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基雅维利写下论述萨伏那洛拉阴谋诡计这封信不到一个季度之后，萨伏那洛拉就命赴黄泉了。佛罗伦萨让人将这位圣马可多明我隐修院院长作为异教徒和骗子烧死。因此，1498年春天，共和国迫切需要新的人物、新的勇气和新的思想。随着这位预言家的毁灭，它失去了自己精神上的创始人形象。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这位修士增强了佛罗伦萨由于神灵帮助，会克服所有危机，重新登上具有世界意义的高峰这一信念。这种希望尚未完全消失。特别是在中等阶层中，这位被烧死的预言家仍然还有不少追随者；就连个别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还在继续为他辩护。可是他承认——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主的——自己是一个骗子，而不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他的自白就像一层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难道这个“宽宏大量的政府”及其宽宏大量的政治领导层就像这位所谓的预言家的学说一样虚假吗？

除了这种内心不安之外，又添上这些具体的危机标志。与萨伏那洛拉的所有预言相反，佛罗伦萨未能夺回1494年丢失的比萨这座城市。这样一来，共和国便丢失了它最重要的属地，同时也就丢失了自己的海港。许多贵族在比萨城内和周围买有不动产，现在觉得自己失去了投资的收益。除此之外，（正如佛罗伦萨官方用语所说的）“比萨反叛”给外国势力提供了干涉佛罗伦萨内部事务的最好机会。所以，在托斯卡纳的地区性冲突就变为一个欧洲层面的政治事件，而佛罗伦萨本身也就成为极易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如果你们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就支持比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使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全欧洲都要经常被迫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在所有大使当中，尼克洛·马基雅维利不得不成为听到这类要求最多的人。因为从1498年起，佛罗伦萨共和国就派他去处理那些大小政策的焦点问题，以便在当地争取到对共和国的请求尽可能多的支持。马基雅维利的职责就是送交建议，如果需要，也作出让步，倾听对方的想法，查明他们的利益，给家里寄回尽可能多的有用情报。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谈判代表和说情者，与此同时，也是熟悉国情之人、心理学家和间谍。在危机四伏的1498年，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在所有争论中，共和国首先寻求法国的支持。它以此方式持续执行由萨伏那洛拉青睐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还遵照一种古老得多的传统。佛罗伦萨从法国得到它从前借出的百合花徽章。甚至就连那个可以期待从“最信基督教的”法国国王那里得到一切政治福祉的信念，在那个自封的预言家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广泛流传、不可动摇了。当然，这一信念同客观的政治现实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肯定，法国的查理八世国王宽恕了在他的那不勒斯远征中，羞愧地保持不友好的中立、站在反面的佛罗伦萨。可是，在“他的”城邦接踵而来的困境中，他并未给予真正帮助。1498年4月，他在参加一场球赛途中，头撞到梁上，没过多久便死于脑出血。在虔诚的佛罗伦萨人看来，这是罪有应得的惩罚，因为他拒绝给佛罗伦萨及其预言家刻不容缓的紧急支持。

现在，这个城邦的希望寄托在他的继承人（出身奥尔良谱系的）路易十二^[3-a]身上。路易打算夺取他作为子爵的继承人所要求拥有的米兰公国。这时——佛罗伦萨人是这样估计的——他会依赖他们的帮助，然后作为回报，在比萨之争中给予支持。对这种支持的需求变得比1498年佛罗伦萨感到受到来自南方的威胁时还要迫切。在毗邻教皇国^[3-b]的那些省份，奥尔西尼家族自1494年以来就变本加厉地站在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即它的亲戚一边，恶言相向，威胁恐吓要用武力把他们带回佛罗伦萨。与此同时，他们当然也就越来越深地卷入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尔吉亚）的冲突中。这个教皇千方百计试图为他的家族弄到在罗马坎帕尼亚的统治地位。只要奥尔西尼家族同博尔吉亚家族相互之间斗来斗去，通过威胁施压遏制对方，佛罗伦萨就能坐收渔利。可是这种势均力敌的状况发生了越来越有利于教皇及其家族的变化。1498年8月，亚历山大的亲生儿子塞萨尔放弃枢机主教头衔，以便争夺靠近佛罗伦萨共和国北部边境的罗马涅的一个侯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父亲同法国的路易十二谈判。法国国王需要解除自己同路易十一的女儿、没有生育的让娜·德·弗朗斯的婚姻，才能同自己前任的遗孀安娜·德·布列塔尼结婚。这位女士不仅漂亮、聪明，而且还会将布列塔尼公国带进这第二次婚姻。

只有教皇才能宣布路易的第一次婚姻无效。就这一点而言，亚历山大六世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博尔吉亚家族也依赖法国的军事援助。因此，1498年秋天便出现了艰难而又漫长的谈判。如果这些谈判获得成功，佛罗伦萨就将面临问题。随着一个强大的塞萨尔·博尔吉亚的出现——此人可以动用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双重援助——共和国不能不感到威胁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路易十二在加冕后就许下的帮助诺言是否还能兑现，很成问题。在罗马涅北方，威尼斯共和国毕竟在等待将要出现的任何一个机会进行扩张。一个世纪以来，这个“威尼斯共和国”就在不断扩大它在意大利半岛的地盘。与此同时，它已经向前推进，直至西部的贝尔加莫，南部的费拉拉的大门口。在1498年，再也谈不上威尼斯与佛罗伦萨过去多次指天发誓时的“共和国兄弟姐妹般的团结一致”了。威尼斯从共和国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出发，推行掠夺政策。因此在军事上要弱得多的佛罗伦萨眼里，它成了本来就令人忧虑、喧嚣不已的政治地图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这位罗马国王和被选举出来的皇帝（他准确的头衔就是这样）——出身于哈布斯堡世家的马克西米连则相反，在意大利“只是”一个不稳定因素。1498年，他在准备一场反对盟友的战争。当他一年之后在这场战争中吃了败仗时，这位神情不安、难以捉摸的统治者更加急于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作为帝国首脑，至少在理论上起着重要作用：“意大利王国”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该王国一直延伸到教皇国的北部边境。按照文件上的说法，这位罗马国王在这里可以提出广泛的权力要求，也可以对佛罗伦萨提出这样的要求——能取得什么实际效果，没有人能够预言。

尼克洛·马基雅维利于1498年6月就任第二国务厅长官时，外交政治状况就是如此。他很快就要在出差时亲自观察几乎所有提到过的统治者。然而与此同时，他的注意力也要放到佛罗伦萨的内部情况上。他由于萨伏那洛拉对手的支持而获选。如果共和国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他同样很快就会失去自己的职位。

虽然贵族阶层和中等阶层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是那些头面人物——占据领导地位的家族成员在继续主宰共和国的政治。只有他们才能成为佛罗伦萨派遣去见外国统治者的大使。马基雅维利这个“不再成为贵族之人”只担任过一次官方使节这个威望极高的高级职务，而且只是在海盗巢穴摩纳哥完成一项无足轻重的使命。在其他情况下，他以共和国执政委员会和共和国“外交部”（Dieci di Balìa）秘书的身份，衔命拜访那些君王。他以这种低级职位，进行艰难的试探和预备性谈判。然后，那些出身“正宗”家族的大使们只需要在形式上将他处理好的事情做完——而且还可能为此获得全部荣誉。

甚至在共和国其他最高委员会中，很明显，这些贵族的应酬都是多余的。这种情况首先适用于那些所谓的实践家。在这些人当中，一些被选出来的、有名望、有影响的人物在幕后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尽管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在“宽宏大量的政府”中，那些老领导层的威望仍然在持续不断地继续下去。对于尼克洛·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就是一个障碍。

可是即使手工业者和店铺主人往往给予这些大家族后裔在职位上足够的优先权，他们也不放弃对立法和选举的监督。因此常常由于可以决定这两方面事情的大国民议会，在头面人物和中等阶层之间出现一道裂痕。首先是在表决新捐税时，大多数人总是否决。对新捐税的这种反抗一直延续到抵制表决，而且往往采用这种方式使这个共和国瘫痪：没有捐税，没有战争，没有外交行动能力。比起小人物来，夺回比萨对于上等阶层更为重要，他们经济方面的私人利益往往都与此相关。

但是，中等阶层与上等阶层之间的对抗甚至说不上是共和国的主要问题，尽管不少同时代历史学家和工作日志记录者持有这种看法。撇开捐税议程受阻一事不看，在大国民议会中，这些两军对垒的战线在那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和他们的盟友本人之间出现的次数要频繁得多。从1434年到1494年，美第奇家族便充当了领导层的主持人和调解人。杰出的洛伦佐作为“共和国头号人物”在影响和威望这些问题上有最后决定权。即使他这样做使这一些人受惠，使另一些人失望，他的判词都算数。这种仲裁法庭权现在越来越受到令人痛心的惦念——用手掩着嘴，因为人们当然不能公开说出对那些被赶走的“暴君”的思念。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继续有自己的追随者。只有少数人怀念专横跋扈的皮耶罗。洛伦佐的第二个儿子、1489年被英诺森八世^[3-c]提拔为枢机主教的乔凡尼则相反，他越来越受人喜爱。无论何时，只要有一个佛罗伦萨人需要在罗马教廷得到帮忙调解，他都显得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就连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都由于他的和善友好，受到普遍好评。在共和国遇到每一次危机和每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时，被放逐的美第奇家族都会赢得一些新朋友，每一次成功都会减轻对他们返回的渴望。佛罗伦萨那个“宽宏大量的政府”不仅反对其他国家，而且还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个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影子内阁”的虚幻战斗。

这个“宽宏大量的”共和国的贵族们感觉如何，马基雅维利后来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花了很多感情移入能力来描述。他的论述涉及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晚期，但是他这些描述毫无疑问都来源于自己的观察。

法官不再按照当权者的意志，而是按照他自己的估计来判案，所以现在就连当权者的那些朋友也越来越多地尝到法律的严酷无情。可是这样一来，那些习惯于看到自己家里挤满阿谀奉承者和求情者的人，忽然感到自己又失去了追随者，失去了影响。此外，他们感觉到在同自己习惯于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遇到的那些人过去同自己地位相等，现在成了他们的上司。他们不再受到优待，不再受到尊敬，而是经常受到奚落和嘲讽，另外，人们在大街上和广场上鄙夷不屑地谈论他们和共和国。^[3-d]

马基雅维利就像他经常在自己的历史和政治文章中所做的那样，言过其实。这些头面人物既没有在1458年，也没有在1498年完全感到这么无力和无助，但是地位如此一落千丈的恐惧确实在扩散。

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些掌权的家族对此十分清楚，他们受到在流亡中的美第奇家族十分仔细的观察：谁依旧忠心耿耿，谁持中立态度，谁又在全心全意支持这个新的国家？如果有朝一日他们重新夺回在自己故乡的权力，这些“被告的品行证明书”将会决定，谁会在他们庇护下担任领导职务，谁会失宠。这些头面人物知道什么也不会被遗忘，而且很可能任何事情也不会被纵容，这使得他们并不容易执掌站在手工业者和店铺主人一边的政权。尽管如此，贵族的这个内部核心却无法实现共同利益需要的统一行动。与此相反，佛罗伦萨领导层在既四分五裂，又承受中等阶层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很少露面。甚至在这个家族内部现在也经常出现裂痕。这时，三个家族起着主要作用，他们是：卢彻来家族、索德里尼家族和萨维亚提家族。第一个家族的族长贝纳多·卢彻来投票赞成贵族领导的共和国。在他和他那些大多比较年轻的追随者看来，大国民议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为了有利于更狭小的领导集团，要尽快将这个祸害根除掉。

卢彻来的主要竞争对手皮耶罗·索德里尼表现出的样子要亲民得多。他的对策就是同中等阶层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合作，向他们妥协。里多尔菲家族也采取一种类似态度。萨维亚提派在这两极之间持观望态度。他们的双重首脑由远亲雅各布（Jacopo）和阿拉曼诺（Alamanno）组成。此二人作为银行家和大商人，算得上是当时最富有的佛罗伦萨人。另外一个高贵家族的族长皮耶罗·圭恰尔迪尼被视为中立派，因此也被视为潜在的调停人。这个家族在1494年以前同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他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就是那位后来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他把自己的父亲描绘成一位只对佛罗伦萨的荣耀尽职尽责的、正直的爱国者。可是这种爱国主义同为自己家族及其追随者造福并不矛盾。谁要是错过时机，为自己的所有圈内人做点什么，谁很快就会感觉到自己被这些人抛弃，被他的竞争对手击退。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那种笼罩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上方的灾难：谁若是襟怀坦白地献身于公共福利，谁就会毁掉。但是他的批评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这些统治集团由于慢性的不和睦，无法保障内部的稳定，遏制外部敌人。

这些并非马基雅维利在回顾中无情列上的这个国家的仅有缺陷。在他眼里，佛罗伦萨在各个方面都是享有盛名的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反面形象，尤其是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1498年，两个角度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夺回比萨，佛罗伦萨需要一支军队。因为那些执政者长期以来都害怕武装自己的公民，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以一个“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e）的名义招募雇佣兵。这要花钱，而且花的钱比这个共和国从它的统治区域所能收到的捐税钱还要多。总而言之，为了能够派出一支武装队伍去对付这个反叛的属地城市，他们必须动用一些特殊的财源。这样一来，那些比较富裕的佛罗伦萨人就不得不将长期贷款（accatti）存入所谓的“山”（monte）里。这座“山”充当国家银行，给这些强迫的存款付利息——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并不那么罕见的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这些收益都没有了。这座“山”的支付能力如何，取决于成为其保证金的国家正常收入。这些收入由关税和向诸如盐、酒和肉之类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构成。所以，这些捐税的大部分都由全体消费者来缴纳，对穷人的伤害最厉害。除此之外，还期待富人们自愿投资“嫁妆山”（monte delle doti）；那些身份高贵的家族在这座“嫁妆山”里存一些钱，他们在女儿出嫁时，就可以从中得到直至一定百分比的利息和复利。在遭遇极大危机的情况下，共和国不得不开始短期贷款，这些贷款由于有风险，付出的利息都很高。在经济方面，佛罗伦萨总在困境与贫困之间抢风行驶。新的捐税不仅经常被大国民议会卡住，而且事实也表明，如果它们穿过了这些针孔，将一发不可收拾。

正如他作为国家公仆所写的那些呈文和专题报告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持续不断的财政状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双重丑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共和国里，公民应当贫穷，国家的钱箱应当装得满满。对于他那些富有的同胞来说，这是一种挑衅性的控诉。他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国家应当尽可能少花钱，以官职和威望的形式给他们带来更多东西，应多于它向他们要求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引起公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佛罗伦萨的军事制度。总而言之，正是这种军事制度才使强制公债变得必不可少。他很早就主张废除雇佣兵制度，建立国民军组织，取代雇佣兵制度。这样一支市民军队不仅花费更少，而且比那些雇佣兵队长更可靠，这些人的忠诚度取决于他们那些委托人的支付能力。古罗马人用他们那些享有盛名的军团做示范。所以佛罗伦萨只能效法这一光辉典范。

尼克洛·马基雅维利怀着这样的理想，于1498年夏天就任第二国务厅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