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花莲

花莲，我初履人世的土地，记忆初形成时，却又搬离的最早的家。如果说生活像个人的一部《水经注》，《生在花莲》无疑是我所拥有的这本大书的开卷篇。

多年来，写自传或填作者资料卡时，我总在籍贯四川省忠县后，补注上：生于台湾花莲。四川是理想的认知，台湾是现实的经验；古人骑驴入剑门的风神，固教我遥望出神，今人笔下一旦出现“花莲”两字，对我更有一种系身的感动。

其实，离开花莲时，我只三岁，牙牙学语，对人世纷繁的色彩懵然无知。花莲印象之所以单一而持久，或许是因为三十年前生活的步子特别迟缓吧。

我相信我是记得的，关于花莲。比如那栋木造平房：泥巴院落，木板矮梯，褐黄色的木窗框随时间早晚透进不同的光影。檐下吊了一个鸟笼，鸟语细细碎碎抛下一串脆铁。左边靠马路是当年的重庆街，右边仿佛还住着三户人家。门前一方菜园，两棵粗壮的绿树结着一头尖的无名果；再往前是条河，对岸就是母亲常去挖红蚯蚓回家喂养小鸭的田野了。

母亲生我前，父亲已自军中负气退伍，该升的官到了别人手里。既非科班出身，再熬下去也不会有太大发展，一转念就脱了军服。那时他心情惶惑，不言可知。愈急着找事愈找不到事，一晃大半年。每天，他从家门口走重庆街，弯广东街……穿越熟悉却乍然间就陌生的街道，不知路上究竟想的些什么。

听说母亲那时除了与父亲吵架外，就是一个人一面打着毛衣一面流泪。年轻的父亲太看重朋友，家的包袱可以卸下，朋友却不能抛。他的八成薪多数上了朋友家牌桌，饭也是在牌局间解决的。母亲拖带两个会走的和一个还要人奶抱的孩子，向杂货店赊欠米、面。趁我在榻榻米上哭累时，赶紧到菜园浇浇水，顺道摘一把菜回来。

空心菜梗炒辣椒，菜叶子煮汤。一直到我念师专时，母亲还常常提起：“那时候哪有奶水？人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为了下饭，大口吃辣椒。连稀薄的奶水都是辣的。常常你孜孜地吸着，突然就大哭起来。”

“缺奶，只好买炼乳泡了给你吃，吃得你满嘴长火疱，头上生疮。”母亲又说：“你现在皮肤不好，可能跟小时候那块火气有关。”

她笑笑地说，带着疼惜。我闲闲地听，觉得经过时光的过滤，一些沧桑反显出人的清明智能。但我知道，在当时，日子确是艰辛欺人的。

住凤林的胡叔叔，与父亲同过战阵，过段时间来走一趟，手提几个葫芦或抓只鸡。他喜欢哄逗小孩，和大人漫无边际地拉呱。母亲说：“那时候我和你爸吵得很凶，外头的人都以为过不在一块儿了。”

“也许连他都这么想吧！”母亲指指另一间房里的父亲。她对已成家的儿子、女儿说这话，整整是三十年后的事了。“但我拖着几个孩子，却一心一意地。为了不落人口舌，你爸不在家，他朋友拿来的东西一律请各自带回。”

不久，街坊邻居也都认识母亲是严气正性的人，流言才慢慢少了。

关于父亲讲朋友，特别认老乡这一点，一辈子都是他和母亲时起争执的一个暗坎。据我所知，父亲自老乡手中收受过恩情，却也在老乡手底栽过大跟头：在抗战后期的云南，他曾经一位同乡团长奔走营救，在伤口恶化时，逃过断腿切除的厄运；但在初抵台湾的花莲，钱财被骗，积累倾荡一空，也是害在他最信任的同乡手中。

那些钱大半是变卖首饰得来的，而那些首饰则是母亲跋涉万里山水“夹带”成功的幸存品。为了金子，母亲担惊受怕，吃足了苦头。最艰难的行程，一在浙赣铁路在线，另一是从上海到基隆的轮渡。辗转好几个月，由春到夏，母亲一直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首饰缝藏在里子的暗袋中。她是彻底遵循财不露白这一原则的。有人问起，母亲总托词说患感冒，病了。那时她才二十一岁，来自胶东一个保守的旧式家族，与父亲认识虽三年，实际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父亲身在军中，所谓的夫妻相聚只不过是部队从火线撤下来时，白天或夜里回“家”打个转而已。在兵荒马乱喘息的间隙，凭媒妁之言，定规属天作之合！

母亲匆匆离开她的家乡，间关千里，跟定一个四川男人，就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回走，她下的是一着险棋。我可以想象她在一摇三摆的、拥挤的车厢中臭汗淋漓，皮肤痒痛难当、形同坐监的痛苦。我也可以想象她在船舱中，如何于密不通风、处处是呕吐物的秽气堆里存身。习性不同，乡音各异，她要多么小心才能在众人不解，或许还带嘲讽的眼神与试探性的话语中自保。她不计外形的邋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一个个陌生的地方流徙。等待与丈夫重逢的信念，在她脑海里必是坚定不移的。

有人为偷盗饼干被抛下大海，有人为争卧铺成了仇人；而母亲安然度了过来。她是分外珍惜这批首饰的。但为了帮助退伍的父亲在事业上重起炉灶，虽不舍却也毫不藏私地拿了出来。

父亲将它如数变卖，交给一个合伙准备开餐厅的同乡。不幸，馆子未开张，那人即将资金赌输，逃到山里去了。结果父亲亲自“办案”，又把他从山里找回。

聊这段往事时，我听得津津有味，心里暗想着中央山脉山石当道、云烟缭绕的所在。我不知路途多远，父亲如何布线查访？是陪同警察一起去的吗？那人面对故旧老脸羞红，还是另有一番争执？当年父亲才四十出头；火车可通之处，想来不是什么崇山峻岭。也许只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一个口袋掏空的赌徒，背负了朋友的信托，悔恨而亡匿在那里。

父亲对“人不亲，但一个‘川’字亲”这句话，始终是信守的。法院判那人坐监一年，当他被关进牢里，失去一切朋友后，父亲心头的气恨也已消尽；回过头来，竟又给他送棉被，背着母亲，为他亲下厨房，暗递饭食。过了十年，父亲手中那纸债权证所登记的内容终随时光以漫漶。失去的，一点也没有唤回！又十年，他在台中买房子被建设公司骗走好几十万元，母亲难过之余再度提起这档事：“唉，命里主穷的人，一辈子都会丢钱……”言下充满慨叹。

离开花莲后，不知是什么因素促使父亲决心从朋友堆中放逐，一头钻进彰化大肚溪口防风林的沙石堆。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他开始本本分分地务农求生，烟酒牌全丢开了，也极少提军中的荣华往事，早出晚归，荷锄戴笠，沉默得紧。花莲种种，断断续续还是从母亲口中知悉的。

“那栋木屋卖了七千块钱，在当时，真是好价钱了。如果交给你爸爸去处理啊，恐怕五千块都卖不出去。”七月在丝瓜架下，我们一面用手梳滤红色、已熟烂的芦笋子，一面闲聊。叶隙筛剩的太阳光，碎花花洒在人的四周围。轧水机滋滋唧唧地要使力才能把水一股股打进冲洗种子的大胶盆里。

“以前的邻居，大概早就搬光喽。”母亲看着大哥说：“你那时喜欢和皮娃、大毛等混在一块儿，书也没像个样子念。后来，大毛他爹得肺病，一家人先搬走。皮娃在美仑溪淹死，我们卖房子时，他们也准备要离开。”

母亲说，皮娃溺毙那回，大哥也同去的。大雨过后，溪水涨高了，小孩子却不知深浅地想游泳。

“你大哥那天衣服穿得多，笨手笨脚，有几个扣子解不开，救了他。皮娃先下水，再没露出头来。岸上的几个跟着河水跑了一段距离，开始着慌大喊。附近种田的人跳下溪找，但水又急又浑，哪里找得到。淹死的皮娃，冲到海口才捞起来，满鼻子满嘴的沙，天都黑了，警察来做笔录时，他妈哭晕过去几次……”

像这样，花岗山、明义国民学校、入夜后沿街叫卖的炉包，和电影《桃花江》《月宫宝盒》的情节，时常出现在母亲口中。点点滴滴，一张张旧照片似的，由于有许多充满感情的声音不断润泽摩拭，那个时期、那块地方虽然愈来愈离得远了，其实又永远贴靠得很近。

就读彰化新港国民学校时，每天上下学，我一路走一路转头望着平野尽处一长列耸峙的蓝山，心知它就是中央山脉；如果能够对直穿过去，即可到花莲。山色愈远愈淡，层次远近分明；云絮有时包住山头，有时披肩游下。天气晴朗，好像可以看到山上的树石路径，待凝神细辨去，苍苍染染，又实在远得只能模拟假想。冬天，山头是雪白的；雨天，则粉粉地一片铅灰。中央山脉恒常静默不语地望着我，晨昏达七年之久。

一九六九年寒假，我参加救国团活动，首度回花莲，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出生地。行前母亲随口交代：去重庆街看看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变成什么样了。搬家后，她再没回去过。

另外，她半开玩笑地要我去找当年那与父亲合伙不成的人。

“他现在开了家餐厅。”母亲说。

“哎呀，算了啦——”父亲在旁边听到。

“算什么？”母亲抢应道：“你的小同乡！孩子老远跑去，招待餐饭总不会少吧。”

“吃那餐饭干什么呢？十几年都过去了，何必再自找麻烦！”父亲摆摆手。

早春微雨中，团队抵花莲。午后外出，我买了份市街图到处走逛，沿着卖腌鱼的杂货铺、一整条卖竹器的小街、铁道边的唱片行、槟榔摊，最后到海边……入夜，山岳愈形迫近海岸，海涛不歇止地拍击着我的耳膜。花莲多变，亦有其不变。我发觉“重庆街”这个旧地名还在不在，其实我并不怎么关心了；对三岁就已离开的我，外在具体的东西无所谓拥有或失去，花莲的意义恒在感情记忆，在当年落脚于其上的那个家和一些与我相亲的人身上。

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