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徽州文学的地位与影响

徽州文学对渊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丰富与补充，有着特定的地位和价值。

1、徽州文学创作主体的广泛性全国罕见

根据初步统计，徽州文学家出版诗集、文集的人数在千人左右，其中清代最多，有五百多人。在人口最多不过百万、面积不过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创作人员这样广泛，创作队伍这样庞大，全国也很少见。

在徽州人看来，文学创作是一种基本修养和基本技能，他们把文学当作专业者有之，当作爱好者有之，当作交友之道者有之，当作才情展示者有之。

在他们当中，不乏祖孙文学家、父子文学家、夫妻文学家、兄弟文学家、姐妹文学家。清末休宁商山的汪渊和程淑便是夫妻文学家。丈夫汪渊教书为生，他的《麝尘莲寸集》，是词史上一部奇书，专集宋元佳句重组为词，共集成284篇156调，声律谨严，清新自然。妻子程淑不仅对《麝尘莲寸集》详加校注，使集句成词的特点得到确证，而且自己还著有《绣桥诗词存》传世。

在徽州，有的村落几乎成为“文学之村”。据史料记载，歙县江村仅有100多户人家，到乾隆四十年，全村共有78位作者，编著多达155种。

近年我们整理了一部《阮溪诗征》。这部诗集选录的20位诗人约计320首诗，全是清代某个时期潜口汪氏家族的作品，附录的27位诗人近百首诗，也都是与潜口汪姓诗人的唱和之作。这样一部汪氏家族的诗歌专集，充分反映了徽州文风之盛。

2、徽州文学创作艺术的独特性出类拔萃

徽州文学不仅具有作品的丰富性，也还体现出艺术的独创性。徽州文学的艺术独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体创新；二是思想刷新；三是风格标新。

一是文体创新。比如唐代吴少微与富嘉谟一起创立的文体被称作“吴富体”，在当时有力地扭转了文坛的浮靡之风，发挥了积极作用。明代郑之珍创作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是一种连续剧形式，全剧可分可合，结构灵活自由，曾被徽剧、川剧、湘剧、昆曲等多个剧种争相移植，风靡了大半中国，使“目连戏”成为戏曲中的独特品类，对中国戏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思想刷新。比如清代著名戏曲家方成培，在前人旧本基础上，创作出新本《雷峰塔传奇》，一洗旧本妖气，增强了思想内涵，使白娘子成为古代文学长河里的经典形象，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

三是风格标新。比如宋代著名诗人方岳诗歌清丽天然和词作平易清健的风格，明代文学家程敏政的宏博伟力和豪放奔逸的风格，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诗歌清雅脱俗的风格，历来都为人们所称道。

3、徽州文学山水作品的形象性光彩夺目

自从梁武帝面对徐摛赞叹“新安大好山水”之后，徽州文学就对新安山水的独特之美给予强烈关注，从而形成徽州文学的一个独特领域，以黄山白岳为中心，以新安画廊为主线，一条山水文学的长河至今滔滔不绝。

徽州山水诗歌代表作品，南北朝有谢灵运的《新安桐庐江》，沈约的《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唐代有权德舆《新安江路》、释岛云《登天都峰》、许坚《入黟吟》、李白《青溪吟》等，宋代有范成大《天都峰》、《温泉》，杨万里《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过阊门溪》等，元代有郑玉《游黄山》、张可久《霜角•新安八景》、《水仙子•黄山道中》等，明代有汪道昆《望天都》、许国《黄山杂咏》、唐寅《齐云岩纵目》等，清代有袁枚《宿黄山狮子林晨起登清凉台看云铺海》、黄景仁《春雨望新安江》、《重游齐云山》、《重游新安杂感》等，可谓层出不穷，举不胜举。

徽州山水散文的代表作，有宋代吴龙翰《黄山记游》，元代汪泽民《游黄山记》，明代程敏政《游齐云山记》、徐弘祖《游黄山日记》《游白岳日记》、江瓘《游黄山记》、潘之恒《莲花峰记》、袁中道《游黄山记》、许楚《黄山游记》、《新安江赋》等，清代钱谦益《游黄山记》、袁枚《游黄山记》、刘大櫆《黄山记》、龚自珍《黄山铭》、施润章《黄山游记》、靳治荆《游黄山记》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山水诗歌与山水散文的交响合唱、彼此呼应，体现出徽州文学独特的风采，放射着永恒的魅力。这是徽州文学最可宝贵的文学创造，也是中国山水文学一个光彩夺目的宝库，在中国文学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余    论

徽州文学如上所述，富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但是目前看来，在徽州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徽州文学的地位并不突出。徽州文学的光芒，一直被那些强势领域所遮挡。像徽商经济的辉煌，新安理学的尊崇，徽州教育的荣耀，徽派建筑的经典，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的热门。相对来说，徽州文学则极少有人问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徽州文学可有可无。我们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文学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没有文学的文化是僵硬的文化，没有徽州文学的徽州文化无论如何都不是完美的徽州文化！何况事实早已证明，徽州文学具有一大批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学作品；徽州文学始终浸润着徽州这一方神奇的土地，始终推动着徽州文化的健康发展。即使是目前对徽州文学发展轨迹所作的初步勾勒，也就已经足够传达出真实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徽州文学是一座蕴藏极其丰富的文学宝藏，值得我们去全面探索和深入开采。

放眼看看全国，地域文学的研究滞后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对徽州文学，缺乏起码的挖掘、整理、批评和宣传，从而导致徽州文学固有地位的失落。从今后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徽州文化研究的深入，开拓视野已经日渐成为紧迫的问题，对徽州文学展开全面探讨已经是势在必然。

近些年来，安徽省古籍整理成绩显著，徽州不少诗文集得以出版，汪道昆的《太函集》，程廷祚的《青溪集》，凌廷堪的全集，黄生的全集，以及《疑庵诗》、《一木堂诗集》，等等等等，大量诗文资料的问世，都为徽州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复旦大学出版的一部专著《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应该就是一个闪亮的信号，标志着徽州文学开始进入全省全国的学术视野。我们不难预见，徽州文学的深入研究即将全面展开，徽州文学姹紫嫣红的大好春光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