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
仅仅《君主论》这部论著这个夸张的标题就已经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要拿来取笑的语言骗局了。除此之外，只有篇章标题用拉丁文来写，真正的文本却用的是“通俗语言”，即托斯卡纳意大利语这种平民语言。整本书也就以它的“意大利式”标题“Il Principe”——《君主论》——著称。
有一本写于1513年、论述君主国和君主身份的小册子，继承了诸侯家训的悠久传统。这一文学类型由十分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5-m]发展起来，它要教育当权者去虔诚治国，为臣民造福。因此，这样一种清明执政指南只不过充满了道德原则而已。可以作为榜样的君主具有宽容、公正、克制、坚定和正直的品德。他宁可退位，也不冤枉人，或者哪怕只是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看来，他的灵魂得救比人世间所有的权力和庄严崇高都更重要。他放弃豪华和排场，成为他的庶民百姓的慈父。他挥动刀剑，只是为了阻止恶魔。也就是说，他保护信任他的子民免遭国内骚乱和犯罪之灾，保卫他们抵御外来侵略。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打仗。因为他不需要征收新的捐税，受到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爱戴。这样一位君主在最小的农民小屋歇脚，他的头可以放心大胆地放到他那些臣民怀里。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所有这些宣传小册子，全是异想天开、空洞无物的废话。
不少人所想象的共和国和君主国无人见过，因为这些国家从未存在过。因为人们实际的和应该的生活类型及方式的差异很大，所以那种停下实际所做之事，而去做应做之事的人，是在毁灭自己而非肯定自己。[5-n]
马基雅维利这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和业已得到证明的善于识人的行家，毫不留情地清算人文主义的幕后策划案犯。假如那些君主还不够聪明，去按照这些有害的指南行事，他们就会用他们这些想象，将这些君主推向毁灭的深渊。可是大多数当权者在这方面都过于狡猾。他们出于本能，都知道他们那些手册当中的行动指南是错误的。可是，他们虽然借此避免了错误办法，却还没有找到正确办法。马基雅维利要在他的《君主论》这本书中给他们指出正确办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他必须向他们说明关于人的真相。在这里，讽刺短诗《话说野心》和《话说忘恩负义》的作者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野心与吝啬、扩张欲，以及对抗力、贪婪——同贪婪一起竭尽全力拼命保卫既得利益——也在这里作为人类具有影响的素质显露出来。它们搅在一起，产生一长串令人不愉快的特性。
因为原则听从人们摆布：他们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假仁假义，他们避开危险，渴望得益。当你为他们做好事时，他们会对你忠心耿耿，为你奉献他们的热血、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子女，但只是在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在远离困境时才如此。但如果他们遭遇困境，他们就会奋起反叛。[5-o]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仅仅寄希望于关爱自己臣民的君王是毫无希望的。一旦他要求他们回报时，他们就会抛弃他。受到教会如此高度赞扬的乐善好施的美德在被错误运用时转向了反面。这样一来，一个对自己的贵族放任自流的执政者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因为在此之后，那些老爷就会变得目空一切，折磨庶民百姓。实际上，这样的宽容就是靠胆怯为生的残暴。因此反过来，正确使用的残暴就是宽容。
塞萨尔·博尔吉亚被认为残酷无情，可是他的残酷无情却使罗马涅得到清洗，得以统一，迫使它实现和平、和睦共处。[5-p]
少数人遭遇到的暴行，却对多数人有利。这种暴行完全公正合理。因此可以说，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一人，首先表达了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那些原理：为国家服务的执政者必须违背传统道德准则。如果他害怕这样做，他就会同他的国家一道完蛋——他由于错误理解人道，忽略了国家的基本需求。
这种对传统价值的重新评价达到何处程度？
就个别执政者的素质而论，每个君王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有同情心，而不被认为残酷无情。
这一论断听起来近乎悲哀：如果这个世界像本该如此的那样，该多好啊。可是必须永别旧的理想了。人本来就不是这样，不是仅靠善意就能统治。这并不意味着，就连善意也不能成为合适的统治工具。可是对此进行裁决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势，而归根结底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外交备忘录中所记录的那样，是成就。此外，必须考虑的是，很快就会对好事感到厌烦，甜蜜只会过早地让他们感到讨厌。马基雅维利从这些早已获得的认识中得出并表达于《君主论》中的结论就是：
由此出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受到爱戴更好呢，还是令人畏惧更好——或者把两者的位置颠倒过来。回答是：最好两者兼顾！可是因为两者很难协调一致，所以如果必须在二者之中放弃一个的话，要保险得多的做法是，宁可选择令人畏惧，而不是受到爱戴。
这样做的理由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因为爱戴受到义务的约束。可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这种约束一有机会就会被人们挣脱，因为他们就是坏。[5-s]
这种书面确认的道德对政治不适用。难道说政治就因此成为道德的空白领域？取代善与恶这些道德范畴的是一种新的抉择：成功或者失败。凡是使君主获得成功的东西，即使按照传统评价是坏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把他毁了的东西，即便迄今为止都被视为好的东西，都是坏的。按照这种方式，个别成功准则会给人受到道德支配的印象。例如这个成功准则吧，君主虽然必须令人畏惧，但是他又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蔑视和仇恨。
令人畏惧而不被人仇恨，这也许是可能的。为此，不去染指公民和臣民的财产，不去染指他们的妻子就足够了。
谁若是以为马基雅维利是在这里鼓吹伦理学准则，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聪明的君主将这些惯例牢记在心，那他就只有按照成功的策略，甚至完全按照求生准则行事。因为一个违背这些准则的君主，肯定会成为阴谋的牺牲品。马基雅维利还推荐了执政者的第三种克己做人的准则：权力不能成为目的本身，因为杀戮成性的统治者本人也会惨遭非命。
与此同时，《圣经》的摩西十诫对于这位君主也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新三诫：不可津津有味地吃你的臣民的物品；不可奸淫他们的妻子；不可纯粹为了取乐便杀人。坚守这三诫可望预防立即就会到来的毁灭，但还没有希望得到成功。为此，只是一些戒律还不够。获得成功的最普遍的准则在马基雅维利对塞萨尔·博尔吉亚的评价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中已经显露出来：教皇公子被视为残酷无情，他因此引起别人对自己的仇恨；成功的君主则相反，必须努力使自己被人视为富有同情心。所以，政治就是制造正确的表面现象的艺术。
人们一般都根据表面现象，而不是亲自考察后再做判断。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眼睛看，而能够理解的人却很少。每个人都看到你的举止行为，却很少有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少数人不敢去反对多数人的看法。因为后者的立场得到国家权力的捍卫。[5-u]
重要的是树立形象和宣传，而不是君主的真实素质。国家就是一种用权力来骗人，以便获取更多权力的策划过程——是一个只要指导正确就肯定会获得成功的行动，因为人们不仅很容易就上当受骗，而且他们简直就渴望不必看到权力关系的真相。
所以一个君主只能胜利，只能保存这个国家；他的办法总被视为充满荣耀，受到大众赞美。因为平民百姓都把表面现象和成功视为准则。而这个世界只由平民百姓构成，少数明智之士无法对付这种状况。
所以成功地执政就意味着获得真正的名声。勇敢是君主值得去追求的形象，与勇敢相匹配的是精通军事、人道、可靠、正直、温良和传统诸侯家训目录中的其他美德。君主必须根据情况表现出所有这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也就是说，必须能用这些东西来骗人，可是为了求生，他又不能去履行这些为此应尽的义务。如果情况需要，他必须能够废除圣明君主的标准化的举止行为习俗，同时他也不能惧怕自己职业的阴暗面，他必须同样炉火纯青地掌握暴力和恐怖技巧。
有某位现代君主——因为说出他的名字是不恰当的——一贯鼓吹和平和忠诚，实际却是这两者的死敌。无论是和平还是忠诚，如果他要实现两者，那会使他的国家和他的威望付出好几倍的代价。[5-v]
没有任何东西实实在在，一切都似是而非。按照这个准则，出色的君主不仅要高居于道德之上，他也不能相信教会的教义，因为如果他像马基雅维利对他提出的要求那样行动，他就注定要下地狱。按照传统教义，那里甚至为自食其言和违反所签契约之人保留了一个特别深的圆形洼地，那里有特别折磨人的惩罚。可是这位有责任感的君主毫不犹豫地承担被罚入地狱的责任——前提是，教会有这种权力，天堂酬谢温良之人，而不酬谢大胆的人和勇敢的人。
这位出色的君主必须能够使用所有能给他带来好处的手段来蒙蔽人。为了使这些手段发挥潜力，他既不能受他的价值，也不能受他的性格左右。谁想要用尽政治的一切办法来达到一个目的，谁就必须充分利用人生的丰富多彩——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名副其实。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位君主呢？难道人们实际上不是受到他们的本性左右，而且注定要在时代精神转变时毁灭吗？此前不久，马基雅维利还在他对皮耶罗·索德里尼的评论中对此作出断言。有能证明反面观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范例吗？
马基雅维利在他那本《君主论》中，追忆那些古代和现代的伟大君主。毕竟有一些君主能进入出色君主的决选名单。能抓住有利时机，跃居米兰公国主人的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最接近这个典范。对他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所获得的东西，他以后可以平心静气地断言：马基雅维利用这样一句听起来就像神话结尾的话来评价一项异乎寻常的毕生政治事业，然后便将它束之高阁。斯福尔扎是对付他于1447年在米兰遇到的那种情况的适当人选。他在获得政权后执政极其小心谨慎，他建立了一个贫民医院，因而受到他的臣民爱戴，然后按照这种方式度过气氛和谐的政治晚年。
不过，马基雅维利对完美无缺的君主的要求还要多得多。按照什么都能假装，却没有任何东西永远存在的要求，这位技艺高超之人必须能够扮演狮子和狐狸的角色，也就是同时成为两种动物。狮子使用残忍的暴力统治，狐狸用欺诈手段统治，两者集于一身就成为一个出色的统治者。这种敢于残暴的勇气，马基雅维利只在绝无仅有的一个统治者——塞萨尔·博尔吉亚，这个到底可以应对毕业考试的、绝无仅有的君主那里见到。他像狐狸一样，将那些不忠实的下级将领诱骗到塞尼加利亚，然后他又像狮子一样将他们消灭。所以教皇的这位公子也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最难的这部分。他通过适度的残暴，引起他在罗马涅的臣民效果显著的恐惧。通过这种办法他继续获得“优”的分数。同样得分的还有，为了既获得独裁统治的成果，又和这种统治保持距离，在适当时机就牺牲了唐·拉米诺这个合适的替罪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就连塞萨尔·博尔吉亚先利用外国军队来占领自己的管辖区域，然后摆脱这些军队的企图都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干脆把迪卡·瓦朗蒂诺捧为君主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个头衔他也只是在《君主论》第七章中一笔带过而已。
马基雅维利在他那地处偏僻、摇摇欲坠的农舍的书斋里，在想象中同公爵，即在1507年为其岳父纳瓦拉国王效力时阵亡在比利牛斯山麓的公爵，玩猫与鼠的游戏，公爵在整整十年前自己处于权势高峰时同自己玩过那种游戏。塞萨尔尽可能地以防万一，预先为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去世做好准备。就连这一点也被当成了典范。他在教皇死去时卧病在床一事，表明幸运女神的极度不满。如此说来，他的倒台难道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这种偶然——马基雅维利在一章专论中有详细说明——对人类，因而也对历史有一半的控制权。情况看来暂时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通观公爵的那些行为，我就决不会去对此说三道四。相反的，我觉得，好像我有理由把他作为由于幸运和外国武装部队才获得统治地位的人的典范介绍给大家。[5-w]
借助幸运和外国军队获得政权，然后保住这个政权——这是君主的最大本领。但凡在这个领域卓有建树者，都绝对可以被视为技艺高超之人。这么说，塞萨尔·博尔吉亚就该得到这个光荣称号了？此人在塞尼加利亚的新年夜里示范，必须怎样沉着冷静、计划周密，但也是兴趣盎然地报仇雪恨。但是很可惜，他的故事并非到此为止。
因此公爵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一个西班牙人选为教皇。如果这种事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他就必须同意“罗阿诺”，但不是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成为教皇。因为凡是以为当权者由于这些新的善举，就会忘记过去那些侮辱的人，都弄错了。所以公爵在选教皇这件事上弄错了，他本人就是毁掉自身的原因。[5-x]
在差不多十五年之后，马基雅维利结束了塞萨尔·博尔吉亚这一章：掂掂此人的分量，认为分量太轻。谁在这样一种危急的处境中相信一个死敌的承诺，谁就有理由完蛋。他也许是做征服者的料，可是要做出色的君主却差好多东西。
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找不到出色的君主，那是否意味着，就是在将来也不会有出色君主呢？马基雅维利要实现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理想。这种情况符合他的文本和他的要求的逻辑，因为人们不会自动，而是要通过正确的引导，才能成为完美无缺的执政君主。可是这种指南却是马基雅维利刚刚才写下的。如果他在寻找技艺高超之人时终于发现了这种东西，那他就会使他这本在想象中写成的书，最后也会使自己成为多余。所以，至少还有希望在将来找到一个好学深思的学生。
最后，马基雅维利并未把他这些文章献给在1516年去世的、极其不合适的接受者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而是献给他的侄子——小洛伦佐·德·美第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自己这本小册子加上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他鼓励执政家族的这个后代去创建丰功伟绩：洛伦佐应当统一意大利，并使它摆脱野蛮人的统治！
马基雅维利应当感谢这最后一章的是，他因此在19世纪被誉为意大利民族统一的倡导者。可是，这却是一个双重错误。马基雅维利一心想着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半岛上抵御法国、瑞士和西班牙干涉的一个共同防御阵线罢了。再说，奉献作品也是事先想好的一个明显的暗示。马基雅维利想借此谋求一项政治任务，他在这项任务中可以将自己的认识付诸行动！偏偏要这个“小”洛伦佐·德·美第奇来完成这项巨大的解放工程，这种事简直就是讽刺。每当马基雅维利迫不得已去乞求宠爱时，他都会变得喜欢冷嘲热讽。
这位被亲切地缩写成“卡萨”的朋友和知己菲利普·卡萨韦奇亚，作为第一位读者能够从这本“小册子”当中读出什么新东西呢？在马基雅维利思想体系内部，新东西就相当少：他最主要的事情只能是将他早已在公使馆报告、书信和比较短小的文章中事先想好的东西编排在一起，使它们相互连接。通过这个概述和集中的过程，那些以前分散的陈述，获得一种言简意赅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能使迄今为止那种毫无准备的读者为之倾倒，惊慌失措。因为那些有关人与政治的冷酷无情的陈述，一点也没有由于深表惋惜的表达方式变得缓和，所以这种震惊才会那么大。其中首先是与政治、哲学和神学传统的决裂。政治的世界是魔鬼的王国，恶魔在其中寻欢作乐。关于这一点，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在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奥古斯丁[5-y]的著作中查对。人喜欢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自我美化。马基雅维利在世时，人们从所有布道坛的布道中听到，尤其是在某些属于改革派教会的城市，会如遭狂轰滥炸般听到这种说法。然而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才要更加迫切地感到，不仅要使政治和道德相互和解，而且随时都要重新进行卓有成效的融合。具体说来，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同庚伙伴——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人）伊拉斯谟[5-z]而言，这就意味着要求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作出自我牺牲，必要时，要教育他们自愿放弃权力，但愿为此会出现滥用权力的抉择：宁愿放弃权力，也不放弃自己道德上的纯洁。诸如主张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5-aa]这样的古罗马君主教师的格言就这样说。由于这种背景，主张权力无须遵守传统道德——就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做的那样——是史无前例的勇敢的一步。当然，他那伟大的佛罗伦萨先辈列奥纳多·布鲁尼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就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指出，卓有成效的政治交易具有本身固有的、很强的规律性，因而也就具有比严肃思考的伦理学家在伦理道德方面准备给予的、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然而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传统道德的纯粹强权政治的间接的自我辩解罢了。
此外，在《君主论》中完全缺乏对按照传统标准来衡量未免悲哀的世界状况的解释，这种做法就是一种空前的挑衅。既未把原罪，也未把魔鬼提出来作为人类的卑劣行径和道德对政治不适用的原因。看来上帝的深刻影响并未体现在历史当中。他在尘世的那位所谓的代理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甚至被人提出来作为政治上功成名就的行骗高手的典范。
偏偏是这位博尔吉亚教皇不需要马基雅维利给君主提供的那些劝告。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人们要清除敌人的那些精英。这对于他和他的儿子塞萨尔来说，都是保卫政权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措施。博尔吉亚家族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个在好久以前就已经将马基雅维利那些卓有成效的办法付诸实施的家族，当然是躲在小心翼翼装扮出来的传统自我辩解外表后面。从《君主论》这本小册子开始的震惊浪潮，一方面是由于以下情况引起的：撕下了政治诚实的假面具，揭穿了统治就是宣传策划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大部分同时代人感到至少是同样无法忍受的是：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根本不号召进行道德思考的情况下，被描述、被分析和被接受的。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要这种彻头彻尾不道德的政治适合人的本性，因此要千秋万代永远确定下来。除此之外，留心的读者不能不提出另外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出色的君主，那么完美无缺的共和国又是什么样子？
原因是在马基雅维利的论著中，在君主政权光灿夺目的外表后面，一个基本弱点明显可见：君主是人，因此也会死去。一把匕首或者一个毒杯都能使他一命呜呼。因此，就连一个天生就坏的君主也不得不掌握宽容的技巧。所以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个别统治者出于赤裸裸的切身利益，同他的臣民打交道时，也会比共和国更有人情味。此外，这个弱点也能解决君主个人性格所引起的那个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君主按照不同情况，用尽一切办法，从父辈的宽容直至残忍的暴行，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历史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从历史悲观的一面来看，每个统治者往往都只能对付有限数量的挑战。在理想的共和国则相反，一批精选的最能干之人会上台执政，这些人以其各不相同的素质，十分出色地相互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