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总体批判与现实实践维度的彰显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一页手稿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总体批判，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在该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重点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继第一章之后，在该卷的“莱比锡宗教会议”部分，又分“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两章，分别对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相关著作的观点进行了逐条批判。之所以以“莱比锡宗教会议”来命名该部分的内容，是因为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反驳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因为宗教会议是天主教为了审判异教徒和斥责异端邪说而召开的高级僧侣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反驳比喻为高级僧侣在宗教会议上对异教徒的审判，从而把《维干德季刊》第3卷讽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1]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2]。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发展和飞跃，这一飞跃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完成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生成分析方法的形成，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精神哲学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进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系统表达，是通过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精神哲学和思辨哲学的非现实性，以及陷入历史观上唯心主义窠臼的人本主义哲学中的非“历史”感之局限来实现的。

如前所述青年黑格尔运动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源自他们对19世纪初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以及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矛盾。而众所周知，通过诉诸一个终极本原来寻求对世界的解释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特征，这一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高峰。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构了其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活动”[3]。黑格尔认为世界中存在的万事万物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世界的发展是绝对精神按照自身规律自行发展的过程，可见，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就是作为最终本体而存在的。黑格尔哲学在历史上曾起到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哲学认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4]“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5]必须承认，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揭示了辩证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黑格尔把辩证发展的原则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他所说的历史是指精神的历史而非现实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只被他看做是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6]。所以马克思哲学认为，虽然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但“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7]。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8]。同时，由于黑格尔通过把人和外部世界全部精神化来解决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并且为了体系的完整性最后竟取消了矛盾以期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绝对统一，说什么“在最高的真实里……一切对立与矛盾，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失其为对立与矛盾了”[9]。这就注定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革命性与体系的保守性之间出现矛盾，黑格尔认为社会制度和国家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即异化的产物，只要扬弃异化，让“自我意识”认识到周围世界在本质上不是与他相对立，人和外部世界的对立这一矛盾就会解决[10]，并认为普鲁士王国是其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从中更可以看出黑格尔哲学对现存制度批判的虚假性及其革命性的虚伪性。

面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矛盾，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自由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青年黑格尔派从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开始，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保守性和德国封建制度落后性的批判，但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青年黑格尔派所进行的斗争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并仅仅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出发展开对宗教观念的批判，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此外他们都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方法中吸取资源并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来对黑格尔哲学加以改造进而达到他们批判的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保守性和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落后性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们接受了黑格尔体系所一再坚持的观点，即“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11]，因而即使他们吸收了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巨大历史感，那也仅仅是不涉及现实的“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12]，却“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13]，这必然导致其理论批判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4]。事实上，不论是施特劳斯试图用理性主义展开对基督教的批判，切什考夫斯基以行动哲学倡导用理性的规律指导未来，鲍威尔通过在自我意识中爆发革命达到消除异化的目的，还是施蒂纳对“唯一者”的颂扬，青年黑格尔派所进行的斗争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15]并仅仅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出发，“硬说一切都包含宗教观念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由此来批判一切”[16]，因为他们均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17]，也就是说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在他们看来还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思想”[18]。

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也只能停留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把“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19]，并认为这一力量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比如，施蒂纳就甚至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同样，在人的解放途径问题上，由于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关系=观念”，并仅仅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一切举止行为、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意识的产物，并且观念、思想、概念，即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于是，现实关系的不合理就变成了观念本身的不合理，那么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这导致他们只能“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21]比如，施蒂纳认为，只要教会人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费尔巴哈认为，只要教会人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就可以了；鲍威尔认为，只要教会人们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就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只能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但这“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22]

显然马克思哲学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批判活动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23]。由于他们仅停留在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纯粹的理论范围内谈论抽象而玄妙的宗教和哲学问题，虽然论及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自我意识和精神观念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问题，但这仅仅是在世俗的外部世界体验不到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无疑，离开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只能停留在自我意识领域或精神领域，他们所谈的“历史”并不是一定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实践的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对象的历史”，而只能是观念和范畴的历史，因而他们对人的解放的论述仅仅限于精神领域而对现实的改变不可能发生任何实质性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越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24]。正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对于这种远离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范畴领域的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德国的批判，直到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5]。他们对人的解放的探求也只能停留在精神领域并诉诸其中思想关系的改变来完成。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使世界震撼的”词句，因为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但只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所以他们是最大的保守派，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26]。因而青年黑格尔派也只能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这一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一种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远离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对改变世界是不能发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其余一切废物都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隶属过这些词句——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27]，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手段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