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政治

一如既往，哈曼政治观点的最清晰表达，出现在他对一个激怒了他的特定立场（即康德最好的一篇短文：《什么是启蒙？》）的抗议中。康德的主要论点是：启蒙就是独立、自我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即便在必要的时候服从法定的权威：不让他人牵着鼻子走，不要让自己遭到孩子、未成年人、受监护人的对待。它是对家长制的激烈抨击，不管其多么仁慈，也是对个人自由、平等、尊严的呼吁，康德把它们等同于成熟和文明。

哈曼当然义愤填膺。骄傲、独立是一切精神幻觉中最致命的。他抗议的当然不是康德对孩子般依附的不满，而是他归属于真正被启蒙的人的行动自由的概念。谁给了国家、其统治者和受其雇用的教授们告诉别人如何生活的权利？谁把他们封为最终的权威，使得这些自命的智者和专家精英宣称自己不会犯错误，并认为可以向别人发号施令？在他看来，启蒙与思想和政治的（本质是一回事）专制携手并进。启蒙运动不过是一种北极光，冷酷而虚幻。在那些解放的孩子们（哲学家）——他们自命为监护人（诸侯）的监护人——的“闲言碎语”中，他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所有这些理性主义者的“喋喋不休”对他来说就像月亮的冷光，不能指望它来照亮我们苍白的理性或者温暖我们薄弱的意志。763他寻求信仰，并发现它在未受过教育的大众那里更唾手可得。

哈曼仇恨权威、独裁者、自封的领袖——他既民主又反自由——体现了民粹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最早结合，体现了对普通人及其价值和他们生活脉络的真诚感情，并伴随着对那些自诩能够告诉他们如何生活的人的强烈厌恶。这种反动的民主：反理智主义与对平民大众认同的相互结合，后来既可以在科贝特那里找到又可以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那里找到，并且在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党、19世纪末法国的沙文教权政治，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中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最显著的思潮之一。

然而哈曼确乎以其惯常的深刻性指出了康德大厦的弱点。作为一个忠诚的普鲁士国民，康德宣称如果王子或君主命令我去做某件我认定是错误的事情，那么作为一个个体我也必须执行它，而作为一个官员，就更是如此了；我无权不服从；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和理性社会的成员，我有义务批判这样一道命令。我是一个复合体：一方面是一个个体，另一方是宣传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授，我的职责就是公开地表达我的意见。哈曼对这种“方案”评价不高。他问道，在康德看来，人是否同时既是主人又是奴隶，既是监护人又是未成年人。“所以，理性和自由的公共使用只是一道甜点，而对这些好东西的私下使用则使我们必须放弃的日常面包，我们反倒要吃甜点而不吃面包。”764在公共场合，我穿着自由的华裳，而在家里我只有奴隶的破布？这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又回到他通常对信仰的诉求中，因为只有它给予我们抵制监护人和导师的力量，这些人不仅杀死我们的身体，而且掏空我们的口袋；信仰是众所周知的具体经验，而康德抽象的“善良意志”，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学究式套话。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康德；康德尽管执迷不悟，沉迷于自己无可救药的幻想，但却是一个正派的老朋友，他的性格令人心生尊敬。这是一种奇特的关系。

哈曼崇拜腓特烈大帝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伟大，及其作为一个人的“温情”，765但是憎恶他的政策和观点，尤其是他把理性、组织和效率凌驾于人性、上帝、多样性和感情之上；哈曼对他的憎恶还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冰冷、优雅、辉煌、无情的社会机器，由工于逻辑的诡辩学者、“政治算术家”、766法国人、荷兰人，以及天知道从哪里引进的一些非人的统一着装的人物所操控；还因为他蔑视基督教乃至全部宗教，还因为他打破了过往密切、地方的哥尼斯堡——里加社会。哈曼是先知以利亚，而腓特烈是邪恶国王亚哈，他的国民腐化、傲慢，是渎神的异教徒，他们让先知饥寒交迫，几乎死去。他们一个月从他那里拿走五个泰勒，或者至少法国的统治者是这么做的，而这让他没法享受取暖设施。这种赋税是“反韵律和理性的——我相信陛下两者都爱”，他在一次呼吁正义的过程中写信给他说。767哈曼是耶利米，是赞美诗作者，他把诅咒和神恩转化成沉重的嬉戏、愤慨、忧郁、反讽、先知之火。让国王回到基督教的信仰，让他赶走吃着他国民的肉的邪恶法国异教徒（德·拉特和吉夏尔）。腓特烈是尼禄，他是叛教者尤里安，768他不是所罗门，他是亚哈。其中的意思就是腓特烈对待哈曼就像亚哈对待拿伯：他拿走了他的葡萄园。769腓特烈是一个哲学上的敌基督，取代了天主教的敌基督。770他为了一个空洞的世界主义理想，把普鲁士卖给了外国人，卖给了智者，卖给了这种新宗教的谎话连篇的先知（也许是指伏尔泰，也许是指腓特烈本人）。哈曼把自己描述为“心怀大忧虑的小哲学家”，反对“那些毫无忧虑的大哲学家”。771暴君和诡辩学者是人类的敌人：他们把自己凌驾于普通人群之上。772他们是赫尔德的讽刺画的原型，以为自己是与原野野兽面对面的创造主。腓特烈是“普鲁士的所罗门”，773他很明白统治道路有两条。“君主要么必须压迫国民，要么必须欺骗国民。”774当然统治者必须隐藏这个事实，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虚伪。只有上帝能将爱和统治并行。慈善和权威在尘世间不可能结合起来。君主要爱自己的臣民就必须上他们的当，仿佛伟大的上帝一般；或者成为他们的替罪羊，仿佛上帝受人爱戴的儿子一般。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资源，就必须背弃慈善和权威。只有鲜血和黄金才能统治世界，而它们是恶魔的武器。言外之意就是，腓特烈和他那类的开明君主所累积的正是鲜血和黄金。

他提到腓特烈时有一定程度的歇斯底里。腓特烈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反对信仰的理性阴谋的头目和领袖。有时哈曼以淫秽的语言提到他的同性恋倾向。然而，当然哈曼仍是一个不抵抗的忠诚的国民、一个寂静主义者，在这方面他很像他的朋友，路德教普鲁士人伊曼努尔·康德，后者服从于一切形式的权威，急于摆脱无序。哈曼对新的政治理想的极端仇视传达给了也许并不需要它的赫尔德。两人都更钟情于波罗的海沿岸原始土著的风俗和歌曲，而不是新的、管理有序的现代国家，后者建立在统一、明晰易懂、公正无私的法律之上的，由训练有素的、受到启蒙的官员来管理，他们对过往亲切的普鲁士建制的传统或羊肠小道，对其在前罗马时代丧失的根基几乎不报敬意。不管在古代传统大厦的蜘蛛网之下充塞和积攒着多么可怕的非正义和痛苦，那把将这一切都清扫干净的新扫帚却是哈曼和赫尔德最为敌视的东西。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