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和国

但是在论述塞萨尔·博尔吉亚末尾时进行的所有冷嘲热讽中，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如下说法却当之无愧：他给自己的国家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律，从而完成了一个君主的主要任务。要强迫一个江河日下的国家——在该国帮派横行，法律日渐被人忘却——接受一条新的规则，直至这种规则手册使这位执政者本人成为多余为止：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执政者至高无上的生存权利。因此，也就向这位执政者提出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高标准、严要求：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退位，把位置让给一个不再需要他监护的共和国。这么说来，认识到这一成熟的时刻，然后退位，也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义务。难道说一个业已证明是欺骗和权术高手的执政者，竟会具备如此之多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

在古罗马，向共和国过渡的进行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用暴力将（高傲者）塔奎尼乌斯国王^[5-ab]赶走。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在暴君倒台这一幕之后，是可以作为各个时代典范的、完美无缺的共和国的三个半世纪。就像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在个别军阀有了自己的私家军队，而且使用这些私人护卫，将respublica——国事降低为他们的私人财产时，就连这样的共和国最终也只好完蛋。可是以前在马基雅维利眼里，罗马共和国就是可以作为典范的没有小圈子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并不是由于他们家族的影响和财富，而只是由于能干才得以晋升。

作为困境中的最后一着，罗马人不得不选择独裁官。他们选择卢西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那图斯^[5-ac]，此人当时还待在他亲手经营的小农庄里。^[5-ad]

这与马基雅维利待在自己的偏僻“农庄”的类似之处显而易见，但更为醒目的却是如下差别：没有人召唤马基雅维利，更不用说召去当国家首脑，因为在佛罗伦萨掌权的是美第奇家族那些利益集团，他们不是按照能力，而是按照顺从和贪污受贿这个标准来挑选“国家公仆”。可是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在古罗马，只有有才德的人说话才算数。辛辛那图斯在被任命为独裁官之后，集结一支军队，战胜了敌人，使祖国摆脱困境——在任职期满后，返回他在此期间由于农业工人的疏忽业已荒芜的农庄。可是这位有道德的共和主义者却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一切。像他这样理所当然地放弃了通过地位发财致富的机会——佛罗伦萨共和国廉洁奉公的“统帅”马基雅维利正好就是这样。因此，历史的道德就是：

其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的事实真相。一个事实真相是贫困，就像罗马人那样安于贫困，像他们那样满足于从战争中获得荣誉，却把好处让给国家……另一个事实真相就是这些公民的性格坚强。他们在军队的最前面，感到自己比所有的君主与共和国都更强大，知道自己比这一切都更崇高；他们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尽管如此，却不会不屑于此后重新成为闲人：要求不高、生活简朴、奉公守法、满足于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财产、听高级官员的话、对上司毕恭毕敬。^[5-ae]

所以，在理想的共和国，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私人状况严格分离。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履行义务而已；不允许他们由此获得永久性的特权甚至一种优先地位，更不用说在违法时免受惩罚了。人们以国家的名义获得权力，但有期限，以后又把权力同职务一起交回去，重新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公民。就连这一点，在佛罗伦萨也是完全颠倒过来的。在那里，贵族要求得到共和国的领导岗位，就好像这些岗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似的。在罗马，公民代表那时的国家；在佛罗伦萨，国家是名门贵族的私有财产。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共和国——马基雅维利继续这样写道——国库总是满满的，公民则相反，贫困。就连这一点，在佛罗伦萨也不一样。在那里，美第奇家族用自己的财产把国家购为己有。

完美无缺的共和国的所有这些规则是作为与现实存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相反的实例提出来的，它们都出自马基雅维利的《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出自他对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那部仅以未完成稿的形式存留下来的历史著作的评论。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这些论文中思考的是一部一千五百年前的古老历史著作。这听起来透着学究味，像是干巴巴的理论，然而情况恰好相反：这位自称立法者的马基雅维利在三卷、两篇序言和总共一百四十二章中，提出了完美无缺的共和国永远行之有效的规则。在他看来，属于这些规则的还有军事。军事是第三卷的中心。马基雅维利在写作《论李维》这部无论篇幅还是其他都属其规模最大的著作时，同他在1513年12月10日那封信中既郑重其事，又用嘲讽笔调描述的古人进行了对话，而且还把他们视为撰写《君主论》的动力。不仅出于这个理由，还由于两种文本作为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大体上都同时出现。

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勾画的是他关于人的形象；在《论李维》中，他对自己的历史观做了解释。因为人类由于野心和吝啬，就其本性而言，总是相同的，所以历史便屈服于不断重复这一规律。国家蒸蒸日上，有一段时间居于它们秩序和权力的顶峰，然后同样按照规律走向毁灭。可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已经完成过一次这一循环的国家是否能够有一个新的开端，还成问题。对于佛罗伦萨这个在马基雅维利眼里已经堕入深渊的国家来说，这可以说是所有问题当中的关键。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直到最后都在深沉的悲观主义与小心谨慎的希望之间犹豫不决。

马基雅维利从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情况和形势有规律的重复中，提出他的要求，去揭开政治那永远行之有效的成功规则。

如果我考虑，如何崇敬古代，有多少次很珍贵地获得——只举个别实例——古代雕像的躯干，以便把它作为宝贵的财富保护，使自己全家以此为荣，把它推荐给这种艺术的爱好者去模仿，这些人会怎样试图坚持不懈、竭尽全力地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表现这一残缺不全的雕像；另一方面，如果我又观察古代那些王国和共和国的国王们、统帅们、公民、立法人和其他那些为祖国建功立业的人的丰功伟绩，听历史怎样给我们讲述他们，我就会发觉，这些人虽然令人钦佩，却无法仿效。相反的，无论如何都要避免重复这些高尚的行为，从古代那些有才德的人那里，什么也看不到，我对此只能感到惊奇，但同时又深感痛心。^[5-af]

为了能够竭力仿效罗马人的英雄业绩，人们首先得认识一下完美无缺的共和国那些规则。任何政治上新的开端都从分析古代的典范国家罗马开始。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任务。他要求揭示那些历史规律和完美共和国的规则，其他人只需要运用这些规律和规则，最好在他指导下运用。可是很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现在既找不到仿效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榜样的君主，也找不到这样的共和国。没有这样的君主和共和国按照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典范的做法，去整顿、维护和管理国家，去征募国民军和作战，去统治臣民或者扩大管辖区域。^[5-ag]

所以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一开始就阐明完美共和国的终极目的：征服和扩张，直至已知世界的边界。罗马从帕拉蒂尼山的牧场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这种征服是怎样成功的，是凭借哪种宪法、哪种军队、哪些策略和哪种宗教获得成功的，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些规则，就是现在也能获得成功。这就是《论李维》的主题。

马基雅维利用他这种作为国家持久伟大指南的自我宣扬，愤怒批评各式各样的祝贺信。那些人文主义学者遭到大肆讽刺。这些学者热衷于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创作理论，却并未发现古代的真正宝藏。他们把历史誉为生活的前车之鉴，却根本不了解历史的教训。

我认为，这种疏忽绝非主要源自现代宗教使尘世陷入的那种弱点，或者来自给如此众多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和城市带来一种具有雄心壮志的闲情逸致的弊端，而是首先来自对历史的无知。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关于意大利现代颓废派起因的一场论战：对于过去的无知，引诱人们抛弃国家。当他们宁愿专心致志于“具有雄心壮志的闲情逸致”，就是说，专心致志于他们对艺术、美学和哲学的研究，而不献身给国家的伟大事业时，那就到了衰亡的低谷。基督教对此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此，要建立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共和国，就必须首先排除教会和宗教的有害影响。

所以我们意大利人首先要“感谢”教会和教士，使得我们今天失去了信仰，情况不佳。我们还要更为严厉地指责它：因为教会保持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我们衰亡的第二个原因……谁想认为这个真相得到了证实，谁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将具有权威的罗马教廷——它目前在意大利就有这种权威——迁到瑞士人的国家里，同这个如今在宗教和军事方面唯一像古罗马人一样生活的民族在一起。在这次迁移之后，人们很快就会看出，教皇统治败坏的社会道德在瑞士会引起什么样的混乱，也就是比任何时候所可能发生的其他不幸都要糟的混乱。^[5-ai]

基督教，至少是由教廷鼓吹和宣扬的那种基督教，又能危害国家。那些教皇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宣称的基督教义务南辕北辙：他们极尽欺骗之能事，使意大利卷入战争，去为他们的姻亲征服别的国家。由于这种实践同理论的偏离和许许多多的例外——教皇用他自己颁布的法律换钱，同意这些例外——宗教作为整体变得不可信任。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如是说——不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因而也变得不适合共和国。只有那种认为如果触犯国家法律，就会冒犯上帝的人，才会成为好公民。

确实，在任何民族都不存在不引上帝为证的、不寻常的立法人；因为只有这样，他制定的法律才能通过。因为有很多只有智者才看得出，但又无法使其他人相信的好处。所以有智慧的人通过引上帝为证来解决这一难题。^[5-aj]

凡是不畏惧上苍惩罚的人，都不尊重国家的法律。就是在这里，瑞士人都可以作为正面的相反实例：他们敬畏上帝，因此在没有任何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准时准点、一分不差、如数缴税。他们相信，上帝这时正在上面看着他们。他们确信，上帝要求他们为祖国献身，而且会为此酬谢他们。所以瑞士人战斗时不怕死，意大利则相反，他们不相信这种事，他们胆小如鼠。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在意大利，宗教也就因此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理由。这种继续存在的理由就是，作为使国家强盛的工具为国家服务。

在马基雅维利眼里，基督教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它不赞扬强者和勇士，而去赞扬那些自愿承担灾祸和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忍受折磨的人。

如果我考虑为什么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民族对自由的热爱胜于如今，我认为，同样的原因也决定性地导致了今人不如古人坚强，这就是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教育。这种教育再一次以现代宗教与古代宗教的区别为依据。因为我们的宗教——这种教会我们真理和正确道路的宗教，让我们不那么看重人世的荣誉。那些异教徒则相反，十分看重这些荣誉，是啊，他们把这视为最崇高的财富，因此也就变得要勇敢得多。^[5-ak]

马基雅维利向只会使人死后升入天堂的基督教真理膜拜顶礼，具有讽刺意味：这种在尘世间将我们交给魔鬼的真理是一种什么样的超验真理？基督徒按照耶稣在山上对门徒教训的精神，宁愿忍受冤屈，而不反抗。这样的基督徒不可能治理国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共和国。可是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情况不一定就是如此，而是取决于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对基督教教义的正确阐释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可以从对古罗马国教的颂扬中推断出来。这种国教供奉流血的牺牲，赞扬为祖国牺牲自我，它通过这种办法教育公民坚强不屈。国教通过这种方式，使公民丢掉对武力的胆怯，丢掉对死亡的恐惧。基督教应当按照这样的信息和流血的礼拜行事。不仅对于国家，而且对于军队来说，宗教都是不能放弃的操纵手段。罗马聪明的统帅操纵预言，让它给各个军团预告万无一失的胜利，通过这种办法鼓励他们去获得最高成就。

所以就是在共和国里，这条规则也适用：卓有成效的政治家本人不可以相信宗教的真理，却必须永远保留宗教信仰的假象。战争可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如果没有战争，就不可能有井然有序的共和国，因为战争将每个人身上具有的破坏力引向外面——有利于共和国，使它的竞争者遭到损失。

在所有痛苦的屈从当中，最痛苦的是一个共和国强加给一个被征服的共和国的屈从。一方面，因为它是长期不变的安排，很少有希望摆脱它。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共和国的目的就是去削弱和吸空别的所有躯体，以便增强它自己的躯体。^[5-al]

获胜的共和国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是：必要时，将整个部族驱逐出境，消除被征服国家的精英。

为了能够使人类的破坏性转换为连续不断的征服能量，共和国需要有内部引起摩擦的原因。贵族和平民、大人物和庶民百姓必须处于相互之间有成效的竞争之中。只有在国内存在这样一些有竞争性的冲突时，才能够成功地进行对外战争。在共和国心脏持续不断的竞争，不能像作为主导动机贯穿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那样，同帮派和利益集团的搏斗混淆起来。罗马为权力和威望进行的斗争同佛罗伦萨的党派之争完全相反。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在罗马，那些最有本领之人获得成功，而且是独自一人，在没有亲朋好友帮助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正如他在那封致维多里的信中针对瑞士所表述的那样，他们是一些没有尾巴的首领。如果在一个像威尼斯一样的共和国里，一切权力都归贵族所有，那就没有这种竞争，国家必然会衰亡。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罗马共和国应当把自己的伟大最大限度地归功于那位天才人物——它的立法人。在尘世上的人当中，努马·庞皮利乌斯^[5-am]应当得到最高荣誉，因为他创立了政治宗教，这种宗教让法律在公民的头脑里和心里扎下根来。就连罗马的混合宪法也证明了其高度的政治智慧。这种宪法由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和民主政体三种完美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因此不怕衰亡——这种衰亡不可避免地威胁着这些其宪法未混合构成的国家。如果没有将三种政体捆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诡计，那么君主政体就会蜕化成暴政，贵族统治蜕化成寡头政治，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集团的统治，而民主政体也会蜕化成平民的暴政。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三种政体的这种罗马式组合证明了它的牢固，尤其是在危机当中更是如此。人们可以去掉一个君主政体的头，但是共和国在灾难之后依旧是不可战胜的。罗马从未像在卡内抵御汉尼拔^[5-an]失败之后这么伟大。当时，共和国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并未惩罚那位幸存的执政官，而是由于他的顽强赞扬他，让他继续作战，最后获胜。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就连幸运女神的威力都化为乌有了。

但是，如果共和国采取特别的法律预防措施，就连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竞争也只会变得富有成效。马基雅维利给《论李维》第一卷第七章加上意味深长的标题——《为了保住自由，在一个共和国里控告多么必要》。在理想的共和国里，不仅可以对臭名昭著的捣乱者和政治犯提起诉讼，而且也可以对并未违法的当权者提起诉讼。

如果一个公民遭到不公正判决，在正常情况下，这对于共和国不会是多大的损失。因为即使按此判决执行死刑，也是在没有个人势力和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那种干预会毁掉政治自由。这样的诉讼是使用社会权力，以公共秩序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受到限制，所以不会对共和国带来损害。^[5-ao]

在政治诉讼中不涉及罪或非罪。这些诉讼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引起那些大人物对国家及其法律的有效敬畏的必要手段。在国家及其法律面前，本来就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因为那些名门贵族更喜欢无视宪法，尽管他们并未犯某种具体过错，只是遭到警告和鉴戒，他们也不得不预防可能被指控，被判刑。这是十足的共和政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严厉无情方面同它的君主政权对立面至少是不相上下，它重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为在这些现实存在的共和国里，情况完全相反：在这里，司法机构毫不容情地严厉追究小人物的刑事责任，却放走重大罪犯。然而马基雅维利的最高价值却是：对国家有益的东西，都正确。凡是无辜遭到法律严厉惩罚的人，都必须毫无怨言地赞同自己的毁灭。国家的荣誉和崇高目的就是暴力扩张，今天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个人一文不值，国家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