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劳无功的共和主义者

《君主论》这本书和《论李维》最初只是为经过挑选的读者准备的读物。两部著作在其作者在世时都未出版，可是在佛罗伦萨领导层内部却流传着各种不同的手抄本。据说，在阅读《君主论》时留下深刻印象并受到感动的美第奇家族，再次对马基雅维利委以政治任务，但又严守秘密。对于所有熟悉这本书的人来说，这种反应看来都是可以预见的。按照他们的观点，有可能情况甚至还要糟得多。马基雅维利理想的君主虽然很少做出意大利的当权者——包括美第奇家族——近来所做的事情，但是前者对自己和其他人都隐瞒他们真正的意图和动机，把这一切都隐藏在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的迷雾后面。要穿破这些迷雾，不仅要公开承认那些强权政治动力，而且还要为其辩解，这在1513年的佛罗伦萨意味着史无前例的违反禁忌。这一点对于《论李维》同样适用。就连颂扬战争是一种政治教育手段和国家的长生不老药，也是对好心人的一种闻所未闻的挑衅。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人世间的和平是政治至高无上的目的。正因为它这种慢性的不和气态度，罗马共和国才能忍受这种粗暴的批评——首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所以在奥古斯都皇帝开启一个罗马和平时期时，救世主耶稣基督才能降生。可是现在人们不能不听这位被撤职的共和国秘书的劝告：和平会毁掉国家，基督教是政治的掘墓人——更不用提成功的政治家应当毫无怨言地失去他们灵魂得救的机会了。一位政治家从未推翻过这么多对传统和现代的肯定。

共和国同样毁于内部和睦和外部和平，所以各个阶层之间的永久平衡根本就不可能值得去追求。这是从“宽宏大量的政府”的困境中得出的一个异乎寻常的结论。因此，并非城市贵族与手工业者之间连续不断的争执，而是对这种争执的错误处理才是1512年导致该政府悄然覆亡的主要弊端。

对这一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取得成功的政治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提出异议。他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是在其作者死后不久，而且在他的札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评论。这些扎记在三百年后才出版。在圭恰尔迪尼看来，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论证太确信无疑，太片面地排列成非此即彼，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但是按照人的本性，更多的是一种“不仅……而且……”的排列。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人心向善，但是人容易受到某些诱惑诱骗，因此必须通过严厉的法律来引导。因此，城市贵族圭恰尔迪尼赞成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与此同时，就连他都认为，宗教作为统治手段是有效的：为了立即阻止庶民百姓的社会骚乱，我们就必须用彼岸应得的报酬来欺骗他们。可是圭恰尔迪尼离颂扬那种必要时就可以毁掉个人的强大国家，还相差甚远。他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利用那种控制一切的人类自我欺骗，通过宣传鼓动艺术，比较温和地引导臣民，但取得的成效并不比按照马基雅维利理论引上理想的顺从轨道差。

圭恰尔迪尼可是最坚决地对马基雅维利的罗马迷信提出异议。在他看来，古代的罗马共和国绝对不是永远的典范，而是一个奉行暴力、好战成性、压迫别人的国家，在它统治的地方，到处都在毁灭独立性和多样性。因此，圭恰尔迪尼完全按照佛罗伦萨的传统提出论证。佛罗伦萨按照它自己的创建传说和它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把自己视为新型的、更好的罗马。由于这种背景，马基雅维利颂扬台伯河畔这个“真正的”罗马是再一次犯忌。此外，圭恰尔迪尼也意识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距离。罗马人生活在不同的想象世界里，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习惯。把古罗马宪法套在佛罗伦萨或者现代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头上，这就等于想要教驴学会马奔跑的姿势。在圭恰尔迪尼看来，历史不可重复，而是打上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变化烙印。因此我们从历史中也无法得出成功的规则甚至预言。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必须穿越时间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马基雅维利关于古罗马共和国有一部混合宪法，因而解决了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一命题，希腊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波利比奥斯早就提出过。但是这样一来，在有批判力的同时代人眼里，这个命题就更不正确了。不仅仅对于圭恰尔迪尼来说，罗马共和国被在元老院中有自己权力中心的贵族统治这一事实十分醒目。此外，如此众多可靠来源报道，那些有影响的罗马政治家的前厅一大早就已经挤满了请愿者。那么，马基雅维利又是怎么想到偏偏要把罗马誉为没有圈内人的领域——誉为一切都取决于当权者的正确举荐的城市和国家的呢？

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对于马基雅维利那些有批判力的同时代人来说，明显可见的事实是：李维关于罗马早期的描述由一些爱国传说组成。马基雅维利却把这些令人振奋的传奇当成了真话。除了一些比较小的差错之外，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情况完全像李维流传下来的那样。马基雅维利对这位奥古斯都时期历史学家著作的态度——此人用竖起的、带有教育意味的食指向颓废的现代指出mos maiorum^[5-ap]，即纯洁的习俗、早期狂热的爱国精神——与16世纪初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圣经》的敬奉相似。马基雅维利可以对万事万物，甚至也对自己本人冷嘲热讽，但是不嘲讽罗马的大人物。这种信念给他提供支持，指明方向，使他自信，在政治上靠边站和孤立的那些年代赋予他一点点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