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以赛亚·伯林第一本涉及哈曼的著作出版于1956年，出现在他一本18世纪哲学家选集的一个章节里。504此后，他还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讨论过哈曼。505虽然在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哈曼的思想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之前任何发表的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深刻的剖析，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我曾经认为这种缺失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直到我偶然拜读他一系列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手稿。这些手稿串在一起，清楚地展示了他对于哈曼思想的更加详细的研究。在我找到这些手稿之前，伯林早已将这些内容抛之脑后，还向我保证绝对不存在这些东西。但事实却是存在的，而这本书也正由此而成。

以赛亚·伯林写作这些手稿的动机来自于他在1965年受邀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伍德布里奇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启蒙运动的两个敌人”；而哈曼之外的另一个敌人是约瑟夫·德·迈斯特。506原本的出版计划是以讲座的讲稿为蓝本出版一个修订版，但是伯林在讲座后虽然完成了一定程度的进一步修订，却仍然对自己所写的内容不满意，遂将手稿搁置一旁。二十五年后，这些关于迈斯特的文字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以一篇长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在伯林最新的文集中；507而哈曼的到来还要更晚一些。

接下来，我要向许多人致以感谢，但我还要先赘述几句，谈谈感谢背后的事实。在把手稿拼接在一起后，我发现在关于语言的那章的最后，出现了大量且关键的内容缺失（最后发现是缺了若干页）。如果不是这些失而复得的手稿材料，这一著作的出版就没有可能。幸运的是，这些手稿所依据的部分口述录音尚未销毁；但是这些材料是运用早已淘汰的“口述录音带”技术录制，一开始我以为已经无法提取出来。然而，在国家音频档案管的帮助下，我们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中找到一台类似的机器。只要这台机器能够工作，我们就能够把保存在口述录音带中的录音转录到磁带上。似乎就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重获新生的录音竟然真的包含了那些遗失稿纸的内容；实际上，录音里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遗失内容，要不是听了录音，我们根本想不到还有这些内容。我要向贝尼特·贝尔贡齐、蒂莫西·戴以及他们在国家音频档案管的同事致敬，感谢他们莫大的帮助和专业的技术。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呈现出现在的样子。

除了后来补上的这一部分空缺，这本书主要依据的是基本上前后连贯的打字机手稿。文本的其余部分则是许多不连续的零篇断章，长短不一，有些篇章甚至看不出可以嵌入该书整体结构的哪个位置。显然，这部分内容需要融入到书中。但是，这项工作在最后的成书过程中被放弃了。在将这些片断并入主体手稿时，我的目标是尽自己所能，把它们拼接成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并且其中的论述符合自然的顺序。我相信任何遗留下来的衔接痕迹以及瑕疵都不会对阅读构成障碍。以赛亚·伯林详细阅读了全部内容，给予了肯定，而且还做了大量的修订；508重访和修订蒙灰几十年的零碎草稿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工作，我深深地感激他心甘情愿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寻找和确认文中大量的引用的出处，尽可能的列出参考文献。509这项工作时而将我领入一些始料未及、鲜有人问津的偏僻小道中，幸亏我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帮助，才得以完成这项工作，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英语世界里的哈曼研究首席专家詹姆斯·C.奥弗莱厄蒂教授，尽管已经被其他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在百忙之中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知识：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也是无以言表。510雷纳特·诺尔教授有着关于哈曼及其思想的渊博知识，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原本可能举步维艰的难题。罗杰·豪舍尔耐心十足，不厌其烦地在许多地方为我提供关于德国及其思想史方面的帮助，为本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帕特里克·加德纳不止一遍阅读初稿，帮助我在许多地方做出了显著的改善。我还获得了以下众多人士的帮助：弗雷德里克·巴纳德教授、冈纳·贝克、朱莉·柯蒂斯博士、安娜·哈代博士、维罗妮卡·豪舍尔、亚瑟·亨克尔教授、列奥弗兰克·霍尔福德——史蒂文斯博士、艾琳·凯利博士、齐夫·利维教授、T.J.里德教授、约翰·沃克博士和罗伯特·沃克勒博士。此外，许多图书馆管理员对我的帮助也远超过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在牛津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沃尔夫森学院的图书管理员阿德里安·哈尔，以及博德利图书馆和泰勒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还要提及三个慷慨相助的团体和个人。首先，我要对三家慈善基金会的慷慨支持表示感谢，没有它们的帮助，就不可能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本书只是这项工程的第一步。其次，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词汇的匮乏，无法恰如其分地形容本书作者的秘书帕特·乌捷欣对我的工作所给予的重要帮助，以及对我心灵上的莫大鼓励。最后要感谢的是布洛克勋爵，若不是他插手相助，我断不可能悠悠然在此陈辞致谢。

牛津大学沃尔弗森学院

亨利·哈代

1993年4月

后记

在这本书的英国版本第一版付诸印刷之后，第1、2章（至本书第268页）以及第7章的内容于1993年10月21日在《纽约书评》（64-71）上刊登。作者进行了许多小的更改，而我也将大部分的更改都编入书中。同时，我还借此机会，修改了出版以后发现的不少笔误和不恰当的地方。我要向给我指出问题的人们表示感谢。我还希望借此机会感谢雨果·布伦纳，盖尔·珀基斯以及他们在约翰·默里出版社的同事，感谢他们的耐心与专业精神，感谢他们容忍我的吹毛求疵，希望我的感谢还不算晚。

199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