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禁忌之人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欺骗也是宗教。基督教进行欺骗有利于有权有势之人，因为它教人忍受，而不教人反抗。正如今天基督教所表明的那样，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不能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相反的，基督教至少在意大利就摧毁了政治的基础，并使之再也无法修复。教皇们教导人们要温良、放弃和仁爱，却又采用欺骗和武力的各种手段，为他们那些毫无贡献的侄子们掠夺自己的国家。凡是用自己作出的生活榜样之反面来教导别人的人，都不可信——而他所主管的公共机构也同他一样不可信，就连这个国家也会同教会一起毁灭。因为人们必须信仰上帝，后来才听从法律直至牺牲自我。只有当他们坚信，违反国家法律会遭到上帝本人惩罚时，他们才会成为良民。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这样一来，就连宗教也会变成有益的欺骗。因此，聪明的政治家就会获得所有人当中的最大荣誉，此人会创建一种国教，除了他本人和一些知情者外，所有公民都毫无保留地信仰这一国教。这样一些少数人不信仰国教，以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用宗教骗人，譬如说通过巧妙使用“神意裁判”这一手段，以达到增强士兵斗志的效果。可是基督教就像当代教皇的统治所体现的那样，它正在毁掉政治。就像它由于教皇的生活作风变得不可信一样，它引诱人们退回到隐居生活，因而也削弱了唯一使人得以为人的国家。
这样的语句出现在马基雅维利早期的主要著作中。这些著作是：《君主论》（De principatibus）以标题君主（Il principe）著称，以及《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一些关于（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j]最初十年的论文。马基雅维利于1513年底，将他那本论述君主的书寄给佛罗伦萨共和国驻罗马大使，要该大使尽可能，甚至将这本书作为读物推荐给教皇利奥十世[k]的兄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l]。不久前，失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厅官职的马基雅维利希望借此得以官复原职。可是此路不通。这两位美第奇家族成员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论述君主的书，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谈论过卓越的君主必须既是狐狸又是狮子，既谎话连篇又自食其言一事，仅仅是猜测而已。利奥十世精通这所有的技巧。正因为如此，他好久都不愿意看到这些技巧成为得到公认的劝告。马基雅维利把当权者偷偷去干的那些被宣传和意识形态掩盖的事情上升为政治和道德标准。他这样做就违反了最后的禁忌。
嗣后，美第奇家族也感到他们关于像马基雅维利这样一个违反禁忌之人不适合为他们效力的这一判断得到了证实。在他那本论述君主国的书面世七年之后，马基雅维利在一篇呈文中说明，他们应当怎样重新整顿自己在佛罗伦萨的政权。在他眼里，这种政权极有可能既非共和政体，又非君主政权，而是一种由两种政体构成的、糟糕透顶的大杂烩：美第奇家族作为乔装打扮的君主，披着共和政体的外衣进行统治。他们作为这样的君主，只是单方面地对自己的扈从宠爱有加，因而也就遭到绝大多数共和国公民的憎恨。仅仅这一论断就已经够大胆的了。可是这位自封的杰出思想家所开出的济世药方，其挑衅性还要厉害得多。要美第奇家族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改变佛罗伦萨的政治关系，使得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这三种良好状况同它们的核心要素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他们也得到让自己的追随者占据所有关键职位的权力——这个占有领导地位的家族的政权和安全就这样变成至高无上的国家目的。不过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有限，更确切地说，持续到最后一个美第奇家族成员在世。这种状况多半不会持续多久。所以这整篇呈文是一则独特的讣告：为了佛罗伦萨能够繁荣昌盛，你们必须死去。美第奇家族谢绝这位建言者效劳一事的确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些大胆冒险但并不罕见的可怕论点。因为这些论点，马基雅维利作为共和国的外交官，在1498年—1512年间已经声名狼藉。有人要他将他同外国执政者进行的会谈都忠实地记录下来，把他那些由此得出的结论呈交给他的委托人——佛罗伦萨共和国有关当局对使臣马基雅维利的报告所作的习惯性批评就是如此。人们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事实，事实，更多的事实——部队兵员和财政收入的数字，可是请别讨论佛罗伦萨在国际交往中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更不要讨论政治理论或者历史理论！那些按照自己的商业利益，试图尽可能不冒风险地操纵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的大商人和银行家，如果他们知道外交官马基雅维利如何精通自己的本行时，他们就会大惊失色。1522年10月，当他按照人们的估计，再也没有任何希望重返外交职位时，他便揭露这一职业，而且是借此在一份不公开的文件中披露自己迄今为止的职业经历。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出任大使指南”。
一开始，这个具有破坏性的文字说明读起来像是在为国家着想：外交使命简直就是对政治家的考验，他在这里可以为爱国精神、聪明机智和观察能力提供证明；令人振奋的空话接二连三。读者会被弄得昏昏欲睡，感到厌烦，真想把这个说明弃置一旁——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成就的外交官都不可能正直坦诚，而是要被认为正直坦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能够隐瞒自己真实的动机和想法，也就是说，不仅对他们的外国对手隐瞒那些肯定还会干的事情，而且也对他们国内的委托人隐瞒这些事。更有甚者，他们必须欺骗这些人，譬如说，他们引导“宫廷里那些消息灵通人士”说出他们本人想到却没有人愿意听的事。所以，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仅仅是会谈概要，事情并未了结。聪明的外交官必须像优秀的历史学家那样，做出更大的成绩：他必须从总体的角度观察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也就必须提供那些马上就能采取卓有成效的行动的分析。如果佛罗伦萨那些见地狭隘的显贵对此不感兴趣，人们就只好把这些估计正好作为外国当权者巧妙的名言硬塞给他们。以后他们至少会相信此事。因此，马基雅维利撰写的前途无量的后起大使入门指南，也就成为破解他那些关于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的使命的述职报告之谜的钥匙。
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为了介绍真相，都必须能够说谎。历史学家尼克洛·马基雅维利在致外交官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卡尔皮那些人的谎言而论，我觉得自己能够对付他们所有的人，因为长久以来，本人就在写这门学科的博士论文……很久以前，我就决不会再讲我所相信的东西，我还相信我所讲的话。而假如我出于疏忽讲出真话，那我就会将真话隐藏在如此众多的谎言下面，使它很难被人找到。[m]
难道说马基雅维利对谎言的这种信奉是一个玩笑？因此它本身也就成为可以将双重谎言变成真话的谎言？在这方面的不利之处是，1521年5月17日的这封信的语气并不可笑，而是尖酸刻薄、冷嘲热讽。难道说对谎言的这种赞美只适用于口头讲话？或者说也适用于书面文字？能够说明后者的是，在这些文章中，马基雅维利的谎言大多可以让人发现，也就是说，甚至连隐藏得很高明的谎言也不例外；在这里不涉及每一个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都会出现的错误，而是涉及每个读者都能立即用略带内行的眼光看出的这样一些有的放矢、精心策划、措辞严谨的谎言。
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这样断言：在佛罗伦萨（共和国）1440年战胜米兰（公国）的安吉亚里战役中，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之后，只有一个士兵死亡，而且还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这个倒霉鬼由于不会马术，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他在他那本关于卡斯特鲁西奥·卡斯特拉卡尼[n]的传记中，让这位英雄——一位由无数原始材料证实，而且也存在于14世纪早期托斯卡纳还活着的卢切泽僭主的集体记忆中的英雄——像作为弃婴的摩西[o]一样出现。在这里，就连佛罗伦萨人都知道，卡斯特拉卡尼使他们遭到了好些令人痛心的失败，这位古老的、有名望的卢切泽罗马贵族家庭成员出生于安特尔米内利。此外，佛罗伦萨人随时都会浏览一下他们那些在安吉亚里阵亡的英雄长长的名单。可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后来要坚持相反的观点呢？
迄今为止，每个读者立即就会找到第一个答案：为了诙谐！首先是因为马基雅维利要把安吉亚里战役写得十分伟大，就像人文主义历史教科书为了给当权者增光所做的那样：英勇、无畏的壮士们相互扭打、相互厮杀，战斗正在进行，让读者想象出一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景——而最后，经过这整场混战，没有一个人受伤。这样一来，肯定有使人发笑的效果——或者说甚至还会引起那些更了解情况、爱国情绪受到这种谎言伤害之人的愤慨。
后来，马基雅维利在一封信上签上自封的“历史学家、滑稽演员和悲剧作家”这一名号。其中是含有深意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喜剧作家，因为意大利让自身陷入历史最低点的那种处于万丈深渊的现代悲剧，只能够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来描写。除此之外，这种职业名称还有一种忧伤的双重含义。在意大利语中，马基雅维利的惯用语就是historico, comico et tragico，即历史的、滑稽的和悲惨的。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在离他去世之前还不到两年时，就认为自己已经完了，滑稽可笑，而且极其不合时宜。很久以来，这样一些在活着时为自己的生活所唱的终曲始终贯穿于他的书信往来。被打入冷宫、没有工作和被迫赋闲，他既不能为自己本人，也不能为别人做点好事——他就这样回复少数绝望者的来信，这些人希望他这位被打入冷宫的前国务厅长官在当权者面前说情。
可是，如果说他想要得到当权者的宠信，那他为什么又去当众冒犯他们呢？马基雅维利希望能够允许他直抒己见。在玩世不恭者和滑稽演员背后隐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坚信，人们在国内只有通过为公共福利建功立业才能步步高升。虽然他知道，在佛罗伦萨就同在罗马一样，既得利益圈子的首脑们在掌权，人们必须卑躬屈膝地为他们效力，他却总在试图采用自己的方法，给他们说出严酷的真理——既可笑又可悲，既可悲又可笑。在一个贪污腐化的社会中，凡是不贪污受贿的人，都同时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在一个大家都想发财致富的时代依旧一贫如洗。因此，就连马基雅维利一生的贫困、他在乡下混迹于伐木工和偷猎者之中穷困潦倒的生活都成为他坚持自我的动机。作为如此众多投机者当中的一个不被收买的穷人，他感到自己可笑、可悲，而归根结底是英勇无畏，因为他的贫穷证明自己是不可收买的。
可是其他那些人全都如此，也就是说，既在政治方面也在私人方面，都可以被收买。在政治方面，这种可以收买的情况简直就是祸害；然而在私人方面，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可以收买别人却是最高级别文学享受的源泉。“私人政治”，这是进行诱骗的艺术。马基雅维利这位有修养的聊天者在女人当中很受欢迎，而对自己那位忠心耿耿照顾他的夫人却一点也不忠实，这种事在大街上和书信中，都成为他那些朋友当时谈论的中心话题。其中有多少是吹牛皮或是事实，这得搁一下再说。马基雅维利这位对不顾一切满足个人性欲的行径大唱赞歌之人，我们在他的喜剧中能见到。其中，十分明显地出现性爱冒险与战争之间的对比。战场如情场，生死攸关。因此，为了成功，什么事都可以做：能量极大、极其优雅的欺骗行为配上为所有这一切辩解的自欺欺人。就连这种事也免不了矛盾重重。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其《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中所描写的共和国那样，在他那个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里，生活可以过得循规蹈矩、贞洁端庄；遵从一夫一妻制的平民士兵为国家和军队生育的孩子绰绰有余。而聪明的君主——头号基本准则！——不去碰他那些臣民的妻子和女儿。可是这些严格的规则看来并非人人适用。就像聪明的政治家不能信仰自家臣民的宗教，而只能假装有这种信仰，以便能够任意摆布他的臣民一样，所以政治上的卓越思想家不受芸芸众生那些合乎道德规范的行动准则约束。
他并非唯一不受这些规则约束的例外。马基雅维利在他不甚出名的一篇文章里草拟了《娱乐协会章程》。这些两性关系享乐主义者的游戏规则一读起来就让人感到像轻松愉快的嘉年华会指南。可是这种笑声很快就会卡在读者的喉咙里。
这个协会的妇女不能有婆婆。尽管如此，谁若是有了婆婆，谁就必须在六个月之内用毒药或者类似手段干掉这个婆婆。[p]
每个人都必须羡慕别人有的东西，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地去加害他们。谁若是疏忽此事，谁就会遭到协会会长的任意惩处。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必须假装持有相反的观点。谁最能欺骗人，最会说谎，谁就会获得最高的评价。[q]
谁在做弥撒时不持续不断地环顾四周，或者像这样坐着，以至自己不能被所有人看到，谁就会因为叛国罪受到惩处。
这些准则的最终目的是恣意放纵情欲。它允许人们按照其天然本性生活：利己自私，恣意放纵，没有道德顾忌。在一个反常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中——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这种情况在意大利比比皆是——给个人留下的只有恣意放纵的享乐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理论家、君主顾问、有思想的共和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玩世不恭之人、理想主义者、神话塑造者——马基雅维利有多副面孔，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对于21世纪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时髦：凭借他那看似如此愉快，远离任何罪孽意识的放浪形骸，他与尘世的关系，以及他考察人类心理的技巧。别的事情使今人感到阴森恐怖：他对国家的信仰和对国家的颂扬，他坚信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教育人，坚信国家为了使自己富强，可以歪曲自己的法律这样一种信念，都使今人不寒而栗。他对人们的负面印象、对古代的崇拜、把历史视作永不停息的圆周运动的历史形象等等，很多东西我们都感到完全陌生。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许多东西好像都指向遥远的未来，许多东西好像都退回到遥远的过去。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都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迄今为止，他与每个人都有关：难道政治必须合乎道德规范，要不就是选民愿意上当受骗？在每次议会选举之后都会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由于他有勇气同自己认为不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分离，而且对人们讲出令人憎恨的真理，马基雅维利成为古代欧洲无与伦比的政治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迄今为止都惹人讨厌，会引起激烈辩论。
这种现实意义由19世纪以来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所引起，时至今日仍旧活跃的讨论反映出来。所以，雅各布·布尔克哈特[r]也就把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杜撰作为对现代派早期迅猛突破时代的杜撰，同他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位巴塞尔历史学家十分明显地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时代蔚然成风的标志：鄙夷不屑地抛弃基督教、抛弃无知群众的宗教，转向对人的研究——他确实如此，因而也对经验和观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兴趣，甚至直接形成对于世界整体的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本观点。然而在布尔克哈特眼里，对于人的这种“现代式”注视不仅打上经验的烙印，而且还打上道德方面漠不关心的烙印。所以，马基雅维利也就成为一种新人的典型——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强权国家”曾经培养过的那样：受到政治规则吸引，对于诸如团结和集体精神这样一些冠冕堂皇的传统价值漠不关心。
布尔克哈特以其186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在其中开始进行这些神话教育——触碰时代的敏感之处。当时渴望有一些同那时的官僚机构化和古板拘谨状况相反的形象。特别是对于他那更为年轻的巴塞尔教授同事弗里德里希·尼采[s]来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种构思是一个关键性事件，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是一种解放经历。尼采接受了马基雅维利历史思想中诸如历史必然性（necessita）和千载难逢的时机（occasione）这样一些核心要素，同时，还接受了那个不断重复过去的概念。除此之外，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是一种消除了基督教束缚的新型道德的主要见证者。摆脱了这种桎梏之后，个人才能像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理想的君主那样，极尽其肆无忌惮、卑鄙无耻之能事。塞萨尔·博尔吉亚[t]身居基督教界首要地位。在尼采看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时代，生命力会获得胜利。但是这一时代的开端并未出现，心术不正的路德[u]在革新基督教，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其典范马基雅维利则落得徒劳无功。
甚至在20世纪，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也众说纷纭。对于诸如卡尔·施密特[v]——此人将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视为早已被现代各国付诸实施的天然人性所在——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贝尼托·墨索里尼[w]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先驱思想家来说，他就成了这种现实政治的预言家。在《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中，向右的独裁转变的这个智力先驱找到自己预先就打上烙印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成功的人民领袖置身于权力之上，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使用这种权力，在需要时篡改法律；真正的统治者在战争中独具风格，训练有素；群众愿意受到培养，生机勃勃的国家必须维护暴力，必须培育暴力神话。针对这种硬把马基雅维利当作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先驱的行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x]坚决为马基雅维利辩护。葛兰西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臆想中永恒的国家和历史原则的先驱思想家，而把他看成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他正在为那个时代的问题寻找答案。马基雅维利以他要求有卓越君主的呼声和他对理想共和国的构想，用极独特又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征兆作出了反应。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这些危机征兆就是贵族封建势力与早期资本主义城市领导阶层之间无法消除的矛盾。这些城市领导阶层同更好的生产方式一起，力争构建新型的、后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但是在16世纪越来越多地受到反动的西班牙敌对势力和反对改革的罗马教皇的威胁。按照葛兰西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场辩论中，以其为一个强大的、首先是平均主义的国家进行辩护的举动，站到有光明未来的势力，也就是市民、农民和工人一边。所以，这位蹲在墨索里尼牢房中进行写作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觉得马基雅维利就是“进步”市民的代表。这种市民的缺失给嗣后的意大利历史投下了阴影，也给当代带来严重后果。
但是，对马基雅维利这位令人不安的思想家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命题所感到的极度不快，也在20世纪，很典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以后显示出来。所以，作为犹太人为了躲避国家社会主义暴政，从德国逃到美国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莱奥·施特劳斯[y]，在他于1958年出版的《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Thoughts on Machiavelli）中，责备《君主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的作者，说他毁灭了将历史上那些人完全置身于大自然和宗教神灵之中来观察的西方传统。马基雅维利这位颠覆性地使世界和人类从着魔状态中清醒过来之人，就这样站在一种发展的开端。正是这种发展消除了各种奥秘，消除了对神灵的崇拜，把良知逐出政治，不去崇拜这些，而唯独崇尚的是成功的偶像，因而也就是暴力。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个佛罗伦萨人之所以成为政治上的恶魔导师，主要是他使宗教脱离其真实内容，降格为地地道道的统治工具，而且剥离政治同高尚道德价值的任何联系。这样一来，马基雅维利就给一种冷酷无情、不人道的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当他在20世纪那些极权主义国家里如日中天时，却也在欧洲那些继续跟随霍布斯[z]和卢梭[aa]的民主政体中导致了危险的价值丧失。施特劳斯看到，只有美国在这场胜利进军中是例外。在那里，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思想从未得到贯彻实现。尽管如此，施特劳斯在他层面众多、思想丰富的分析中，承认马基雅维利那些孤独伟人的特征——就连魔鬼最后也成了阵亡的天使。
马基雅维利是怎样得出他那些在21世纪还会引起抗议或者获得赞同，却绝不会受到冷遇的观念？马基雅维利为了这样思考，取得了哪些经验？他在何地，又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了那些成为他关于人类和历史的概念之基础的观察？本传记的以下章节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