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子

一九八七年冬天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八十岁的父亲立即着手返乡的准备。距民国二十六年（1937）他离开四川，已整整半个世纪。

抗日战争时，父亲在武汉、上海，有两次决意回川，但受阻于战火，都没走成。他母亲的死讯传来，他在战壕里痛哭一场；辗转获知妻子改嫁时，则已莫可如何地麻木了。他觉得“家亨”这个名字是一大讽刺，乃决然改名为“联科”。父亲后来在山东胶县娶我母亲，在台湾把六个孩子养大。他走遍中国，像日像月，像由不得他的急弦悲管。

一九八八年五月父亲指定我陪他经香港飞上海转重庆，然后乘江轮东行抵川东的忠县。启程前，他给瞎了眼的姐姐买首饰、衣服，还带了钱。姐姐是他童年的玩伴，政局变动时曾因他这个国民党军官而受批斗。一路上父亲情怯而欣喜地形容陈家山的官马大道、茶店、药铺，整座山都是黑沁沁的森林！他还说：“你代表孙子辈到你祖父母坟上磕头——”

父亲的归乡之旅是快慰的，我原以为。后来发觉全错了。他姐姐早已逝世，甥女因渴望见面而瞒哄着他回去。长江黄流滚滚，陈家山的树已砍光，宽阔的石子路变成羊肠田埂。父亲在一座没有碑的土坟前点燃鞭炮怆怀哭倒……雨中，他坐在临时捆成的滑竿里呜咽不成声……江轮出三峡后，他变得沉默。我不知如何抚平一个老人的心伤。至宜昌附近的葛洲坝，我拉他出舱站在船舷合影，时为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搂着父亲肩膀，心想：如何代偿这个时代所亏欠予他的？我能吗？

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