究必须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马克思哲学是对现实生命的尊重、关怀和指引，是对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科学探求，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更不是写进教科书的公理或教条。近些年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学界强调要具有时代意识和方法自觉，通过文本学—文献学研究在相关领域作出自己独立的学术判断和理论创新，以消除此前长期依赖苏联学界研究成果而在研究和理解上所形成的时代局限，进而去除传统理解范式对马克思哲学智慧的遮蔽，这无疑适应了现实实践的需要。但如上所言，马克思哲学是在植根真实的生活过程中从形而上学理性思辨中走出来，并实现自身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故须强调指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文本学解读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出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活的马克思哲学精神，这就要求我们还须具有真正的时代问题意识和深厚的现实关切。所以，在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中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意义才是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离开对现实生活和时代问题的关注，离开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而致力于纯粹的文本研究，仅仅为追求学术而研究而学术，就容易迷失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真实旨归，反而不容易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活的智慧。当然我们更反对不注重学术研究规律而纯粹刻意地去表现生活、乃至牵强地联系现实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发展模式，比如，依然按照教科书理解范式去进行“原理+论证”式的所谓联系现实，它又会陷入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解读，而成为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的思想阻力。

其二，要避免把马克思哲学及其发展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哲思”。社会生活的变革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既没有直接的社会，也没有直接的生活，马克思哲学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社会生活在本质层面上的剖析的不断深化。直接面向鲜活的现实实践，这是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前提，那种认为只有始源性问题的研究才是哲学，进而或强调领悟而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或把哲学的发展进步撇开不谈，这将导致学术研究的思想性（纯粹理论思想）越来越强，而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弱，也将偏离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但反过来从哲学形而上学的价值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实践，也无法推进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而以马克思哲学特有的批判智慧和内在力量，在理论层面上推进对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剖析，才能真正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向度。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处于全方位历史转型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我们国家的长期战略。可以说，在伟大的改革实践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新的问题将不断出现，而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求我们在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活的灵魂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考察时代生活，指导新的实践，就要求我们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站在21世纪思想发展的制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以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所呈现出来的哲学智慧来启迪、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解决公正、公平、自由以及社会关系合理化等重大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完成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历史使命，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毫无疑问应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本章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第14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第542页。

[9]［德］奥特弗西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11]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4页—第75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注释，第73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页。

[22]赵刚：《〈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前言》注2，载［意］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页—第24页。

[2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24]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下，《学习时报》2007年12月3日第3版。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27]于治中：《五月的吊诡》（中文版序），载［意］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

[28]参见邹广文：《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及其当代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9]参见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序。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3]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页。

[3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35]于治中：《五月的吊诡》（中文版序），载［意］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页。

[36]于治中：《五月的吊诡》（中文版序），载［意］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37]参见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中国资源》，《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