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平

从外在的方面来看，哈曼的生平无论如何都算波澜不惊。1730年8月27日，他出生在东普鲁士首都哥尼斯堡。529他的父亲约翰·克里斯托夫是卢萨蒂亚人，他是一个理发师外科医生，后来成为市政浴室的监管人，这是一个他引以为豪的职业。他的母亲丽亚·玛格达莱娜是吕贝克人。因此，他的社会出身与康德和席勒没有太大不同，而要比歌德、黑格尔、荷尔德林和谢林卑下很多，更不用说贵族之子了。这个家庭的背景是虔敬派教徒；那就是说，尽管不显著，但是它属于17世纪即将结束时在德国爆发的对书本知识和理智主义的抗议中产生出来的德国路德宗的那翼，强调个人信仰的深度和真挚以及与上帝的直接结合，这是通过小心谨慎的自察，热烈而又深沉内省的宗教情感，心无旁骛的全神贯注和祈祷达到的，只有这样，有罪的、败坏的自我才能谦卑，灵魂才能向神的保佑和恩典敞开。

德国新教高度主观的这一翼，在摩拉维安兄弟会，在如下这些人的神秘主义当中，可以找到其相似物，他们包括雅各比·伯麦的英国弟子（如波戴奇）、魏格尔、阿恩特，以及18世纪的威廉·劳、卫理公会教派的传教士——卫斯理兄弟与怀特菲尔德——史威登堡及其弟子（如威廉·布莱克）的追随者。它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美国，在法国和德国的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的分会中广泛传播。德国的虔敬派因个人的情感主义，特别是17世纪下半叶阴郁清教徒式的谦卑和苦行，以及对此世快乐特别是世俗艺术530的坚决反对（日内瓦、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加尔文派也曾因其而闻名）而引人注目。

即便这种世界观的苦行和内省性质能够在哈曼的性格和观点中追寻到，但在康德（与哈曼有着相似的背景）那里有明显痕迹的严格的清教徒主义，在哈曼那里却是完全缺乏的。某些虔敬派忏悔作品的浅薄并且有时歇斯底里的情感主义也是如此。哈曼看起来在同等程度上既摆脱了对学问的狭隘敌意（这导致莱布尼茨的弟子、哲学家沃尔夫在17世纪早些时候被从哈雷驱逐出去），又摆脱了德国新教的更富自我表现的形式，尽管他终生矢志不渝地献身于路德的生活和个性。

他所受的教育有些时断时续。他曾经受教于一个退休的牧师，这个牧师相信，教拉丁文无需教语法。他和他的兄弟不停地从一所肮脏的小学校转到另一所肮脏的小学校，从未获得对任何一种体系的尊敬。到他15岁那年（这个年龄在当时的德国应当接受高等教育），他好不容易挤进哥尼斯堡大学，在那里他聆听了历史、地理、哲学、数学、神学和希伯来语的讲座，并且展示了相当的天才。他听取克努岑（他曾教过康德）的哲学讲座，并对天文学和植物学感兴趣。他似乎对神学没有热情。在他的自传中531，他告诉我们他喜欢“古代、批评……诗歌、小说、语文学和法国作者，这些作者拥有发明、描述的奇特天才和愉快想象的能力”。532他蓄意逃避有用的知识，执意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而去从事人文研究，决定一直做缪斯的仆人。533

他在大学里浪荡了六年，参加了学生文学出版，交友，被描述为一个富有激情、仁爱、敏感的人，率真而易于冲动，性子急，需要爱，胆小，高傲，对文学的口味挑剔。他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太大价值。他的风格还没有发展为令其在后来声名狼藉的怪异。在他20岁那年，在文学期刊《达芙妮》上，他表现为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年轻人，毫无保留地鼓吹来自时髦的法国作家的保守情感，带有一种在当时的德国作家中共有的冗长风格倾向，努力模仿高卢的精神与欢愉，却经常在德国人手里变得笨拙、庞大、尴尬、缺乏智慧。他的阅读量惊人而又混乱无序，积累了大量明显无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后来堆砌充斥于他的字里行间。

大学毕业之后，他对选择什么职业没有把握：他被看作一个有前途的文学新秀，是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弟子，他可能会作为一个评论家或新闻记者而留下他的痕迹。与那个时代的其他贫穷学生一样，他给当地富裕资产阶级的儿子当了家庭教师；他与里加534这座城市中的富商贝伦斯兄弟交朋友，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说服他陪伴着他们。克里斯托夫·贝伦斯是一个开明的人，他对那时正兴起的经济科学怀有深刻的信仰，并且指引哈曼把注意力转向当时的法国经济学著作。哈曼翻译了法国经济学家当热勒的一本著作，并自己加了一个附录，在这个附录中，他先是模仿扬（而不是卢梭）的《夜思录》，附加了一个自传性的补注，谈到了他作为一个领路人的悲惨生涯，他对人类的敌视，以及他所经历的各种苦闷和忧郁，然后，他试图引用特伦斯、西塞罗、格拉芙格尼夫人、盖勒特、色诺芬、孟德斯鸠、普卢塔克、蒲柏、休谟、教会的早期会议、柏拉图、曼德维尔、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贝略尼侯爵、马图林·雷尼耶，以及一伙走私犯的首领的政治遗嘱。他赞扬了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同样大大称颂了商人，这些人致力于增加物质幸福，培育和平的艺术，而反对强盗式贵族，懒散和腐化的中世纪僧侣，毁灭人类的丑恶战争，与之相比较，18世纪幸运地成了一个和平的时代。535如果柏拉图和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活到现在并且熟悉贝伦斯兄弟，他们就不会贬低贸易，也不会去鄙视比雷埃夫斯的商人或意大利的银行家。贸易是一种利他的善行，商业带来的福祉远远超过霍布斯或马基雅维里沾满血迹的暴君。

所有这些都足够保守，贝伦斯兄弟必定非常高兴：他们是进步的商人，渴望用典雅的文化作品来装饰他们的商业活动。他们自己喜欢涉猎经济学，尽管哈曼显然是一个怪人，不像那些法国风格的循规蹈矩的模仿者（这样的人在当时的德国比比皆是并洋洋自得），他有着这些人所不具备的奇思异想，但他却对这个家庭恭敬有加。

哈曼时不时与他的资助人争吵，并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贵族家庭里成为了家庭教师。他好面子，对波罗的海资助人在当时（甚至后来）远近闻名的施惠和庸俗的混合心存怨恨。他对其基督徒母亲的死亡，以及对扬的铭文（“他悼念死者，他们活着，像他们所渴望的一样”）536的沉思默想，完全是一种例行公事。1756年，他本可以以下列身份被记载下来：法国批评家的一个二流的德国模仿者，对经济学怀有特别的兴趣，537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夸耶神父的读者，自由和平等的朋友、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的捍卫者。简言之，这个阶段的哈曼是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一个发言人，反对士兵和贵族；是那些赞同康德和他们的共同朋友贝伦斯的进步青年之一，就像贵族对他们的“好出身”充满自豪一样，贝伦斯这些中产阶级市民靠“会挣钱”而充满了自豪。538这一切也是莱辛、狄德罗、魁奈，以及所有进步、私人事业、和平与启蒙的拥护者所共有的，在那个时代来说，可以说再寻常不过了。539如果哈曼在那时去世，那么，他现在的不为人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756年他进行了一次注定改变他生活的旅行。

哈曼为何在1756年被送往伦敦？原因还不太清楚。我们所知道的是，贝伦斯的公司委派给他一个他未能实现的使命。这个使命的确切性质迄今仍是一个谜。可能有一些根据表明它既是政治的又是商业的。因此，有些研究者猜想他的任务是向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圈子递交一项建议，要他们考虑“德意志的”波罗的海地区脱离俄罗斯帝国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国家的可能性，由于英国对扩张的俄罗斯帝国的假想恐惧，这个计划很可能有吸引力。如果这是实情，那么，这个计划就完全失败了，而如果说存在着有关它的任何记录的话，那么这个记录至今尚未发现。

1756年在史威登堡看来，是最后审判的先兆，在这一年，旧的教会即将毁灭，而真正基督教新的和“真正的”普世教会将像凤凰涅槃一样从灰烬中复生。尽管世界总体上来说没有经历任何诸如此类的显著灾难，但这正是在哈曼身上所发生的。他生活中的这种危机改变了他，并创造了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那个时代思想的人物。

在18世纪中叶德意志所有的省份中，普鲁士的进步是最有意识和最强劲的。在腓特烈大帝不遗余力的驱动下，柏林开明的官僚付出巨大而连续不断的努力来提高普鲁士的社会和文化水平，以求赶上西方那些令人钦佩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它的首都的至高地位被整个文明世界所承认。在国家的帮助和控制下，工业和贸易得到创立、鼓励和发展；金融得以合理化，农业得以改进；外国专家，尤其是法国人，被邀请到到波茨坦法庭，并做出了很大贡献。法庭语言是法语。法国人不仅被委派主要的脑力劳动岗位（伏尔泰、莫佩尔蒂和拉梅特里只是其中最著名的），还负责管理行政部门，这令所有真正的普鲁士人（特别是这个国家传统的东部）沮丧，他们抱怨，但是只能服从。由于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民族屈辱和巨大的社会文化黑暗，导致了德国生活和文明的严重坍塌，于是人们尝试了每一种方法，试图把这个国家从这种旷日持久的负面影响中拯救出来。相对开明的家长式统治始于勃兰登堡选候腓特烈·威廉，并被他的儿子腓特烈一世这位战争狂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本人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士兵和管理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和作曲家，而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的贝伦斯们这样的开明商人的出现，以及以康德和柏林科学院为首的思想复兴，是与民族潜能这种新的觉醒完全一致的。

这是年轻的哈曼希望开创一番事业的世界。他的朋友知道他不是一位典型的启蒙主义者，他对宗教和经济的喜好古怪地混杂在一起，而他在哥尼斯堡大学所正式学习的法律却表现平平，他时而好逸恶劳，时而又爆发出能量，驱使着他走向不可预期的方向，他缺乏体系，他常陷入精神忧郁症的符咒，他口吃，他病态的骄傲导致他与他的资助人发生争吵，他不能静下来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所有这些使得他不能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成为一个理想的官员或者文学家，这样的国家沉迷于对权力和成功的渴望，以及在巴黎的影响下沉迷于对文化发展的追求，而莱辛、门德尔松、尼古拉这些启蒙哲学家正是这一文化发展的领袖。然而，像康德和他在哥尼斯堡的其他朋友们显然希望哈曼的天然能力和想象能够多少受些规范以变得有用。他们不能认识到的是，尽管他早期显然是中规中矩的人，信仰启蒙，但是他在秉性上强烈反对整个体系：他基本上是一个17世纪的人（宗教的、保守的、“内向的”，不能在理性、集权、科学进步的光明新世界中呼吸），却诞生于一个异己的世界。哈曼像英格兰的萨缪尔·约翰逊一样，代表了一种更古老的态度：对他来说，个人关系、内在生活总比任何外在世界的价值更有意义。他既没有典型“进步论者”的理想也没有其性情；他憎恶腓特烈大帝这个“普鲁士的所罗门”540及其世俗智慧。像后一个世纪俄国的斯拉夫派一样，他把家庭看作真正人类存在的基础，而建立在仁爱、传统、地方（甚至各省）价值基础上的松散组织，受到训练有素的专家和偏远地区官员的最小程度的干预，这种组织才是一种真正基督教生活唯一可以忍受的基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他似乎从未被新的、思想自由的、反教权的法兰西——普鲁士组织所吸引。在去伦敦旅行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他那大胆的经济观点和对专制的天然仇恨蒙蔽了他和他朋友们的双眼。但他们很快就要知道自己需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了。

他怡然自得地游历了柏林，在那里，他结识了摩西·门德尔松、尼古拉，以及这个德意志思想之都的其他主要学者，接着，他访问了吕贝克、不来梅、汉堡、阿姆斯特丹、莱顿和鹿特丹，然后于1757年4月18日到达伦敦。在未能肩负着他的使命如愿访问俄国大使馆之后，他在一个音乐老师的屋子里安顿了下来，并决定品尝一下这个伟大的西方城市的富裕生活的一切快乐。他试图治愈自己的口吃，尝试学习演奏鲁特琴，陷入了一种他后来叙述为放荡不羁的生活中。除去他自己（一个悔改的罪人）的说明外，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发生了什么。在十个月的行程结束时，他欠下了300英镑的债，处于一种极其孤独和痛苦，有时甚至是万分绝望的状态。他偶然发现，他的音乐家宿主与一位“富裕的英国人”陷入了同性恋，541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似乎成了他生活中巨大精神危机的契机。

他的使命失败了；他穷得一文不名，孤苦伶仃（尤其是孤苦伶仃）没有人理解他在说什么。他祈祷能有一个朋友引他走出可怕的迷宫。他回到了他先前的生活；他离开了音乐家的房子，在一间简陋的木板房安顿了下来，重新开始了他的虔敬派教徒的生活：他做着虔敬派教徒在精神压抑状态下所做的事情——他从头至尾地阅读《圣经》。他以前也这样做过，但是他现在终于发现了“住在自己心中的朋友，无论到哪里，当我感到空虚、黑暗和荒芜时，他都会前来相助。”542原先他极端缺乏爱，现在他已经找到它了。他于1758年3月13日开始了对《圣经》的真正阅读，而且，以虔敬派教徒的方式，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的精神进步。543不久之后，他就像路德的真正弟子一样写道：文字是肉，在它的下面，有一颗不朽的灵魂，有上帝的呼吸，有光和生命的呼吸，这光在黑暗中燃烧，人们必须要用眼睛看见它。

经历过这种体验之后，哈曼彻底改变了。不像那些皈依到当时在欧洲正在兴起的新的神秘流派（部分与启蒙运动的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结成同盟，部分则强烈地反对这种传统）的人经常宣称经历过神秘的灵见和特殊的启示那样，哈曼没有任何这样的经历。他和马丁主义者、共济会会员，以及光照派（其在德国的中心位于东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没有任何联系。他已经皈依到他孩提时代的宗教，皈依到路德的新教。正是他对这束直到他生命结束都为他燃烧的新光芒的专注，赋予了他历史重要性。

他皈依了什么？不仅是他孩提时代的简单信仰，而且是所有那些熟悉德国新教神秘主义者及其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追随者的著作的人们都知晓的信条，在这些人看来，犹太人的神圣历史不仅是对那个民族如何在上帝的全能之手的指引下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记录，而且是每个个人灵魂的内在史的永恒寓言。个人的罪就像民族的罪。哈曼自己在伦敦的宗教皈依采取了在自身上发现一切以色列孩子们的罪行的方式：就像他们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崇拜偶像一样，他也陷入了享乐主义、唯物主义和唯理主义，因此偏离了上帝；就像神恩慰藉使他们能够站起来复归上帝，悔改他们的罪，重新开始他们痛苦的朝圣一样，他也重归他的天父，他身上的基督重生了，他痛哭流涕地悔悟，得救了。他宣称，以色列人的迷途经历，他们的旅行地图，就是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故事。这是《圣经》话语的内在意义。理解它们就是理解他自己，对无论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因为只有精神才能够被理解。为了发现它，人只须也必须观照自身。圣言是天堂和尘世间的阶梯，它被用来帮助弱小和愚蠢的孩子，只有通过它，他们才能瞥见他们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现在的样子，他们身处何方，他们必须做什么，必须避免做什么。《圣经》是一部伟大的普世寓言，每时每刻发生的事件都有它的影子。当然，被正确理解的人类历史和自然界也是如此——不是用分析的理性之眼来理解，而要用信仰、对上帝的信任、自省的眼睛来理解，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东西。

他余下的生活经历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他回到他的资助人贝伦斯的房子，贝伦斯以巨大的同情心来对待他，并且马上开始与康德合计为他获得一个新的岗位。康德建议他们可以一起写一个物理学的初级读本，但是他们的方法差异使得这种写作变得不可能。544哈曼向贝伦斯的妹妹卡塔琳娜求婚，但是由于她哥哥的反对，他收回了这个意图。他到波罗的海沿岸拜访过一两次朋友，然后在战争与王室领地部的办公室得到一个薪水很低的职位。他坚持了一阵子，但是这个职位挣得太少了，即便是相对于他微薄的需求——他喜欢吃喝，但是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他回到他父亲的房子，并在《哥尼斯堡学术与政治报》工作，这是一个由书商坎特出资的报社，此人对他总是格外友好，借书给他并以各种方式鼓励他。他开始出版他奇怪而又引人注目的小册子：零散文章和未完成的论文，哲学、文学批评、语文学、历史和个人陈述的古怪混合物，吸引了柏林文学界的注意，他们试图把这个怪才诱导到他们的圈子中，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没法成功。他没有结婚，但是与他父亲的一个佣人生活在一起，他毕生对她保持着忠诚，并与其生有四个孩子。她是一个天真、不识字并慈祥的女人，而他也乐于将此作为借口，拒绝了可能令她感到尴尬的职务。1767年，他从新闻业再一次回到公共事业中来，成为当时由腓特烈的一位法国专家主持的海关总署的一名官员，但是哈曼与这位专家一直关系恶劣。此时，他已经遇到了赫尔德，后者成为了他最忠实和热忱的学生，当赫尔德自己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时，也就在整个德语世界把他老师的思想传播开来。

哈曼给其含糊而又富有论战性的小册子起了奇怪的名字，并在其中全力抨击自由主义神学家，在他看来，他们比无神论者更可鄙。他和门德尔松的来往也很快结束了，接下来的对象是F.K.冯·摩西，这是一个被他的原创性所吸引的开明官僚。他与瑞士牧师拉瓦特尔通信，此人是他那个时代各种光照派教义和宗教经验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因他的理论而成名，按照这种理论，人相学的分析提供了理解各种特点、性情和才能的关键。他偶尔旅行到了德国西部，还至少到过一次波兰。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遇到了哲学家F.H.雅各比，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曼征服了雅各比的头脑和心灵；雅各比代替了赫尔德，成为他最器重和赞赏的学生。在他的晚年，他放弃了他的职位，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位处处使他受辱，而他的上级也频频针对他个人采取卑鄙的行动。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他终生都着迷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他对抽象的敌视本身就是他实践性和能力的一个充分保证。他的晚年是在安逸中度过的，因为富裕的雅各比把他引荐给一位名叫布赫霍尔茨的更为富有的宗教探索者和一位尊贵的女士戈利岑公主，她是一位俄国外交官的德国遗孀。尽管布赫霍尔茨略显古怪，但戈利岑公主则头脑清楚，她是一名天主教徒，把哈曼看作一个圣徒，正是在他的手里，她得到了她生命中最大的精神安慰。1788年，他在她位于明斯特的家中去世，并被安葬在附近，一个谜一样的古怪人物就这样走到了终点。

哈曼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他的某些缺点，他经常自暴自弃。他宣称：“做任何事我都感受不到轻松，无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抑或一个商人我都毫无用处……我既不能忍受上流社会，也不能忍受修道院的孤独”；545“把我自己想得多么坏都不过分”；546“我一直都很愚蠢”；547“低能是形容我最恰当的词”：548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个“无知的人”；549他的大脑是“吸墨纸”，只留下混乱的总体印象。550他不断证实他自己的怪异风格在他身上激起的只有厌恶和恐惧，他并不企望被太多人阅读，因为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来说，他的著作都是毫无意义的。551他希望他仍旧是个商人。他知道天才的标记就是要消灭多余的东西，就是在最少量的词语中表达最有力的思想，他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标。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半遮半掩地接受了赫尔德、雅各比和他的其他弟子们对他天才的认可。

他在某种程度上渴望保持他的神秘，渴望成为他同时代人的一个谜。当康德请求他讲人话时，甚至当忠诚的赫尔德也承认面对那些汩汩而来的晦涩话语不知所措时，他还为自己辩护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建造体系的蜘蛛，552那种对体系的热情是虚荣的一种形式。553的确，他没有达到精确性和系统的展示，他只“适合于片断、跳跃、暗示”，554而且，体系是发现真理的障碍。555这里涉及到康德。“我的唯一法则就是没有法则。”556他在给康德的信中写道：“我看待哲学中最好的证明，就好比一位理智的女孩看待情书一般”557——既快乐又有猜疑。

他并未低估自己：他宣称自己具有原创性且特立独行，迫使模仿者仓皇逃窜。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先驱、一个唯信仰论者、一只苏格拉底式的牛虻；赫尔德把他描绘为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他欣然领受了，在致尼古拉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天才是荆棘的皇冠，品位是掩盖被鞭子抽破的背部的紫色斗篷。”558确实，他的风格令人惊异：扭曲、黑暗、引经据典，充斥着跑题、难以捉摸的参照物、私人笑话、连环的双关语、生造的词汇、密码文，指代过去和现在的人们、观念、洞见真理的不可表达的内容的秘密名字；只要出现不能靠口头传达的精神，他就马上试图去模拟和仿效已被忘记的过去神秘教义者的卡巴拉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中，谁也说不清模仿到底从哪里停止，戏仿从哪里开始。除去像克尔恺郭尔这样尊敬他并在提到他“巨大的天才”时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真正的哲学家的几位发现者之外，他仍然没有读者。559

很明显，问题出自他自身。“对其他人来说是风格，对我来说是灵魂。”560当门德尔松说哈曼的风格太荒诞、扭曲、夸张、难以理解，有太多只有那些隐秘的小圈子才能理解的话题和圈内笑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想象、狂野的精神跳跃、多彩绚烂的暗示、奇异的隐喻、批判的预言，这是一幅多么混乱的景象！——再夹杂着取自《圣经》中的段落，点缀着拉丁语和英语的诗篇，信手拈来柏拉图、培根、米夏埃利斯、奥索尼乌斯、韦希特尔、《圣经》、佩特罗尼乌斯、莎士比亚、罗斯康芒、扬、伏尔泰和许多其他人”561时，他只不过是讲出了实情，并最终认为哈曼的文本令人绝望而放弃了对他的研读。然而，门德尔松也感觉到哈曼有着某种非凡的东西，感觉到他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作家非常不一样。他发现他不得不与一个怀着轻蔑和义愤来看待他本人及其朋友们的学说的敌对天才打交道。此外，哈曼对待柏林的启蒙理性主义者的反叛态度，也与卢梭对待巴黎的启蒙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的态度并无什么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更像D.H.劳伦斯对待凯恩斯、罗素、莫尔和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圈子562的态度，对劳伦斯来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生命力和他所崇拜的自然力的一种侮辱。像卢梭和劳伦斯一样，哈曼准备只挑选出这个没有价值的群体中的个别人物来交往；就个人而言，他喜欢康德，他也批判康德，却不愿意劳神理解他的学说，这很像劳伦斯对英国知识界的抨击；他接受了康德的帮助，并没有报之以仇恨，他称康德为一个适合于聊天的可爱侏儒，尽管显然不明真理。由于门德尔松及其朋友们的注意，他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尽管最终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他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他对莱辛保留了一些敬意，尽管其可悲的斯宾诺莎主义和冷静的理性主义对哈曼来说，似乎把世界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激情和色彩都掠夺了。莱辛对哈曼则不感兴趣；但是门德尔松这位普鲁士最公正和最没有偏见的知识分子，觉察到了某种独一无二、原创且重要的东西。他这一见解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