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的心

之一　水井

井沿高出地面尺余，水泥缺裂处软绒绒附生着青苔，四周围的土地被水打湿了，光脚走上，有些滑溜。我小心地靠近，趴到井口上。

冷天，井像一只会冒烟的魔瓶，黑幽幽、晃咧咧。

会不会突然涌出一头怪物呢？我身体的重心挪至脚跟，不时回头看，怕有人在背后捣鬼。

“哇——哇——”水波仿佛晃了一晃。水面是我的脸，还有几点树上吹落的枯枝、虫蚁；天空和云在底下，声音沿着砖砌的井壁窜上来。

“走开，走开！”时常碰到那位挑水工，他总是大踏步地扯起两只大木桶，以闽南语不耐烦地撵小孩走。小铅桶匡通一声，提起来，哗啦啦倒进铁环圈捆的大木桶里。匡通、匡通、匡通……要七桶才满。覆上两片脸盘大的叶子，“叭塌、叭塌”大光脚板响起，一路快步走远。

早上，哥哥姐姐上学去后，我没事做、闷得慌，就跟着挑水工穿门走户，比画各家水缸的大小。有时赶在他前头，对着深井大哇一声。“猴囝仔！”是他的口头禅。

井水似乎永远汲不完。井底会不会是接通到一条龙的口里？水面上放两片大芋叶做什么？能使水清还是使水甘香？我漫无边际地想，暗藏住自己稚幼的答案。

“那多危险啊！”等有一天问明了母亲，从此也少去井边了。以后，在书上读到舜与他父亲瞽叟的故事，偶然才又想起小时村子里的那口井。

之二　老婆婆

老婆婆单独一个人住河边，养了一窝小鸡、几只桃番鸭；小土厝旁立着一座稻草垛，供她的煤球炉子生火；门前斜插几根晾衣服的竿子。我经常看见白色长条布在竿子上飘荡，那是她裹小脚的布条；也看她把斑白的挽发松散开来洗，在水里一漂，居然满满一木盆。

她房间放置了一个储尿的大桶，整天蕴发着一股积存久了的尿味，混着篦簪的油臭。“可当肥料卖！”母亲说，老婆婆连尿也存起来，非常俭省。有一次，我带弟弟在那座稻草垛边玩，尿急了正要屙时，她端了木盆来接去。

“囝仔尿，清清啦，”眉眼一片慈蔼：“洗头发黑金咧！”

其实，她头发已大半灰白了。五十年代的妇人家节缩敛抑，仍深受传统无形拘缚，不满六十，却因为小脚、挽髻、穿黑布棉袄，特别看老。

——为什么要小孩的尿呢？而且越小越好，规定是还未上学的。大人的不好吗？尿怎么可以当肥皂？是不是含有碱？懵懵懂懂，这些疑问好玩似的飘浮在空中，一转眼，却全被时间束拢到一个积尘的小角落了。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啊，三十年后，桌前灯下仔细去寻思，它们才掸落尘灰，现出原貌。

之三　小黑板

家里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我习字用。

父亲的朋友来访，好像聊着聊着，就聊到那上头去了。

“大弟，来——”他们唤我：“叔叔要看你会写什么字？”

我拿出粉笔头、板擦，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先写“文”，再写“天”，接着写“祥”。

“呀，真好，了不起，了不起。”如果我记忆没错，他们必定是马上赞美。

“你还会写花木兰啊……”父亲在旁提示。

于是，我再写下花木兰。

“真不简单。”吴叔叔的乡音很重，嗓门也大，“兰字笔画那么多多，他却一笔都不错。郑成功，也会吧？”

“会……”我受到感染，脱口也是川音。

通常，“三多”之后，不再表演，主客俱都尽兴。

住一两天就走，父亲那些乡亲。在穷困的年代，米面不充裕，彼此所能交换的只是患难过后留下的一点真诚：谁有一丝喜悦、一点骄傲，都毫不掩藏地捧出来大家分享。

中学阶段，我读到欧阳修童年，他母亲以荻茎教他在沙上写字。而回想自己受教育的童年，爸妈特地准备了小黑板，央隔邻盖老师赠送他教课之余的粉笔；稍长，为我裁过时的日历当练习纸，还跟老师商量，以一包芦笋籽抵缴一个月补习费……点点滴滴，我确信人情的体验，来自家庭，生活中很多观念、感触，受上一代影响最深！

之四　柴堆

教室旁是工友烧开水的小砖房，外边堆了一堆干树枝。

那年我刚入小学，一天，不知什么事，老师要罚我；放着讲桌底下的木板不用，却叫我到室外另找一根。

我站在太阳底下的柴堆里，作势翻捡，十分难堪：哪里有自己找棍子让人打的？无例可循！这是头一遭。心里反复挣扎。

那一堆木柴零乱地散置着。有一截劈成四分之一粗的木条；有儿臂大小及筷子粗细的枝干；苦楝和木麻黄的碎枝叶占绝大部分。

究竟是捡粗的还是挑细的？捡粗的怕打下来痛；拿细的吧，那岂不是跟老师开玩笑吗？左思右想，手没停着，脑子却渐渐空了，到后来索性站在那里，摆出一副可怜无辜的样子。

下课时，人来人往，有人投以好奇的一瞥，有人兴冲冲地走来代出主意，我不时抬抬眼皮张望，更六神无主了；连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似也一片茫然。很快地，上课钟响了。

“挑好了没？”老师走近问。

我摇摇头。

“这么多，就找不出一根合适的？……好啦，回教室吧！”

他不加责骂，只如此轻描淡写一句，在亮花花的太阳下，竟使我眼眶里盈满了泪。

据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小时候很淘气，老师叫他出去找一块打他手心的板子，他跑到木厂里找了一片又薄又轻的刨花来……我不免想，假定当年早早就听说了这故事，那天，会不会仍“无助地”站在太阳底下呢？

之五　小西红柿

庄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到今天，将近三十年，我仍然常想起他，想起他是我入学第一位启蒙老师，想着中午放学后好几次留我在他家吃饭的情景：桌上摆着香喷喷的白米饭、炒四季豆、红烧鸡块；饭后，师母还端出一钵小西红柿当水果。

那时，老师已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都比我大一点；据推算，当年他一个月薪水不过七八百元，约等于现在的一万块钱。他招待我吃的，绝不是多余的，而是此进彼出，从他们一家人原来的份里分出来的。一般家庭但求饱肚子，根本无法考虑色香美味和饭后水果。但老师体悉我平日的匮乏，请到他家，总是多备一些，让我在餐桌上不必顾虑别人是否还未吃。

在那之前我认识的西红柿拳头般大，不是黄绿色就是橙红色，通常根蒂处还带有扩散性的两三道褐斑纹。而眼前的小西红柿一颗颗红艳剔透，正好一口一个。

也许是因它的色泽，也许因为是在家里以外的地方吃到它，或者因心中一种特殊的温热感，小西红柿成了我童年梦里一个鲜明的意象。

之六　公交车上的气球

每到放学时候，我心中就升起一股巨压，像哀愁又像不是，不管原本多轻快，立时不安起来。

如一个闯关者，我一面等车，一面在小站四周“找人”——寻找村子里认得的大人，请他们在递票给司机时，顺便把我带上去——小孩有大人带可以不必买票，尤其是我个头小，大概还不到一百一十公分吧。好几次是父亲熟识的周伯伯带我上车，更多时候是我挤挨着不认得的人，头不敢抬地蒙混过关。记得有几次，司机曾追问：“谁的小孩？”没人响应。我攀上去，车子一启动，她也就算了。

我向父亲提出办长期月票的要求，他总是一拖再拖地说：“下个月。”赚钱艰辛，我也未坚持吵嚷着要，但如何上车？那一块窒人的铅块又确实压在心头。

这一天放学，老师送我一大把长条形缠绕在一起的气球，我高高兴兴地提到车站。太阳很大，简陋的车站其实是一家烫发院，十来只苍蝇在屋檐下飞，长木凳坐着几个慵懒守候的乘客，我一个也不认识。车子来了，大家一涌上前；我抓紧那一把红、白、黄、蓝的气球被挤在外围，紧跟着一位挑担的妇人。她迈上去了，轮到我了，司机看我背个书包，孤单单地，突然把手一挡，转头大声问：“谁带他？——是你的吗？”

妇人选了车门旁的座位，坐定后，摇摇头，“不是啦！”

这时，车子引擎砰砰砰地空转着，我发觉一车子的人都望向我，一秒如一刻钟长。猛然不知从哪里升起的一股委屈，号啕爆散开来；大人则七嘴八舌地议论。司机拉我一把，将车门关上，车子立刻往前开驶。

“叫你老爸老母帮你买一张月票。”我记得有人用闽南语对我说。

我一个人静静躲到最后座。过了“草埔仔”，车厢就松动了，一站站下去人愈来愈少。要下车时，我决定把气球舍弃在车上：心想得人通融，不应再招摇；“苦相”一点，或许也算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一种做法吧！于是，车到溪底站时，我快步跑下，不敢存什么五颜六色的梦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值得，只觉“情”当如此。

盼望司机在打开车门前能预先提醒我的情况，未发生。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气球会被谁捡去？

后来我还常碰到那位司机，在我购买月票之前；她并不和颜，却也不再追讨我的票，像是已经认得我。

冬天过去，那段尴尬期就真的过了。

之七　跳土风舞的外套

教土风舞的是一位穿裙子的年轻女老师。当我们在校园里成列的木麻黄边排好队伍时，老师开始一二三跳、二二三跳，前进，后退，大转身，她脸上的笑意和发裙一起飞扬了，我们乐得拍手，脸上笑眯眯。

没有录音机，也没有麦克风，老师凭一个哨子指挥；有时她会带一支口琴在旁吹奏，有时则啦啦啦、啦啦啦地哼着舞曲旋律。

究竟是什么曲子，我不复记忆，但我记得教新舞时常由我和老师携手示范。并非我个子高，也不是动作美，而是我较快记住节拍、舞步。

严寒的冬天，校园清冷萧瑟，风从海边一阵阵刮过来，灰沙间歇地在操场上移走。“八七水灾”过后，物资极为缺乏；那年冬我穿上父亲刚从救济单位领回来的一件小大衣，心情振奋。黑白细纹交织，双排扣型，虽然两只手肘处各补了一个补丁，但我并不以为意，颇觉摩登之美。

我注意到老师的神情，仿佛特别温柔。是否真有那么一丝缥缈的感应？——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八岁孩子的天真！

以后，每个礼拜但逢有土风舞课，我总穿出我那唯一的钉有双排扣的大衣来。而今，老师的姓名我忘了，但我相信日后熟悉的交错、跑跳等土风舞步，都是那年学的。

之八　擦红药水的女孩

穿一套水蓝色尼龙纱服，她名叫柯明芳。“柯”是伸港乡大姓。小学二年级时，身量中等、成绩中等、座位也排在中间的她，颈子、后背和手臂，经常因蚊虫咬伤而涂着一坨坨的红药水。相对于其他孩童不在意被蚊虫咬，不刻意去抹药，她的“娇嫩”自然十分抢眼。

下课时，男生们钉陀螺、掷玻璃珠、在地上的土窝用力摔打圆纸牌，蚊虫叮咬过，最多吐点口水，一擦了事；皮肤磨破或割伤，抓把沙一按，凝结成了硬疙瘩。

柯明芳却不一样，她家人替她擦红药水……下课钟响，她的尼龙纱裙张开像一把会走路的塑料花，在走道上，男生过路免不了要挤挤、碰碰，有的还拿一双玩沙的黑手往她涂红药水的地方点。

“干什么啦！”常听她拖长高调的尾音，膀子耸耸，回头瞪一眼。大家乐哈哈，觉得日子挺愉快。

年级愈高，我发觉她成绩愈落后，算术尤差。等到五年级升学分班的时候，大家就散了。因此我对她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学二年级——水蓝的衣服，白皮肤上突出的红；多数同学穿面布袋改制的衣服，只有她能当“贵族”。那是我童年混沌的美感焦点，直接的向往。

之九　马灯

电还没有接通，靠点蜡烛或马灯。

烛焰闪闪跳动，照见的只有三尺方圆一块地方，一家人在火光下，在朦胧暗忽的夜的包围里，聊天或各自做功课。晚饭时间很早，家家户户总在天黑前就将屋外的工作收拾妥当了。

有的人家嫌烛火飘忽，因此改用马灯。马灯形如立着的提篮，上方有一提把，外覆一透明玻璃罩。父亲晚上巡视猪圈、鸡房就提着它，光圈移动，引得那条老黄狗“唔唔”地低吠不停；猪通常是倒头即呼噜呼噜大睡；至于停在木架子上的鸡则不安地骚动一番。马灯照在沙土地上，黄黄一团，此外则仍是一片推不开的黑。晚上，我们孩子很少出门，老担心外头飘动的鬼魅，敌暗我明。草丛里时而窜出一样样东西，田鼠、四脚蛇、癞蛤蟆之类；瓜棚下、桑树边原本高亢的虫鸣，瞬即止住。风在木麻黄林里穿梭，星星眨巴眨巴着眼。

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电瓶，充足电可以照明一两个钟头，白花花地亮着，视野延伸十余尺，心胸为之一开，令人欣喜。然而成本高，并不经常用。

每隔三五天，我还是得拆马灯罩，拿块布把手伸进去耐心地擦拭，把油烟熏黑的玻璃擦亮。

大哥那时读小学高年级了，补习夜归，父亲算计好了时间就带我一块儿提着灯去半路接他。星光、荧光全不如马灯光，尤其是跟在爸爸身旁。

等我晚上也参加补习时，电力堂堂输进了小村庄。细算来，我十岁开始，自由寻索的天地即被迫转移到书本里去了。

1987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