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实践和历史分析方法的生成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毋庸讳言，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宗教意识形态和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思想界，费尔巴哈较早从黑格尔哲学的捍卫者转变为其批判者，费尔巴哈通过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当时最早使人们把对哲学的理解从思辨领域解放出来。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某种奥秘的东西”，“哲学只是由于它正好与知性相对立并从而更与常识相对立……才成其为哲学；相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世界自在地和自为地是一个颠倒的世界”[28]。他还认为，“凡是在生活中真实、伟大和神圣的东西，只有通过理念才是这样的东西；哲学的目标是把握理念的真正形态和普遍性”[29]。不难看出，黑格尔理解的哲学是对常识的颠倒，常识认为超感世界是对可感世界的反映，但黑格尔却认为可感世界正是超感世界的逻辑展开，因此把握理念的形成发展史便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容。费尔巴哈早期也认为理性是世界的内在基础，概念则是事物的本质。但很快他就不满于黑格尔为了调和哲学和宗教而对宗教作理性主义解释，他在承认黑格尔哲学是思辨的体系哲学顶峰的同时，对他的哲学展开了强烈的批判。[30]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哲学里，“一切都必须得到表达（证明），或者一切都必须转变成表达，化为表达。表达从表达以前所知道的东西进行抽象；它必须做出一个绝对的开端。……表达是自在自为的间接的东西；因此最初的东西在表达里面也决不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是一个设定的、依存的、经过中介的东西，因为最初的东西为一些思想范畴所规定，而这些思想范畴是自明的，先于并且独立于自行表达的、在时间中作解释的哲学的。因此表达经常要诉之于一个更高的、对于它说是先验的法庭”[31]。与黑格尔哲学从逻辑的开端开始，把逻辑的东西当成一切的基础和本质不同，费尔巴哈则明确指出哲学必须从直接的感性存在开始，指出：“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32]“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的自然）。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这些自然物，渴望彼岸的幻想的思辨者是踏在脚底下的。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33]显然，费尔巴哈把哲学的主题从思辨的逻辑和理念拉回到了人和自然，此后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进一步表达的关于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等等思想，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可以说，费尔巴哈在当时最早使人们把对哲学的理解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所营造的思辨领域解放出来，把哲学的主题从思辨的逻辑和神学世界拉回到了人和自然。
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权威的恢复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也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4]恩格斯也指出：“这部书（《基督教的本质》——笔者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就德国哲学以及意识形态整体提出一些能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从而表明他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这些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指出：“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36]可见，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之大。
费尔巴哈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求开始于对宗教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理性主义是宗教哲学的支柱。他把反对宗教的斗争看作自己哲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和主要任务，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人们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只有摆脱了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迷信以后，才能在决定性的程度上达到使人摆脱封建的规范和束缚的目的。[37]他指出，他的全部著作“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意志和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正是宗教和神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东西”[38]。并认为哲学就应当使人的本质自身成为哲学的原则，这才是最积极的现实原则。正因为费尔巴哈对哲学作了这样的理解，所以他才认为“社会和关于人、人的活动的社会规定，较之研究更具普遍意义的综合问题——作为一般哲学的人本学问题——的哲学，是意义不大的”[39]。这样，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以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分析实际上就被排除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了，在费尔巴哈看来，外部事物和人即感性世界是对立自存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凝固的客体。他批判宗教唯心主义的结果仅仅是转向对一般哲学的人本学问题的研究，指出神的观念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用自然界和人代替神的地位，但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在确立唯物主义权威的同时，并没有用历史发展的方法展开对宗教世俗基础的解读和批判，从而其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仍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由于费尔巴哈哲学中“历史”的缺失，导致他把全部哲学归结为对自然膜拜的自然哲学，包括肉体和灵魂统一的生理学以及把爱捧上了天的颂歌的心理学在内的人类学，还有符合“人”的概念的道德，以为建立“爱”的宗教这样就可以达到人的解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必然导致其哲学理论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首先，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革命性意义。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0]。费尔巴哈把主客体关系割裂开来，仅仅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有别于思维的存在，实际上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41]，这必然导致他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即使费尔巴哈所谈到的实践既不是物质生产的实践，也不是积极活动的实践，更谈不上革命活动的实践，而是作为“类”的人的实践，主要是指消费的实践，如他所说，是指“饮食”的实践，或者是指卑污的犹太人的商业活动，这导致费尔巴哈贬低实践，仅仅把实践看成是主观的、为私利所玷污的“直观”，仅仅把理论活动当作人的真正活动，并以此来达到他所追求的纯粹的客观性。
针对黑格尔“把现实的‘人’及其‘精神’都抽象化为‘无人身的理性’，又把人的现实活动抽象化为‘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42]，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了黑格尔的错误，认为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要理解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不应该从观念出发，而应该从有感觉的人和自然界出发；精神应能在物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质在精神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维、感觉和需要应是这种统一的有机反映”[43]。但同时费尔巴哈又陷入了另一种错误，即他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个人及其感性的直观层面去理解人的现实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之所以看不到实践的革命性意义，是因为他缺少历史的视野，把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看成了有史以来始终存在并一成不变的东西，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44]。费尔巴哈哲学中“历史”的缺失，使得他不能认识到，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都是生产活动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是世代相承的活动的结果，每一代人在前一代人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之上，继续改变和发展着他们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并且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着大自然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哲学认为，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使人区别于动物，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针对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问道：“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45]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恰恰是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创造和生产，因为“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46]。离开了历史生成视野，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看不到正是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这必然使费尔巴哈看不到实践活动的革命性意义，也不能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更不能找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
其次，“历史”的缺失导致费尔巴哈对人和社会作了抽象解读。费尔巴哈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就是：“应当遵循感官！”因此他强调指出：“感性的东西开始之处，就是宗教与哲学结束之处，并且由此而使我们得以获得简单而明白的真理。”[47]可见费尔巴哈与以抽象推理为出发点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不同，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认为“物质、自然界不仅是精神的基础，也是一切知识和一切哲学的根据、本原”[48]。并且，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也会使他走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探索，这无疑是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进步的地方，但“历史”的缺失导致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只是自然意义上的感觉的主体和感性对象，而不是实践即感性活动的主体，这又必然使其陷于“直观”、“解释”世界层面，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确，费尔巴哈仅仅要“证明自然界的客观性，而不是它的可变性；是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历史性”[49]。当费尔巴哈诉诸人的感觉时，因为他不了解感觉是人的长期社会历史和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他把感觉同样抽象化了，列宁因此认为其人本主义仅仅是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表述。[50]在费尔巴哈那里，“类”仅仅作为跟其他的人群相同的各种生理学特征而跟自然界相对立。总之，他还没有达到对社会关系和人类实践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哲学时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51]由于缺乏历史生成视野，费尔巴哈虽然把人看作是自己唯物主义的基础，但他主要是强调人的存在的自然条件，因而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不是从社会关系的视野去分析现实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52]。可见，费尔巴哈照例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而对人作了抽象化的解读。
费尔巴哈把人只看成是感觉的主体，而非感性活动的主体。马克思哲学认为，只有在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脱离了现实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人，那只是“人自身”，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由于不了解处于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知道的“也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任何存在物本身都不是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存在物，真理和完善只是两个本质相同的存在物的结合和统一”[53]。“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54]实际上费尔巴哈所谈的人只是“人自身”，不是处于历史展开过程之中并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这样，费尔巴哈就仅仅知道“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说什么“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体中，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差别的现实性上。——人本身就是人（在一般意义上），和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则是上帝”。[55]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透过这种表达的神秘形式，费尔巴哈所说的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主要是指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精神和肉体的人的产生，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内涵。可见，费尔巴哈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作了抽象化的解读。毫无疑问，当费尔巴哈把人当作一定生理特征和道德特性的总和而加以考察，从人的抽象的和不变的生理特性和精神特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基于抽象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对宗教进行批判时，“人”在他那里变成了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实体，这就使得他的哲学仍然未能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局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来谈人，所谈到的不是抽象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6]。
再次，在人的解放途径上费尔巴哈仅仅停留于价值悬设层面。由于离开了历史的辩证发展，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人自然就只能被抽象成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被看成是情和爱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费尔巴哈既不可能历史地揭示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也不可能找到消除宗教的科学路径，更不可能揭示现实中存在的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他只能诉诸用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去代替宗教幻想，用爱的宗教来解放现实的人类，以达到现实的崩溃。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人的本质，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视野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费尔巴哈主要从人类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来批判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并揭示宗教观念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包括畏惧感、爱情、感谢、尊敬等感情在内的依赖感相联系的幻想和想象力是宗教的理论原因或理论根源，而依赖感的背面是利己主义，就是人们对满足自己需要的追求，就是对幸福的追求。所以费尔巴哈指出：“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57]，并进一步指出：“神学之真正意义是人本学。”[58]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心理的复杂机构，并把超自然的世界的内容归结为人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把宗教幻想的根源从天国移到地上，移到人类生活中，移到人身上，应该说这种分析达到了马克思之前对宗教批判的最高水平，但他显然停留在从思想来解释思想，用适应于“人的本性”的思想和观念来替代幻想的宗教表象，没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从宗教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根源等方面来揭示宗教现象，甚至认为只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就可以消灭宗教。正是从这一人本主义思路出发，为了反对当时伪善的道德，费尔巴哈建立了以人性为基础、以人们互爱为基础的“爱”的宗教，这也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因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59]，这就是说，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进而解放人类的时候，他却重新陷入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总之，由于费尔巴哈忽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方法，缺少了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视野，仍然使得他不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意义，并导致他对人和社会的抽象解读以及解放途径上的抽象价值悬设思维范式。历史生成视野的缺失导致费尔巴哈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使其在历史观上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窠臼。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