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持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当然这种理想模式中也包含着全人类所共有的某些理想特征。而理想环境模式的形成是与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生态经验密不可分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景观结构有特殊的偏好呢?这是因为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森林走向草原，在整个过程中，人类以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度过了长达1500万年的残酷岁月。人类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在于能有效地利用环境乃至最终能创造环境来满足自身多种生态需求，并以此弥补了其在生理和构造上的弱势。残酷的竞争经验，通过经验遗传，使人类对某些具有捕猎和逃跑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特别敏感，并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直接的、无意识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现代人与景观结构之间的感应关系和审美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上述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及经验之上的。同样原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某些战略性的景观结构。

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在中国古人类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满意的生态环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如围合、走廊、豁口等。中国古人类的景观（生态）经验，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文明发展对景观背景的"选择"过程和对特定景观结构的依赖性。俞孔坚认为，关中盆地对周民族之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从空间结构上讲，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古人类"满意生态环境";从地理区位上讲，它处在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自然生态和社会竞争意义上的优势。对以关中盆地为典型代表的、不同尺度的盆地景观之战略偏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经验之一大特色。而关中盆地正是一种由壶腔、壶口和走廊为主要结构所组成的桃花源式的理想景观。对这种景观的战略偏好经文化的积淀过程和超功利的形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一种审美偏好。

生态文化经验早已熔铸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人类文化整体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共艺术也必然会显现出来自生态文化经验的影响：即公共艺术会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它在集中体现社会整体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浸透着自然原生态环境及其衍生出的特定生态文化经验的特性（尽管这种影响时常是隐晦而微妙、不易被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