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渔夫

海滨渔夫不再捕鱼，类风湿关节炎破坏了他的膝盖组织，强忍着疼痛，他只能在港边瞭望船只，听潮水拍打着堤防，看被抛弃的塑料瓶罐在港湾内漂流。

他原本已走出这一座渔村，走出这一小小的海湾，去到台北，假日在一个文艺营队，穿起花条纹衬衫，梳着分头，眼梢有海风的粗犷、岬角的镇定。

“将来写诗要像老师一样好！”他看着我，开门见山地表达，透露不识艰难的热切、纯真。我交还他的诗稿，提醒语言何妨更自然，诗意则宜双关，如流云有倒影。他很珍惜找到一家小杂志社担任编辑，终于可以不要打鱼，不必害怕晕船呕吐而不敢吃早餐了。

“我最瘦时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说：“一上船就吐，吃多少就吐多少。所以我早上出海前就不吃东西，空着肚子。每天都这样，等下午船回港才敢吃饭。”

编辑是他下船后在台北的第一份职业。一个禁不起颠簸会晕船的青年渔夫到了陆地，从渔会到农会一路找工作，从金山乡前进到台北，慢慢发展出文学喜好。我就是在耕莘写作班遇到他的。

“老师，什么时候您有空，我带您出海。”他常说。他父亲是一艘大型渔船的船长，要调动其他小型海钓船，不难。不在浪头上讨生活，他的心反而有了海的明亮辽阔。读他的诗，知道他有一个哑巴小弟，襁褓中发高烧失去语言能力，一辈子待在渔村帮人整理渔网，不时发出“啊！啊！”的尖叫或喉音，愤怒与郁闷都发同一的单音。他那首《魔术师——给哑巴小弟》的诗，起头两句：

听你的话如解一首晦涩诗
听我的话你总用手指折迭

兄弟情切，因声障无从表达，弟弟只能屈指比画，做哥哥的他并无从会意。但在诗的结尾，他仍然对弟弟发出赞叹：“宇宙大得如你手掌那么小！”意思是弟弟的手语可变化出一个宇宙。

在耕莘写作班，他认识了一位叫小萍的女孩，同样对文学怀有梦想，两个人在亲友祝福下成了家。妻子仍在工厂做工，他换到一家经济研究社当雇员，都属受薪底层，寄居于物价昂贵的大都会，心理压力愈来愈大。

“我很喜欢坐办公桌，可是薪水低，小萍希望我去卖鱼。卖鱼的利润比较大。”

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终于丢下笔杆，开一部小发财车改行卖鱼了。为了抢到鱼货批发市场的停车位，凌晨两点得从家里出发。灯光与人声喧哗的鱼市四点开卖，新捞上岸的鱼分装成一箱箱五六十斤重。他说车子停近一点就少走一段路。如果来晚了，不是怕标不到鱼，而是怕抢不到停车位。

夫妻俩联手主持的“金山渔家”店号，在永和市场，从早上六点一直卖到下午三点，风雨无休。他从初中就上船捕鱼，吃过海上的苦，懂得各种鱼性，随口讲两句都令人觉得新奇，鱼货又新鲜，很受主妇欢迎，一天要卖两百多斤。拼死命干活，不到三年就买下一栋自己的住屋，不必再花钱租别人的房子。小孩交给远方的岳母带，一个礼拜探望一次，夫妻每周日下午收摊，开一百公里路去看孩子，靠罐装浓茶驱赶睡虫。

“日子很寂寞，因为远离了写作的朋友。”他说，在发病之前，不知无止境的疲倦是会伤害免疫系统的。不喝咖啡，他一向喝乌龙茶提神，从一天一罐、两罐增至三罐。终年没有放松的一刻，更要命的伤害是睡眠不足。

“船员还有嘻嘻哈哈打闹的娱乐，我卖鱼，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愈来愈不爱说话。”

那一天，是星期天，探望孩子的日子。鱼摊收市他就觉得眼皮不听使唤，全身燥热，冰过的乌龙茶连喝五罐，情况仍未改善，勉强开了车上路，去岳母家，心头急慌慌的。晚饭后折返，躺倒客厅沙发就起不来了，肩颈僵硬，头痛欲裂，两眼睁不开……初步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年他三十六岁，“金山渔家”的店招不得不卸下。在不明疼痛底细的情况下，只能不停寻医或把自己关在家里，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并发躁郁症。

距发病五年，协议离婚，放弃小孩抚养权，沉默地回到出生地：金山。他清楚记住了那一个使他变成社会边缘人的日子，一个让他毕生痛楚的临界点。

无望的日子，他拿头撞墙，撞成脑震荡送医，护士问为什么要撞？他回答：“懊恼。”雷雨的晚上他也曾拿着菜刀冲出家门，家人在海堤上将他拖回来。不久，他就进了宜兰一家精神疗养院。

“医院离海边很近，但看不到海，海被山岭遮住了。”他告诉我，每月领七千元救济金，住疗养院花六千元，剩一千零用。

“医院的人很凶，不听话会被绑在铁栏杆上。”每隔一两个月，他总是突然打来一通电话。“电话也受监控，”他低声在那头说：“我骗他们要打给家人。如果说打给老师，会不准。”

我不知实情如何，但他担惊受怕的心可想而知。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往往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舍不得一下子就挂掉，满腔的怨悔，刚化去一些，旋即又因寂寞而滋生起来。他很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但妹妹不忍心，前年接他回老家。他也极力想摆脱精神病的控制，求医生换处方，试着减少某些令他昏沉的药。

回到金山，他有了自己的电话，但折腾这么多年，能打的电话寥寥无几。“只有老师最疼我……”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黯然。他住在紧邻渔港的一个小坡上，低矮的水泥瓦房，潦草地涂布着防漏的黑色柏油，一尺半见方的小窗用塑料板盖住。窗子面东北方，冬天吹东北季风。这里原是渔人宰杀鱼的鱼寮。

我造访过两次，第一次先约好他在家等。刻意腾空的沙发是他每晚辗转权充的小床。我问：“你没有床吗？”他打开另一间一坪的小屋说有。那是没有窗的里屋，和沙发一样局促的床板上堆满了杂物，顶上吊一盏四十烛光灯泡。太封闭了，难怪他宁愿睡在外屋沙发上。角隅有两座书架，大多是新潮文库的书和一些诗集、诗选集。《白鲸记》《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自我影像》《草叶集》《坎特伯雷故事集》……几乎全都是倒放的，像他的人生，颠倒而且闲置了。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我提醒他要开窗。他说好。我说睡沙发不是办法，你要把里屋的床整理出来，睡床上，不关门，把门当窗用，使空气流通。他也说好。他搬出两迭手写的诗稿，我挑着看，指出某些地方须删节。我告诉他庞德的《在地铁站》，原长三十行，删成十五行，最后定稿只剩两行；艾略特的《荒原》原长七八百行，定稿也不过一半。我和他一起删他写的《纪念碑之花》，从三十几行改成二十行，节奏从疏渐密，意涵从不明渐觉饱满。我为他的诗能改造而快慰，他则为自己作品的新貌而兴奋。

临去，他陪我往左边的沙滩走。攀爬右边的防波堤对他而言太辛苦。许是心情变好，我觉得那一天的海浪特别好看，秋天的夕暮，天气还不冷，海水一波波涌向沙滩，金黄的沙粒吸满了水，倒映出天光，几疑是一面水镜。海浪哗哗刷刷，先是低伏紧跟着高起，卷动冲前，后面又一浪压下，碎浪滚进白沫里。

“海浪是舞动的梯田！”他脱口而出。我看着浪，无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就这样潮水日夜般推移着，徒然无助。

上个月，气温骤降至十度，我途经北海岸，不期然想起那小海湾，方向盘一转就进了渔村。环抱村子的青山沐浴在湿泠的云雾里，瓦舍密集处有几团蓝色炊烟。我四下张顾，在老旧的屋群中矗起了一座突兀的新楼，细看其他房屋，原来也贴有杂花色小瓷砖，这村子的外貌与山海并不相融。他住的黑灰色鱼寮最不起眼，反倒最自然，像岩石、海风、土地一样近乎原生。门上挂了把锁，想必又就医去了。

我一个人往灯塔方向走。海堤下方布满塑料袋、槟榔汁、纸屑、鱼骸，还有沉沉一股尿臊味。爬上高堤，整个村落与蔚蓝无边的海景都出现眼底，渔港被石岩圈住，岩顶是青苍的小山，渔村错落在岩脚上。

白浪激溅于岬角两侧，只一堤之隔，蓝海就无法洗刷陆地肆意的污染。我很讶异，不是假日竟有那么多人四散在各处钓鱼。有一种黄翅扁身手掌大的鱼，钓客说叫“赤翅仔”。

“明明是黄色，为什么叫它赤翅仔？”我问。

“哪知啊？”

另一种圆球形如刺猬，产自大海，竟说是“河豚”。看来也无从究理。

他们抽着烟，在风里大声说：“失业了，来这里上班。”冰桶里有最新鲜的沙西米；尿急了解开拉链就地挥洒。

渔村的妇人多半忙着做箱笼绳钓的前置作业，把墨鱼肉密实地钩在一个个四方形的箱子边。面海的小餐馆不见任何人，收音机仍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闽南歌，飘出门外，断续在风里。偶尔听到渔船引擎声，缓缓越过灯塔，进入航道。回航的渔船在晃动的波光里，跟午后渔港一样疲惫。

我遥望海堤，想到我写诗的小兄弟仍在与精神病和日渐恶化的类风湿关节炎搏斗，他能够靠意志击败命运加诸于身的挫折吗？这海湾若在荷兰或日本，将是多么美丽的渔湾啊。然而，在这里，那些被抛弃的垃圾，什么时候才会被注意到？而我的小兄弟，也只能日日看着港湾内漂流的瓶罐，听潮浪汹涌地拍打。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