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和外国人

此时此刻，马基雅维利已经在回家途中，在博洛尼亚稍作逗留。此次外交差事再一次一无成效。但是这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并非最坏的结果。最后，它同马克西米连以四万杜卡特取得一致，但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迟这笔款项的支付。就连它的两位代办也都可以感到自己发了财似的。

对于弗朗切斯科·维多里来说，这次使命是写作一篇以《德国之旅》（Reise nach Deutschland）为标题的文学作品的契机。他在其中描写一次完全不真实的旅行：在每个驿站、每个客栈都发生闻所未闻的事件；谋杀和杀人、悲剧和骇人听闻的喜剧经常发生。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只能这样，但很快就表明这次旅行只是在他想象中进行的。所以维多里断言从未见过马克西米连，因为此人在不断忙于射鹿。然而恰恰是这种文学上的虚构旨在表现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在几十篇小型中篇小说中，这位佛罗伦萨贵族表现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即不可救药的世界。人们感到自己被抛进一种生存状态中，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他们不是剥削者，就是被剥削者。统治者将自己的权力欲望隐藏在娓娓动听的言词后面，小人物为了活下来，必须不断说谎、欺骗，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杀人。凡是想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规生活的人，都会像这位耶稣基督一样在刑场死去。只有宽容的统治者才能减轻世界的一些弊病，譬如通过对穷人的慷慨大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应打仗，而应赌博，让他们的朝臣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赢得赌注。这是一个政治家作品中使人感到的好像是基督教的准则。这位政治家已经丧失对上帝、对教会和基督教道德的信仰——就像马基雅维利，不过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

看来，维多里和马基雅维利讨论过这位君主的慷慨大方。在维多里看来，适度的慷慨是一种美德。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再说，重要的不是存在，而是假象。一位卓有成就的君主必须获得慷慨大方的荣誉，但是与此同时，他的钱应当目标明确，被用于增强他的权力。

就连马基雅维利也在利用他的德国之旅——但是与维多里截然不同，他是在《关于德国事务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deutschen Angelegenheiten）、《论德国事务和皇帝》（Diskurs über die deutschen Angelegenheiten und den Kaiser）和《德国事务印象》（Bild von den deutschen Angelegenheiten）三篇专题报告中加以利用。马基雅维利采用简明扼要，甚至好多忙于公务的共和国官员也易于理解的形式，总结他的印象和经验，这表明他成为德意志事务乃至瑞士联邦事务专家的要求。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瑞士联邦继续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3-dh]，但是它在这个范围内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他人的联邦。马基雅维利也把它描写为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看来这种情况很罕见：瑞士人和德意志帝国那些直辖市相互为仇，因为两者原本都有同一目的，即保护自己的自由，防御那些王侯。可是这种不团结源自瑞士人不仅像帝国直辖市一样是那些王侯的敌人，而且是全部贵族的敌人。因为瑞士人在自己狭小的国内，既不欢迎这类人，也不欢迎那类人。他们不欢迎这些人，他们要毫无等级差别地享有——除了那些被选为官员者外——一种真正不受约束的自由（una libera liberta）。^[3-di]

最后这种说法话中有话：如果有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那也就有一种受到约束的自由。读者都很清楚，这种自由在何处能够找到：在佛罗伦萨，在那里，虽说有一个颁布了自由宪法的共和国，却又有很多财富和影响的等级与估量，所以在那里，政治活动自由绝非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味着论功升迁，只按照个人的威望，而不是按照家族的声望升迁。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样一来，政治形势那种迄今为止如此阴暗的气氛便豁然开朗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在那里，那些名副其实的、由古罗马人卓有成效地实行过的原则至少还部分有效，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马基雅维利用这种赞扬颠覆了一种历经一百多年的价值体系。那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把三代人以来的德意志人和瑞士人不分青红皂白混为一谈，而且还同样笼统地将他们一概贬低为野蛮人。在这些意大利文化精英眼里，他们与其祖先古日耳曼人相类，即举止粗鲁、嗜酒如命、掠夺成性和残酷粗暴的土包子，而且作为这样的人只有很有限的文明素养。高尚的人文主义者和外交官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1405—1464，自1458年起为教皇庇护二世）——此人作为罗马教廷的德意志事务专家，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他那本冒充历史国情学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中，虽然描绘了一些繁荣的地区和城市的景象，但这种正面景象却导致与他那些前任的老一套批评同样的结论：那些德意志人将自己的富裕和自己的文化都仅仅归功于教皇的统治，因而也是归功于意大利。将德意志教会交给罗马——德意志天主教教士就此事十分愤怒地提出申诉——他们对此表示淡淡的谢意。

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炫耀的文明是意大利的真正问题：意大利有大量爱好文艺的文学家，却再也没有勇敢的士兵。那些举足轻重的家族成员在柏拉图那里讨论人世灵魂，可是人们怎样从事卓有成效的政治或者怎样统率一支军队去打胜仗，他们却荒疏了。甚至在这方面，阿尔卑斯山北边的情况看来也要好得多：

他们不为士兵花钱，因为他们让自己人服兵役和训练。^[3-dj]

德意志雇佣兵同瑞士联邦在国外的雇佣兵之间的竞争已属多余。人们——马基雅维利如是说——无法让两者在同一支军队中服役：他们一碰面，就会打得头破血流。这一点在《关于德意志的报告》（Bericht über Deutschland）中也顺便注明：好胜心和竞争提高专业水平。意大利无论如何都必须以此为榜样。

这并非唯一的榜样。同意大利相比，就连经济状况也是相反的。

德意志的力量无可置疑，因为人员、金钱和武器在那里都绰绰有余。就钱而论，没有一个帝国直辖市的官方银行中没有富余。有人说，只是斯特拉斯堡就有好几百万弗罗林储备金。这是因为他们几乎不花一分钱。

马基雅维利的报告称，国家唯一大把花钱投资的领域是军队的给养——就连这方面也有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对德国有利，对意大利不利。此外还有个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说德国那些部族都富裕，那可是纯粹的真话。首先是他们都像穷人一样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富有。因为他们不建房，不浪费衣服，住得并不富丽堂皇，而是满足于有丰盛的面包和肉以及有一个驱寒的火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情况生活，没有人对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小题大做，而只注意必不可少的东西。德国人的需求比我们的需求要少得多。不会有银钱由于这些风俗流出他们的国土，因为他们对本国生产的东西感到满意，而且就像这样享受他们既简单又自由的生活。^[3-dl]

因此，他提到“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另外一些基本前提：国家必须富裕，公民则相反，必须生活简朴。如果他们都穷，那就更好了。可是假象能产生那种不存在的东西：在德国——马基雅维利如是说——那些富人做出一副仿佛他们并不富裕的样子，也就是说，因此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奢侈浪费。通过这种方式，至少确立了一种假装社会平等的需求平等。这种平等的假象足以促进政治稳定，因为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会防止财富分配中那些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引起的后果。就是在这里，论证也针对佛罗伦萨这个对立形象：在那里，财富滋生奢华。奢华应当被转化为社会声望，但它首先激起的却是忌妒和仇恨。

几百年来，意大利就在别的国家面前炫耀它的文明、知识和艺术优势。偏偏是意大利应当向日耳曼野蛮人学习出色的执政技巧这一点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挑衅。马基雅维利像不到一千五百年前的罗马人塔西佗^[3-dm]一样明确指出他的同胞的过错。要他们通过这面镜子，在光彩夺目的外表后面认识到他们那种社会制度，特别是军事状况的腐朽。就连这一点也都符合塔西佗的意图：要自己的同胞回归自己祖先的活力和勇气。可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不仅涉及种种价值，还涉及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军队的种种具体办法，因而也就涉及基本制度：在这里，个人应当为国家服务，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看来，就连德意志也并非没有矛盾：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的执政者怎么能如此软弱？为解释这个矛盾，马基雅维利又重新注意到马克西米连皇帝的性格特征，而且得出了与在蒂罗尔和康斯坦茨得出的同样结论：在马基雅维利眼里，这位帝国首脑在十分勇敢和诚实的同时，过于挥霍浪费，过于喜怒无常，太易于受人影响。他有这些品性，便成了与路易十二国王相反的形象，但就像所有现实存在的执政者一样，他与马基雅维利那种完美君主的理想相去甚远。把这位皇帝那种尽人皆知的挥金如土、善心和轻信用来说明他政治上的软弱，当然不够。在这后面有一种基本矛盾：王侯们与自由城市进行生死搏斗，却又在都不想有一个铁腕皇帝这一点上看法一致。所以他们把皇帝的资金短缺视为他们国家的耻辱。马基雅维利看到，在帝国土地上，这场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斗争对帝国直辖市有利。德意志的政治前途就在这些直辖市那里，因为那些王侯由于过分频繁的遗产分配，势力已被削弱。当时不少人都这样想。马基雅维利毫无疑问又开始为佛罗伦萨而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像那些德意志帝国直辖市那样做，意大利就属于我们了！可是在他看来，更应当作为榜样的是瑞士联邦，在它们的南德意志邻邦和对手眼里，它们早就取得一致：它们不再容许在自己的国土上有“真正的”贵族。马基雅维利把这理解为有城堡、有自己的裁判权和自行征收税款、招募军队权力的家族。这样一些贵族对于任何一个想要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他们会削弱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