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受骂名的《佛罗伦萨史》

当佛罗伦萨人对政治前途争论不休时，马基雅维利却在埋头撰写他的《佛罗伦萨史》。克雷芒七世授予他这项任务。当时克雷芒七世还是枢机主教，就在1520年，那是他在公开场合郑重其事地表现得和蔼可亲的时代。这项任务表明，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有多高。要从事一项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他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但他获得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这一声誉，却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人们都指望从他这部佛罗伦萨历史中获得不同寻常的东西。人们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来考验他。从1434年起，美第奇家族就在这部历史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位尽人皆知的现存社会制度的批评者马基雅维利会怎样来描述它的作用呢？他会让人迫使自己屈服，按照这位枢机主教认为适当的方式来描写这段近代史吗？或者说，他竟敢用阴暗的色调，向这位枢机主教形象生动地描述他那些祖先的历史？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马基雅维利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他毕竟还有弗朗切斯科·维多里和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这两个知己，他们——至少是用手掩着——分担对他的某些批评性评价，拥有同美第奇家族的直接联系。1523年4月，他向维多里求助，希望请维多里帮忙，避免他那些敌人想要向他课以令人窒息的税赋。这在佛罗伦萨长期以来就是一种挫败对手的有效手段。这种花招是否同他的《佛罗伦萨史》有关，无须再说。保存下来的只有维多里用拉丁文写的、对马基雅维利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信的回信。看来这是某种藏有密码的信件。1524年8月底，马基雅维利就他那部《佛罗伦萨史》的有关问题非常直接地向圭恰尔迪尼请教。

我过去和现在都在我的小农庄里埋头写作《佛罗伦萨史》。如果您不再站在我这一边，那我会为此付出十个分币，以便能够向他们表示我的工作已经进展到何种地步。因为当我马上就要写到几个十分特别的问题时，我必须从您那里获知，我是否会由于描述那些情况时评价过高或者过低，遭到过多的伤害。作为补偿，我自己再三斟酌，要讲真话，但尽量不伤害任何人。^[6-h]

开头那种幽默语调无法掩盖这种担心：人们能指望克雷芒七世会容忍多少严酷的真相呢？人们又会在哪个问题上背离自己的信念？

四年多之后，那位委托人逐渐失去耐心。1525年3月，维多里以克雷芒七世的名义询问，这部著作是不是会逐渐完成。他能够回答这位好奇的教皇，这部佛罗伦萨的历史一直写到1492年为止；这部历史写到杰出人物洛伦佐去世，而在此之后的历史，马基雅维利不会继续往下写。这种题材就连他都觉得太危险。但是正如看过完成稿的维多里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就连现有稿件也不好被接受。

我对他（克雷芒七世）讲……您愿意来这里把这部书稿呈交给他，这会使他感到高兴。可是由于当前的局势，我劝您别来。对此，他回答道：“到底为什么，他应当来。我敢肯定，他这些书会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大家都爱读。”这就是他给我讲的那些话。但是我并不想要您相信这一点，然后空着两手来相聚。不过考虑到教皇的心情，有可能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6-i]

克雷芒七世情绪不好。他同法国国王弗朗兹一世结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样做就押错了宝。在维多里写这封信的前十一天，皇帝的军队就在帕维亚的宫中花园使法国人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还俘虏了法国君主。现在，教皇面对胜利者毫无防卫能力。这个人会报仇雪恨吗？恐惧在罗马蔓延。但是毫无疑问，维多里不只是由于危急的政治局势才感到害怕。就连马基雅维利这部Istorie Fiorentine——字面意思为佛罗伦萨史——的爆炸力也有可能使他感到惶恐不安。

马基雅维利本人在他写给克雷芒七世的献词中强调，他交出的这个文本在他同时代人的其他历史著作中显得出类拔萃。与此同时，他还试图让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在给教皇留下的一种正面印象中出现。

因为教皇陛下曾经明确吩咐我，要这样来描述您祖先的业绩，使得每个人都清楚，我是多么反感各种献媚取宠的行径（因为正如您喜欢真正的赞扬一样，您也不喜欢那种虚伪的和虚构的赞扬），所以我担心，您在看到对乔万尼的善良、科西莫的聪明、皮耶罗的人道以及洛伦佐的卓越和聪明的描写时，会有我无视您的命令这种印象。^[6-j]

这是一种有独创性的策略：马基雅维利表示自己本人鄙视献媚取宠，同时也为自己的这种嫌疑开脱。美第奇家族是如此高贵，就连这位毫无成见的历史学家都对他们那些优秀品质表示钦佩！难道这位博览群书、在文学方面知识渊博的克雷芒七世就会因此受骗？

至少在浏览时必定会使教皇感到高兴的段落，在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确实存在。

在所有那些当时统治佛罗伦萨或者统治别的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事力量的城邦的男人当中，科西莫是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的人。因为他不仅在威信和财富，而且在慷慨大方和聪明智慧方面胜过他的同时代人。因为在其他所有使他成为故乡君主的品质当中，他的慷慨，如同他的卓越，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只是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当他儿子皮耶罗查对他的遗产时才表明，他实际上是多么慷慨大方。因为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市民不会向科西莫借很多钱。^[6-k]

对这位老者、这位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奠基人科西莫的这种悼词，读起来就像是对这位去世的祖国之父的一首颂歌。可是人们也可以对这一段作出另外的解释。科西莫不只是慷慨、聪明，而且还会巧妙地使用他的慷慨大方。他用自己那取之不尽的财富收买佛罗伦萨及其举足轻重的市民。他通过借钱给他们，然后又不讨回这笔金钱，使他们依赖自己，因为他们由于这些善举，应当给他回报。他们可以在科西莫给他们谋得的职位中带来这些回报。这样，他本人就能够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现在市民当中，就可以——正如马基雅维利称呼他的那样——作为自己故乡的君主，随意操纵这个共和国。科西莫是佛罗伦萨的教父，他利用自己的祖国，实际上却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作为宣传天才，从他那永不枯竭的滚滚财源中拿出钱来，资助无数教会建筑物和慈善设施。它们传授给佛罗伦萨人这条千篇一律的信息：美第奇家族就是佛罗伦萨，它在照管佛罗伦萨，把佛罗伦萨引向美好的时代。

科西莫·德·美第奇利用美好表象的高超技艺，并非他所拥有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完美君主的唯一品质。

对于君主制和共和制国家的认识，在当时没有人比得上他。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他曾长期命途多舛，却在像佛罗伦萨这样一个有如此反复无常的市民、又如此不平静的城邦，掌握政权达三十一年之久。他极其聪明，从远处就已经看清问题，根本不让它们暴露出来，或者是采取预防措施，使得这些问题即使已尖锐化，却无法伤害他。他采用这种方式，不仅迫使家乡的共和主义雄心壮志屈服，而且还凭借如此之多的幸运和聪明，战胜许多君主的野心，使所有那些与他和他的出生城市结盟的人面对敌人时保住自己，或者战胜这些敌人，而他那些敌人则失去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金钱或者他们的国家。^[6-l]

这是一种自豪的总结。在所有天生的政治天赋方面，科西莫具有超越所有竞争者的关键性优势地位：他从历史中学习，从当代史、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古典时期中学习。他通过这种方式认清了其他同时代人没有看出的政治规则。只有马基雅维利才有可能在这种技巧方面赶上他甚至超过他。在他看来，一个统治者只有在对理论的认识与凭直觉掌握的实践结伴而行时，才是完美无缺的。在卡斯特鲁西奥·卡斯特拉卡尼身上就缺少这种东西，但是科西莫·德·美第奇不缺，他能够将他的政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连他在整个意大利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他是一个身披市民外衣的杰出君主。可是在毫无疑问会使克雷芒七世感到高兴的这一段里，字里行间却出现粗暴的批评：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和整个意大利抑制这种雄心壮志，而不能像罗马共和国那些政治家那样，将它转化为征服其他国家的动力。

科西莫使佛罗伦萨安定下来，与此同时，又借此扼杀市民那些极其崇高的动力。他没有把佛罗伦萨共和国变成一个新罗马的意图。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这种事情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科西莫一半是由于公众的功劳，一半是作为利益集团的首脑掌握了政权。因此，他现在应当去满足他的追随者的期望；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总是一再地向他们证明，如果没有他，那就对他们更不利。因此科西莫有时候便顺从那些关于重新通过公开抽签安排共和国职务的要求。他用这种方式向佛罗伦萨的大家族表明，他们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只有他才能保护他们不受手工业者和店铺主人的政治权利的伤害！美第奇家族这位首脑同他儿子皮耶罗及孙子洛伦佐一样，把所有这一切都办得好好的。他们所有人的举止行为都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论有道德之人那本书所规定的那样，但是有这么一点决定一切的区别：他们作为教父，把共和国变成他们的私事。

在这个变得反常的国家里，人们不是由于功绩，而只是作为忠实的党徒飞黄腾达。为了报答获得这些职位，美第奇家族那些圈内人都被法律作为例外，他们受到司法机构庇护，被委以重任，收受大量金钱。可是，就像在佛罗伦萨军事虚弱这方面所显示出的那样，由于那些无功受禄者的飞黄腾达，共和国灭亡了。由此可见，美第奇家族的强大，就意味着国家的虚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榨干了国家。

对这一点，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十分清楚。当帕齐家族想要推翻美第奇家族统治，却由于他们草率马虎实施的袭击而自取灭亡时，他在一次郑重其事的讲话中，以佛罗伦萨人民意志和自由实施者的身份出现。但是在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言简意赅的评论如是说——早就不再有自由民了：美第奇家族用他们的金钱来收买民众，他们由于优待他们的奴才，扼杀了自由。

为了保住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政权，洛伦佐寄希望于他掌握得十分娴熟的外交手腕。因此他敢于让佛罗伦萨在军事方面软弱无力。外交家的高超技巧就这样变成了国民军的替代物。佛罗伦萨的历史就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一部失败史，甚至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史。就像马基雅维利隐喻诗中那些心怀恶意的女神在人们当中撒下后果严重的品质一样，政治诅咒一直压在阿尔诺河畔这座城市上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里的统治派系始终在相互争斗，从而让这个国家停滞不前。所以，使罗马变得伟大的那种大人物与平民百姓之间有益的竞争，在佛罗伦萨绝不可能出现。

这部《佛罗伦萨史》既是一部失败史，同时也是一部记述如何错过建立一个强大而自由国家的时机的编年史。1378年，当没有权利的梳毛工起义^[6-m]爆发时，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梳毛工迫切要求经济和政治平等。他们要求有一个自己的行会，好在工资谈判中战胜他们的雇主，而且他们还要索回共和国职位中他们那部分职位。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不错，但还不够。所以他引导梳毛工起义领导者说出了如下这番具有煽动性的话：

你们看到整个城邦都对我们充满怨恨和仇恨……因此，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考虑两种情况，努力争取两件事情：一方面，我们必须设法，使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最后几天所做的事遭到惩罚；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能够比现在生活得更自由、更满意。为了让旧的暴行逐渐被遗忘，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去实施新的暴行。确实，我们必须使这些罪行、劫掠和抢劫变本加厉，而且尽可能地有很多同犯，因为在有很多人都触犯法律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受到法律追究。小规模违法遭到惩罚，大规模严重违法却得到酬报。^[6-n]

凡是敢于举事之人——马基雅维利的信息如是说——都不能半途而废。不仅仅力量对比，而且还有财产分配状况都必须被全部推翻，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全部颠倒过来。在这种事情上用不着顾虑重重。

使我痛心的是，很多人都对他们做过的事感到后悔，因此他们再也不敢去搞任何新东西。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不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因为不管是良心，还是耻辱，都不能吓倒你们。因为谁获胜都一样，都不会遭受耻辱。而良心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不作数。因为像我们这样受到饥饿和监牢威胁的人，是不应该害怕地狱的。此外，如果你们观察人们采用何种方式获得巨大财富和巨大权力，你们就会断定，他们不是通过欺骗，就是通过武力来获得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把他们通过欺骗或者武力获得的东西——为了掩盖获得这种收益的丑恶方式——冒充为正大光明的收益。^[6-o]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这个世界的财富属于那些够厚颜无耻去抓去拿、去占为己有的人。所有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都建立在这种不合理占有的等级制度上。后来，神学家和哲学家便为那些由此产生的统治关系和财产分配状况辩解；各种哲学和神学都有利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这种认识给那些除了自己悲惨的生活之外，什么也不会失去的革命者指引道路。

他们把自己血统的悠久历史提出来作为理由，用来反对我们，你们别被吓倒。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起源，因此都同样古老。再说，大自然把所有的人都造成一样。如果把他们脱得精光，你们就会看到，他们就同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穿上他们的衣服，给他们穿上我们的衣服，那我们就显得高贵，他们就显得丢脸。因为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只有贫困与财富的区别。^[6-p]

毫无疑问，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固有的信念。可是这些梳毛工会相信这种训诫他们的革命说教吗？他们的领导者必须这样严肃、深入地规劝他们，劝他们别讲良心。这种做法让人预感到，他没有成功。穷人继续敬畏他们认为是高贵之人的贵族。只有在这种异端邪说被清除时，“彻底革命”才能成功。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目光尖锐地断定：那些大家族，特别是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他们通过金碧辉煌的宫殿、通过他们昂贵的衣服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赢得的社会声望上。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隐瞒了他们不能对这种甜蜜的生活和共和国的职务提出任何道德要求这一事实，因为——就是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信条也这样说——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人们并不通过继承的财富和一种据说是高雅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能力，通过与眼力和勇气相结合的活力来获得这一切。所有这些东西，梳毛工领导人全都有，因而他是技艺高超之人。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机会让国家从这些品质中受益。最后，保守心态的习惯势力证明自己更强大，这场政治和社会革命流产。革命流产，嗣后贵族的地位比以前更为牢固。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嗣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行程有多么错误，他主要从它在军事上的软弱来阐述。即使佛罗伦萨人偶尔获胜，像在1440年战胜米兰公国的安吉亚里战役中那样，在几个小时混战之后也只有一个“士兵”丧命——他由于自己笨手笨脚从马上摔下来，毁掉了自己。马基雅维利借此再一次嘲讽那些对国家权力和当权者大肆吹捧的人文主义阿谀奉承者，他以前就曾经用这些人那种夸张手法来描述这场战斗。同对有道德的统治者和秩序井然、明智合理的社会大唱赞歌的其他那些人文主义者的历史著作截然相反，这部《佛罗伦萨史》是可作典范的揭露真相的历史。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目的在于透过宣传的表面看到本质，揭露那些集合起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势力——当权者方面的欺骗和暴力、被压迫者当中的恐惧和迷信。从西塞罗到列奥纳多·布鲁尼，作为政治的生殖细胞的全体圈内人，作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那句“我付出，好让你付出”，遭到了他的坚决拒斥和贬低。只有马基雅维利敢于明确指出按照布鲁尼的观点，所谓通过自由和诚实而富饶的完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真面目：一切权力都是抢劫，他们的所有辩解全是意识形态。因此全世界受苦受难之人完全有权利去推翻压迫者，使自己上台执政。但是与三个半世纪以后的卡尔·马克思相反，马基雅维利并不相信，通过这样的颠覆活动，人性就会有某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