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清之起伏

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清兵进军徽州。休宁县金声、歙县江天一等起兵抵抗于绩溪县丛山关。九月，金声等兵败被俘，后在南京被杀害。徽州府入清，隶属江南省。顺治十八年属江南左布政使。

明清更替之时，徽州未惨遭到屠戮，靠的是清军总兵张天禄的功劳。张天禄曾为史可法的部将，又曾隶属于兵部尚书歙县人方一藻。他率军入徽时，扎营城外，严戒军士入城。正逢雨季，徽州父老请他移驻城内，张天禄恐士兵骚扰，坚持不听，甘愿与军士同暴露于风雨之下。所以徽州人很感激他，事迹上报清廷，得到嘉奖。

到了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康熙帝批准建立安徽省，省名即取“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徽州府改属安徽省，后省下设道，徽州府先后属徽宁道、徽宁池太道。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撤道，隶属安徽布政使。

清代徽州的经济文化，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起伏。

徽商从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徽州俗话“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人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这时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经营行业以利润高的盐：典、茶、木为最多，次则粮食、棉布、丝绸，其他则无业不营。商业资本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万历《歙县志》称，歙县以经营盐业起家的巨富，“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仅歙县商人就占了一半。更有一位商人，竟与皇帝交上朋友，他就是歙县大盐商江春。

江春是歙县江村人。家世代业盐，寓居扬州，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他熟悉盐法，精通商务运筹，练达多能。在担任两淮总商的50年中，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筹划张罗接待。乾隆曾两次亲临江春别墅康山草堂，赏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庆贺乾隆登基五十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千叟会，与皇帝共同赴宴，受赐杖。时人都说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后由布政使等衔升至一品，赏戴孔雀翎。

但是徽商由盐业起家，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到了清道光时期，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州盐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盐商巨子江春到了晚年，已不得不靠皇币以资营运。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改变。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进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巨大，也开始走下坡路。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皮大王”程霖生曾一度辉煌，但这毕竟只是徽商衰运中的微光，徽州商帮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终衰败已成必然。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 ，徽州府属徽宁池太广道及皖南镇。因清军与太平军在这一带争战激烈，徽州府由浙江巡抚兼辖。咸丰十年六月十一日，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军从宿松进驻祁门县。次年三月初二，曾国藩率军进攻歙县太平军，大败；四月初二，移驻东流县。太平天国与清军在徽州进行了十年拉锯战，使得人口锐减，村落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当地经济受到重创。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徽州府复归安徽省管辖。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后，徽州知府许月涵、歙县知县宋灿弃官逃跑。徽属各县相继光复，进入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