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
种在窗台的三颗柚树子，陆续抽芽长成小树秧，前几天我把它们移植到阳台的瓦盆里，两棵的叶子油绿绿如铜钱大，成品字形，另一棵则长了五枚如指甲盖大小的叶片，个头稍小，很像一对父母带了一个小孩。
这三颗柚树子是年前在山上从心道师父手中拜领的福田善种。当天去到山上已经黄昏，师父斜披暗红袈裟，头戴呢帽，在面海的露台讲了一些生死、皈依的话，我和红媛含泪聆听。已在教会受洗的康儿也恭敬地向师父行礼，在腕间系上师父送的砗磲。下山时，师父用装了土的小玻璃杯送一人一颗柚树子。柚为嘉木，古辞赋里常与橘树并称。
我用心地浇水，放在窗台，接受阳光空气，不必刻意就看得到它，从长出白色的根须、发出绿芽、破土，一棵、两棵、三棵，时有目睹生长的欣喜，但更多时候望着三棵绿苗却有忍抑不住的伤心，原来应有四棵才对啊，应该是一对父母带着一双儿子，但如今邦儿却已先离去，才二十一岁的一个大孩子，魂留异国，以至于我们能收下的种子就只能是三颗了。
邦儿之意外，强烈冲击到和他一起在国外念书的哥哥康儿。他半夜从埃德蒙顿打电话回来，声音颤抖：“爸爸，你赶快来！”一向坚强的他，那一刻脆弱得亟须一根支柱，只因弟弟刚从高速公路事故现场被送到医院，经电击回复心跳，昏迷指数三，正在濒死挣扎。
我越洋赶去，直奔医院。红媛从落基山脉西边友人处早我一步到达。邦儿躺在加护病房，没有知觉，他一米八三，两只长脚顶住了床尾。病房只有呼吸器泵的声音，每隔一至五秒不规则重重喘气一次，床头右边的仪表显示心跳、血压的数字与曲线图，我捏揉他手脚时，数字一度上升，指针突然剧烈跳动两下，像是心情激动，我猜他是做了噩梦，在一个不醒的噩梦中做的噩梦。邦儿的脑子还运转吗？我凝望着失去知觉的他，脆弱地相信他如同计算机修补程序一样，现在，正潜心为自己受伤的脑子进行修补，虽然极为艰辛，但有不死的脑干，他会活回来，活回活蹦乱跳的样子。
护士在他两胁之下放了冰袋，体温缓缓从三十八点六度降了零点三，虽只零点三，总是降了。护士说，脑子失去控制，体温因而无法调节。邦儿闭着的眼皮有时会往上翻，露出一线眼白，一会儿又自行闭上。我在他耳边继续轻呼他的小名“邦邦”，讲他小时候的事，讲他到加拿大以后感兴趣的事，也讲他自行打工完成买车的壮举。
当年我要送他们兄弟俩到埃德蒙顿念书之前，选在严冬全家预先走了一趟。埃德蒙顿在落基山脉以东，是埃布尔达省的省会，从温哥华转机需一个半小时，一年有近半年的时间下雪，最冷可以冷到摄氏零下四十度。一九九六年初，我们一家人的初旅就碰上零下三十九度严寒，地面结冰，不小心会打滑，室内有暖气不成问题，但室外即使戴了手套、毛帽、围巾，裹着厚厚的衣物，仍感鼻息冻住，血液迟滞，眼珠发麻，头颅隐隐作痛，待不了十分钟就会变成冰人似的。
按道理，温哥华从台北直飞就到，不需转机，气候怡人，应是首选。相较之下，埃德蒙顿酷烈得多。但听朋友说，小孩若送到温哥华，父母不在身边，容易与华人子女群聚贪玩，好逸乐而学不好英文。
“可以吗？”我问孩子，半年后就要送他们来“自谋生活”，如不能适应还可以另作考虑。
“可以。”他们回答得十分沉稳。那时邦儿才十四岁。
暑假过后，两兄弟住进了住宿家庭。康儿读过高中，英语能力较强，邦儿只是初中生，没有经过ESL课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训练就坐进加拿大中学教室，环境陌生、规矩陌生，起初很难听懂什么，想说又无法表达，真不能想象这“起初”到底多久？我和红媛回返台湾，投入忙碌的工作，只靠电话问询，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心理。
邦儿是晚发育的，他离开台湾时只有一米六一，在埃德蒙顿正式生活的第一个冬天，有一次他的单车绞链，拖不动，他扛着它走回家。又一次上生态环境课，他脱队，在雪林中迷了路，幸好天黑前爬上一座小山头才没有闯祸。孤单的他适逢teen-age生理狂飙期，一定有满肚子郁结难解，否则不会在学校计算机课将开机密码嵌入“fuck”这字。狮子座的他为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必须先忍受异乡拘禁的牢笼，每一扇门都要靠自己打开。我很惭愧只给了他物质的需求，并没有给他心灵的依靠，任他自己摸索。而今我与他贴身相处，已然是在医院。他健美的身体躺在白色病床上，头身成黄金比例，天哪，多强壮的一个男孩竟招来了死亡的觊觎！
他的床头挂着康儿胸前摘下的十字架，我把自己脖子上的天珠取下来放他手中，连日喃喃在他耳边讲着毫无头绪似乎只为自己打气的话。医生说七十二小时是昏迷者的关键时刻，如果七十二小时未醒来，情形就不乐观。翻过六月六日那晚，就是他与死神正面遭遇的七十二小时关口。我觉得他好累、好累，躺着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化的献体。
很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凝视他，多肉的耳垂，笔画工整的双眉，丰腴的面颊，平时略嫌眯起的眼睛现在闭住，睫毛像一排小草反显得特别密长。春天雪犹未融时，我曾来探望过他，那是三月，学校功课正忙之际。临别前一晚，我们在住家附近的日本馆子用晚餐，以往用过餐后，会转往校园附近那家小酒馆喝点啤酒，继续天南地北地聊。两兄弟都是大学生了，可聊之事真多，有时不谈什么特定话题，只开开玩笑东拉西扯一番。但那天邦儿有一计算机程序的作业尚未解答，他显然遇到困难，午后从学校回家坐在计算机桌前两三个钟头无解，那餐饭他吃得闷闷的。我与康儿相偕去小酒馆时，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一人先回家。站在积雪盈尺的空地他和我挥手，我有点不忍，有帮不上忙的怅然。自从他有了方向，就有了人生的负担，我感觉他已收起玩心，确知自己要走的路。我在雪地望着他决然的背影，为前一年没去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而暗叹了一声。连他自己为毕业典礼添置西装领带、拍照，我也没多赞美两句，想来那时对他在高中多蹉跎了两年是耿耿于怀的。邦儿交过好几个洋女孩，历练过一出出不被祝福的爱情戏，他自己可能并不明白个中缘由，也无意获取别人的认同，脾气好的时候他的口头禅是：“是喔？”性子拗起来则说：“我有自己的想法。”也许太小就出去独立面对世界，适应的艰辛点滴在心头，他特别同情弱势者、失败的人，以至于我老怀疑那些不再升学的朋友是不是好的朋友，“你交的朋友是什么朋友？”当年我皱着眉质问过。我想他一定曾经轻视很多父母所代表的主流价值，他形诸于外的叛逆一直要到进了大学才缓和下来。
也是我最后与他交谈的去年春天，他跟我谈了多年来唯一的一本文学作品，加缪的《异乡人》。他念的是英文本The Outsider。有一次，他想去一家离家近的咖啡馆打工，但咖啡馆并不缺人，无意中与店家聊起阅读，对方问最喜爱的小说是什么，他回答说《异乡人》：莫梭、母亲死了、与女友约会、阿拉伯人、太阳、连开四枪……两人越谈越投契，对方是个加缪迷，最后改口愿多雇一个人。那是邦儿高中阶段的第一个工作。他怎会读懂那书而且成为最喜爱的书？是异乡的孤独体会、索然无味的生活感觉，还是对荒谬、疏离的抵抗？我竟然没多花点时间追问，而今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解他的生活圈子究竟有什么否定、有多少失落。
高中毕业那年，他轻描淡写提过买车的愿望。“住在校园区，到城里有地铁，哪需要买车？”我说。全不知车子在当地年轻人心目中会是独立的象征。等他自己省吃俭用加倍打工，买下一部破旧的车子，他才告诉我：“买车是我的梦。”
早晨五点天亮，我看着透过窗帘缝隙斜射进病房的阳光，一寸寸从邦儿的床头移向床尾，在“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唱诵声里，我向菩萨叩求：“救救颀真，救救Russell，救救邦邦！”这三个名字都是邦儿的名字，菩萨您要救哪一个？
上午八时许，台北来电话，说有通灵者言，九时邦儿会醒来，数字具体，家人一时皆陷入忐忑不安焦心的等待。他的手脚有点冰冷，我和红媛一直去握去搓揉：“邦邦，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好起来……”邦儿偶尔会张一张眼，但眼珠子一动不动，像静止住的梦魇。我用吸管把他口腔中含着的口涎吸干，突然看到他翕张的嘴露出一抹笑意，极为瞬间却至为明显。我抬头看心搏的仪表九十四，血压器舒张压一百二十，收缩压六十一。这是他要醒来的前兆吗？他为什么而笑，是身体得到片刻的舒适或是梦见了什么？也许正开着筑梦的红色跑车奔驰在熟悉的路上？
但九时邦儿未醒。十时邦儿未醒。其间虽然眼皮动过，医生说只是我们揉捏他身体的反射动作。我到病房外给在台湾的大弟打电话：
“奇迹没有发生……”
“唉。”大弟也很颓丧，他给了另一个说法：“师父说邦邦原是玄天大帝身旁手持七星杖的龙天护法，前来尘世历桃花劫，现在时辰已到，又要回玄天大帝座前……”
是这样吗？那为什么要来骗我们一遭，一骗骗了二十一年？红媛哭了。我跟邦儿说，等一会儿他很亲的二姨妈要来，他胸口抽动，左眼角溢出了一滴泪。他果然听得到我说的话，知道红媛——他的母亲的难过吗？两年前他原想读建筑，并且许诺，也给我们建一栋房子。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设计图。”
“我们隔一个block住就好。”红媛说。
“不行，那样太近了。”邦儿说。
“离远了，家里很多东西坏了，我们不会修怎么办？”邦儿擅长修理家用器具，前次回台北修过咕咕钟、计算机、录放机，没有难得倒他的事。
“我就住隔壁城市，”他调皮地说：“你们只要打一通电话，我就过来。”
那是母子共拥的憧憬，未来的蓝图，互不干扰而能关心照应的光景。
奇迹未能发生的第二天，情况转坏了，邦儿每隔两三个小时即剧烈抽搐一次。我们极为惊慌，不知怎么一回事。名叫Shirley的男护士婉转解释，之前一直使用镇定剂以免病人抽搐，前一晚刻意停药，不再强力压制抽搐，让家属知道病人的痛苦。我问一度上升至七的昏迷指数难道也是假的？Shirley说那是医疗团队安慰家属的“慷慨指数”。我们求见医院的脑科权威，脑科医生说：“如果我是他，我不要你们再救！”我说，他也许会像在英国火车撞击中受伤的刘海若那样醒来。医生说：“情况不一样，希望低于百分之零点一。”邦儿脑部缺氧超过一小时，医学救治一般只容许在十五分钟之内。“如果不是他年轻，身体很好，心肺极强，当天就走了，不可能再恢复心跳。现在，他每抽搐一次，脑就受极度煎熬一次，”医生露出悲伤的眼神说：“情况越来越差，肾脏已经开始坏死，接下去一个个器官都会出问题。”
从祈求邦儿康复，到只要求他活着能料理基本生活，到终于不得不思索天意为何，做父母的节节败退。困惫至极时我打了一个盹，梦见在街上遇见邦儿，相偕回家，心中窃喜：谁说邦儿出事了，这不是好好的？我不敢多问，小心翼翼地和他一路走一路聊，他听说妈妈想挑一个PDA，就从包包里拿了一个说给妈妈，我说这不是你用的吗？他说没关系，他还有一个旧的。我看了一眼说，旧的给我，新的你用。邦儿说不要不要，一直推让，说着说着已走到家。他想洗澡，我说好。他去了一个像是公共浴室的地方，不久却见人急跑来叫我说邦邦倒在浴室，我心想要来的还是来了终于躲不过。邦儿裸身躺在地上，眼睛闭着，我靠上去喊他，他低声说：“爸爸，我好累喔！”我说：“好，好，邦邦好好睡睡……”惊醒时我说与红媛听，会不会是邦儿借梦境来告诉我们：本来在出事当时就该走了的他，怕父母骤然失去爱儿难以承受，多陪了这么一段路、多留了这几天，但现在实在太累，他要离去了。我搂住红媛，眼泪哗哗哗直流，决定让玄天大帝座前的龙天护法回驾去吧。原来昨日的欢喜等待只是空欢喜，就像前一日还晴阳普照，六月八日一早却温度急降，飘洒起雨。原来人生的欢会，也是假象一场。
医生说若不再做侵入性治疗，按照邦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呼吸稳定，可能拖三天、一个星期，也可能一两个月，但他提醒需预做后事准备。由于邦儿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我说依母亲的信仰，医生点头，登记在纸上，并同意我们可以待在加护病房至最终。踩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病房，面对日益茫然的未来，正想商量长期陪护的安排，突听到一缕乐音，缥缈似自遥远传来，却又清晰就在耳畔，遥遥袭来的哀伤中透露着慈悲宁和的礼赞，啊，是梵呗，我纳罕：“外国医院真体贴啊，才听说信佛，就播放佛乐。”抬头四下张望扩音器在哪？白墙白顶的病房，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然而声音究竟从何而来？我问红媛。她先是说没听到，约半分钟后低声惊呼：“我也听到了！”我不是会生幻觉的人，此梵呗太不可思议，红媛二姐也在床边，却丝毫无闻，她露出讶异的神情。我们相信这是佛菩萨要来接引邦儿了。
难舍而必须舍，是人生艰辛的功课，对邦儿尤其是。他有挚爱着他的亲人，还有一大群好同学，华裔的以及白人、黑人，大约二十位放下了手边的课业与工作，David更剃了光头许愿，大家一起排班在病房守护。加护病房通常只容许两人进入，这群大孩子尽量把时间让给我们，他们在外头的休息室等候，日以继夜，没事打打桥牌，困极了身体就歪七扭八地挂在坐椅上。
一度他们十分错愕，哭红了眼，以为我们联络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准备提早放弃救治，一群人数度派代表，听过医生的病情分析后，才无奈地接受邦儿可能永远不再醒来的现实。他们抱头痛哭，打电话通知已去温哥华、芝加哥念书的同学也赶来。我对他们鞠躬致谢，他们总靠上来抱一抱，拍拍背，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叔叔不用谢，应该的，Russell是我们最好的朋友。”David说他梦见邦邦，在他们常去的那家酒吧，光线昏暗，同学坐在一张张高脚椅上，邦邦推门进来，David说：“我们很想你。”邦邦说：“我也很想你们！”
最后两日。护士如常给邦儿打针、注射不教血液凝固的药剂，以导管喂食，擦洗、翻身，邦儿仍如常地呼吸，只胸口颤动的频率加剧，排出的尿色愈见深褐，怵目惊心。阳光如常地从窗缝透进一细缕，先照他头脸，再照他肚脐、脚。邦儿并没有要离去的征象，他仍然用力地呼吸着。明知即将去而未能径即舍去，邦儿撑得十分辛苦。他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我去他的住处，房间整理得清清爽爽，桌上摊开的是我无从理解的数理方面的课本与作业，比较不寻常的是抽屉里藏着许多姿态各异的龙画。不知邦儿是在什么情况下画的龙，我想到大弟讲的龙天护法下凡，龙是他的本命吗？闯祸的红色跑车停在大楼旁边空地上，车身无损，车子主人呢，还能不能健在？
朋友带我去看几处丧礼的场地。我急匆匆赶回医院时，红媛已和邦儿说了，我们决定替他捐赠器官，但她一说完话，看到邦儿眼角流下泪来，又震慑住了：“对不起，邦邦，不是爸妈不要你了，爸爸妈妈希望你放心跟着菩萨走。如果邦邦不愿意，没关系，等一会儿叫爸爸再和邦邦商量。”红媛要我与儿子说过，再去会晤医生。我于是在邦儿头边轻声道：
“我们知道邦邦非常爱朋友，邦邦一定愿意把爱朋友的心转而再去爱更多的人。爸妈求菩萨保佑邦邦活下来，不管情况多糟，爸妈愿意一辈子陪伴邦邦、照顾邦邦。但倘若菩萨一定要把邦邦接走，邦邦现在就要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这样才能把有用的器官留下来，捐出来。不管邦邦怎么决定，爸妈都全力支持。”
我和红媛去见医生前，邦儿原本暗紫的肌肤回复正常颜色，冰冷的手脚变软变暖，一副放心放下的样子。我们去签捐赠器官的同意书，病房只留康儿一人守护。
医生说邦儿停止过心跳、呼吸，因此能捐的只剩下眼角膜和皮肤组织。刚沟通定细节，突然就见康儿疾奔而来，气促地喊叫：
“弟弟要走了！”
我们赶回病房，把守在医院的邦儿的同学也都找齐了，美玉师姐祭出法器，引导大家长音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邦儿的呼吸渐弱渐缓，但始终和畅，我全神注意他胸部的起伏。埃德蒙顿时间六月十日下午五时三十分，两位生养他的白发人为他覆上往生被。他呼吸何时停止，围绕床边的人都不甚清楚，但大家亲眼望着他平静地走完最后一程，距离我与他最后沟通捐赠器官时，不到一个钟头。他终于放下尘世的父母，放下一群死生好友，跟着菩萨去了。四天后我亲手按下火葬的按钮，轰一声，目送他形体化去像红莲被接引到西方。
红媛在埃德蒙顿的佛光讲堂为他立了一个长生牌位，康儿写了一张“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卡片烧掉。做完头七后我捧着他的骨灰坛回台湾，带他回到他赞叹过的无生道场，安厝在圣山寺的生命纪念馆。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这世界，他的肌肤仍然体贴着这世界，他的生命慈悲欢喜并未中止。唉，今生做不成的父子，来生再做！许多次，我黯然开车在台北街头漫无目的地逛，车里大声播放邦儿丧礼上同学演唱的那首《天堂之泪》“Tears in Heaven”：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You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我知道我真实的悲哀才正要展开。少掉的永远少掉了！窗台上的三棵柚树不可能变成四棵，少掉的那一棵怎能忘记，但只能种在黑夜点着灯的心里，种在遥遥思念着的天涯。天涯，那是更远的异乡啊！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