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第六章附记

在第六章中，我提及了哈曼的语言学理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功；还提及了哈曼的语言学观点和他的宗教信仰与反理性主义的奇怪组合。790在这里我想再谈几个问题：

实际上，哈曼持有以下观点：

（1）“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可以正确反映出来的现实的客观“结构”并不存在。

（2）因此，哲学家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主张是没有价值的。

（3）规则和法律应当得到遵守，但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予以打破。

（4）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和实践中的错误）与其说是由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的理论中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如说是对理论具有普遍永恒的效力的狂热信仰所造成的，这一信仰认为，如果某个理论不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那么一定存在其他的理论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正是对这一理论的迷信，特别是对科学理论的迷信，产生出想象的实体，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混淆，导致精神混乱，有时还会导致精神折磨，原因在于人们固执地坚持人造之物，而该物正是因为人们对普遍性的追求而产生的，而哈曼把这一愿望称为贤者之石。

（5）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是基于经验的模式而形成的，无法进行批判，因为在其之外找不到一个阿基米德支点对其进行这样的批判性检验；所能做的至多是检验这一经验模式用来进行表达的符号体系。我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思考即使用符号，符号是什么样，思想就是什么样。总之，内容和形式是不能分开的——交流媒介的所有元素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意义则潜藏在每个单独的，从根本无法进行分析的整体中。

（6）词汇、语法、词源、句法之间的完美翻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对普遍语言的探索是所有怪物中最为荒诞的，自然语言的非理性成分和各自的特质都会被它抹除，然而莱布尼茨却相信这一可能性（莱布尼茨称之为“普遍文字”），或者相信能够满足人类所有需求的科学普遍语言，而继他之后，孔多塞以及他之后的许多实证主义思想家也都有过这样的梦想。

（7）根据（6）的推断：仅仅通过运用语法、逻辑以及任何其他的规则，人们无法理解他人的语言，只有通过“进入”（赫尔德称之为“移情”）其符号体系才能理解其语言，即必须保留现在和过去的实际用法。方言和行话（当它们带有“生活的烙印”时）是生活方式的核心，当我们试图创造语言的一致性时，我们便创造了生活的一致性，而它则会反过来摧毁这种方言和行话。

（8）因此，当我们无法靠规则来解决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怀疑它，不要被它们所蒙骗，拒绝、忽视，或者残暴地对待实际经历所提供的不规则和特异性。

这种学说，在20世纪英语世界哲学家之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如果这一语言和意义的概念站住了阵脚，那么任何伦理、美学、意识形态、宗教的信仰都不能置身事外。但还有另一个推论。既然所有的思想和言语对哈曼来说都是交流，那么这一交流也必定发生在特定的个体之间。但是如果这些个体要以地球上生命最大的限度互相理解，他们一定会进入到个体的意象和纹理中，这和人正在说的具体内容（如果是他艺术家，那么就是他正在创作的具体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去寻求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明白的话语或者艺术品，就和寻找普遍语言的行为一样荒谬。所有的标准里最差的就是常识，即笛卡尔所认可的人们普遍具有的常识，这在哈曼看来是对浅薄、平庸的保护，是对把一切事物贬低到同等平凡的扁平化力量的保护。因此才有了他对这种隐秘的维护。这可能确实是他的一种自我辩护，为自己热情地保持神秘，只对少数几个能够理解他的人言说进行辩护，但是他从中概括出一条学说，认为所有艺术和所有创造都是神秘的，它们一旦被赋予规则，一旦被公之于众，就会变得扭曲和堕落：这正是古希腊人和现代法国人犯下的罪行，他们将这一完全是私人的，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恐怖的过程转变成了机械的技艺，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操作、回应，让这两种活动都最终失去了价值。

在他一生中，哈曼始终对神秘教会的信仰者怀有一定的兴趣，即使当他知道这些人不过都是江湖骗子，比方说令哥尼斯堡的市民感到震惊又好奇的披着山羊皮的“先知”考夫曼，哈曼和他的关系含混不清、令人遐想。哈曼情愿把自己表现为一个神秘智慧的传播者，他不奢望被人完全理解。他把自己看成是反讽的苏格拉底、一位玫瑰十字会骑士、一位《新约外传》的预言家，或者类似的人物。尽管他从未这样表达出来，但是他希望自己是一名智慧之师、一位智者、一位古鲁、一位挽救那些不幸陷入启蒙思想巨大网络的受害者的解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