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5月28日，八十人委员会推选贝纳多的儿子——尼克洛·马基雅维利为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和第二国务厅长官，而且年俸为一百二十八杜卡特^[2-a]；这差不多相当于手工业者年收入的三倍。此时，这位当选者的年龄为二十九岁零二十五天；事有凑巧，这一天正好是他一生的一半。

半个世纪以来，这次选举尤为令人惊讶。迄今为止，这位当选者在官方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赋予它四分之一的男性居民政治权利的共和国里。在各种委员会和官方机构的记录中，可以找到几千个名字，不仅有贵族的名字，甚至还有中下层成员的名字，可是与贝纳多·马基雅维利家的尼克洛有关的东西却是空白。就连那些私人证件也屈指可数。正好有一次，有两封可以证明他生活状况的信突然从匿名状态中冒了出来。最早那封信写于1497年12月2日，因而使人们对其生平有了不至于出入过大的一知半解。因此，谁要写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谁就必须一再考虑到诸如书信之类的晚期原始资料。正是在这些书信中，他说出了对自己家庭和自己经历的看法。可是就连这样的文献也都罕见。在佛罗伦萨，在一个不到五万居民的城市，人们都相互认识，用不着在谋求公职时提交书面简历。所以，那些投票支持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人都明白自己寄予信任的人是谁。毕竟存在激烈的竞争，有好听头衔的佛罗伦萨人——一个雄辩术教授、一个公证人、一个研究范围比较广的法学家都在谋求这个相对有利可图的职位。尽管如此，这个既无大学文凭，又比较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在这场竞逐中获胜：6月19日，所有有政治权利的市民的代表机构——大国民议会批准了对他的任命。这个新的“第二国务厅长官”必须有举足轻重的代言人。在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些有影响的家族的关系网在左右着政治。凡是没有那么大能耐去提拔其他人者，按规定都会被劝告退出这个头面人物的、有权有势的家族族长的圈子。马基雅维利的当选正好发生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的转折点。在八十人委员会投票支持对他的任命五天之前，僭主政权（signoria）让人将圣马可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吉罗那摩·萨伏那洛拉作为异教徒烧死。从1494年起，这位说话有影响力的劝人忏悔的布道者对新制订的宪法，而且嗣后也对佛罗伦萨的日常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被处死后，他的很多党羽都失去了职位，不仅失去了最高政治领导层中的职位，而且也失去行政机构里的职位。总而言之，通过这次清洗，秘书和第二国务厅长官的位置才空了出来——此人遭灾祸，他人走鸿运。有表决权的佛罗伦萨人最后不得不相信这位成功的候选人马基雅维利在没有大学学历、学位和文凭的情况下，也能胜任他作为第二国务厅长官所承担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求很高，而且五花八门，因为第二国务厅长官按照需要，主管内政和外交，从军事组织的问题直到最棘手的外交使命。

后来，马基雅维利本人用他那将冷嘲热讽与一本正经掺和在一起的习惯性做法，对他的能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一封1513年4月9日致弗朗切斯科·维多里的信中，他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有如下描述：

如果我们的政治沙盘游戏使您感到厌烦——因为很多东西同我们事先仔细考虑过和构想过的情况不一样，那您当然有权这样做。我的状况真的很相似。可是，假如我能同您谈一谈的话，那我根本不会谈别的事，而只会谈重新建筑政治空中楼阁一事。因为性情乖张的命运就想要我这样：既不懂丝绸行业的买卖，也不懂羊毛行业的买卖，不懂赢利或者亏损，而只对国家有所了解……^[2-b]

在上面提到的两个行业中，主宰佛罗伦萨政治的大商人和银行家榜上有名。当马基雅维利断言自己不适合这些商人职业时，他当然也希望得知这一结论被倒过来理解：虽然这些大公司的老板们对于政治成功的规则一窍不通，但他们却在决定共和国的命运。

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对国家有所了解，会对国家有利，这一点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想必在1498年五六月间都是这么看的。然而他们又是怎样得出这个正面评判的呢？自从马基雅维利诞生四百多年后，他父亲贝纳多撰写的家庭年谱被发现以来，人们至少弄清楚了尼克洛这个男孩的家庭情况和教育途径。在这方面，贝纳多·马基雅维利的《回忆录》（Libro di ricordi）所能提供的认识大多模糊不清。家庭年谱的作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律师；就连通过很有影响的推荐而得到的省出纳员职务，他也不能用来在经济上为自家谋利，或者获得政治上的升迁。总的说来，这种贫困的生活环境同马基雅维利家族的过去截然相反。这个家族可以炫耀的是，曾有六十六次派出一名家族成员进入每次行使职权两个月的城邦政府，其中有十二次还充任旗官，即作为执政团中居首位者成为共和国首脑。马基雅维利宗族的成功历史在15、16世纪由该宗族的不同分支延续下去。

更使获得成功的亲戚们感到难堪的是，贝纳多谱系的状况急剧恶化，到贝纳多时到达了最低点。一位对马基雅维利心怀敌意的编年史作者甚至声称：他的父亲是一个“Bastard”，也就是一个私生子。他的对手甚至试图从他父亲那显而易见的困境中找这位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的茬儿，说他作为欠税者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资格接任这一公职。要制止这种威胁，马基雅维利就需要强有力的自卫举措和良好的关系。这样的攻击表现出恶意，但也显示出家庭的困窘：名门望族的这个分支怎么会跌落到如此深不可测的低谷？对于这位后来的第二国务厅长官来说，便由此出现了一种引人瞩目的尴尬处境。他同一些名流是亲戚和姻亲，这些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远在他之上；他在世时，甚至还有一个马基雅维利枢机主教。尼克洛·马基雅维利从幼年起就有过表示轻视的经验——有时是通过极力伪装成志同道合、同情和跟至交好友休戚相关的样子。他那封于1513年3月18日致弗朗切斯科·维多里的信显示出他是以什么样的勇气来对此作出反应的：

如果我们那些有同情心的大人先生乐意把我从乡下流放地召回去的话，那我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使他们有理由会对此感到高兴。如果他们不准备这样做，那我也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出身贫寒，要学会的首先是辛苦劳累，然后才是享受。^[2-c]

这些语句极度藐视那些由于自己的出身而有权过上甜蜜生活的“高高在上者”。与此同时，掺杂了某种程度的夸张。贫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一个相对概念。贝纳多·马基雅维利毕竟可以从他那个家族大量的不动产中，分得少量地产，其中就有在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列亚小农庄。他的儿子在被逐出政坛之后，就只好退隐到该农庄，从事研究和著书立说。另外，还有他的妻子巴托洛米亚·德·内利出嫁时带来的财产。这些产业能带来一笔虽然为数不多却是相对稳定的收益。所以在贝纳多家里，没有人会挨饿，也没有人不会渴求精神食粮。尽管马基雅维利父亲的家庭开支那么节省，那么死板，总是吝啬得很，但是他不仅特别喜欢图书，而且还愿意花费钱和时间。在这方面，至少在这件事是既花时间，也花钱：贝纳多不惜花费九个月心血，为德意志印刷商尼克洛的一个提图斯·李维著作版本做地名索引——他为此获得一套免费样书。鉴于这样一些兴趣重点，律师事务所不太兴旺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要购买印出的书还不行，这种书要花好多钱才能装订。在1486年，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允许十七岁的尼克洛从装订工人那里拿走李维著作的样书，但需付出代价：三瓶红葡萄酒和一瓶家族小葡萄种植园酿造的醋。交出书这一瞬间还包含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三十年后，这位爱好图书的父亲的儿子要撰写一部内容广泛的政治著作，论述李维这部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