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徽商的特色与历史作用

1、徽商的特色

（1）贾而好儒。贾而好儒，商而兼士，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地区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说徽商是儒商，这里面有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徽商是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集团。很多人是先读书后经商；有的则是经商致富以后又去读书，儒、商结合；有的虽身为商人，却又是著名诗人、画家和文学家。明代歙人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评述：徽州四个人里头三个商人一个读书人，但却被称为“文献之邦”，读书人的天下。这是因为经商只是为了获取厚利，读书可以获得很高的名声。人们如果读书没有明显成效，便放弃读书去经商。以后等赚到了钱，又要为子孙考虑，便又主张子孙去读书放弃经商。一会儿读书，一会儿经商，交相为用。在这里，汪道昆深刻揭示了贾与儒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统观历史上的徽商，从其业贾的经历来看，他们或是先读书后经商，或是边经商边读书，或是先经商后读书。可无论哪一种形式，读书与经商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充分体现了商人儒化的特点。

第二层含义是徽商做了不少有利于文教事业发展的事，虽经商而不忘记文教。培育了徽州学术艺术事业，使徽州产生出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剧、徽派版画、徽派篆刻等众多的学术艺术流派。在许多徽商内心深处，“爱商”更“爱儒”，一旦经商稍富，就会毫不迟缓地将资金投入到助学兴教、培育人才上。“富裕了就要重视教育，一刻也不能迟缓，不然白白的积累那么资财又有何益”这一思想，几成徽商共识。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有的兴办义学，为贫寒之家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有的捐助县学、书院，将兴学立教之举从一家一族推及到一县一府。正因如此，徽州自宋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仅在清代康熙年间，除每县均有县学外，另有书院54所、社学462所，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 

徽商不仅在徽州本土培育出辉煌灿烂徽州文化，在从商居住地也做了大量推动文教事业发展的事情。比如扬州。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徽商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康熙元年（1662），清雍正十二年（1734），徽商马曰琯独资兴建梅花书院，他的儿子马振伯将书院捐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乾隆元年（1736），徽商汪应庚见扬州府学学宫岁久倾圮，捐出5万两银子重修，并以两千两购置祭群、乐器，以一万三余两购买学田一千五百亩，岁入田租归学宫，以待岁修和助诸生乡试资斧。这类例子还很多。这样，扬州书院和府学延请了一批真才实学之士任山长或掌院、院长，促使了扬州学派的形成。

第三层含义是徽商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处人行事的标准，以“诚信”为商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诚待人。儒家经典中有“明允笃诚” 之说。徽商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二是以信接物。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己的信誉，以信接物，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市不二价。三是以义为利。经商做生意讲究成本核算，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赚钱是商人经商的极终目的。徽商在经营中不是不讲利，也不是不要利，关键是他们能正确对待“义”和“利”的关系。倡扬“轻利重义”，力求做到“利缘义取”、“以义获利”，从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以利损义，一旦当义、利矛盾时能做到“以义制利”，主张非义之财不取。四是仁心为质。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徽商有着“仁心为质”，不乘人之危而敛财的良好商德。

第四层含义是践行儒家救世济民的思想，乐善好施，回报社会。徽商致富以后，如何支配和使用财富，是一个集中体现商业道德的根本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就说过：“富裕以后要多行德！”这句话被司马迁载入《货殖列传》。徽商身体力行这一用财之道，他们无论是在家乡或是在寄寓地，所到之处均大力兴学立教、筑桥修路、赈灾济困、扶寡救孤、施茶济药、乐施公益等，以此来回报社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1671—1804）的100多年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前后为军需、河工、赈灾等，向朝廷捐输银两39302196两、米21500石、谷329460石；其中江广达（歙商江春盐号）一户所捐银数有1120万两。在家乡，徽商向社会慷慨捐输，是为常事。清顺治间，婺源人戴公选因灾荒，输资运米以赈灾，救活很多人。乾隆十六年（1751），徽州发生旱灾，徽商捐银6万两买粮贮存，建粮仓60间。甚至有倾其所力因赈而致“资罄”者。因之，不少徽商被冠以“赈施义士”、“商民善士”、“富而好礼”的美名

（2）官商相联。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为了能使自己的经营活动适应这个社会，徽商贾而好儒，商而兼仕，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政权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位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以盐商为例子，所谓盐商即专卖商。中国封建社会的盐业，历来属于一种专卖事业，先是官产官销，后来改为官督灶产、招商代销，盐商实际上就是官商。徽商以明初实行盐业招商开中制度和明中叶折色制度为契机，积极投身盐业，以其儒学根基，作为同官方打交道的媒介，逐渐控制了整个盐业的运销过程，成为盐商中的主体。明嘉靖时期歙县黄倚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黄倚世代经商，先是在苏州一带经营，弘治时盐业折色变法，黄倚于是转移至扬州从事盐业。由于盐引受官府操控，当政者心存龌龊，常常朝令夕改，商人们都很怕同盐政官员打交道。黄倚虽是商人出身，但博通《左传》、《史记》，能言善辩。众商需要同盐政官员打交道时，都推黄倚出面。黄倚侃侃而谈，语词温和，意见尖锐，建议也多能被当政者所接受，逐渐同盐政官员拉上关系。有一次父亲由于盐业利润同当地豪猾闹起矛盾，官司打至院司。黄倚同院司的齐侍御、商司使都很有交情，经疏通，使豪猾受到了制裁。胡雪岩更是官商结合的典型，他从借款起家，接交左宗棠，开钱庄，办洋务，成为称雄一时的金融巨子。由于协助左宗棠西征有功，被光绪皇帝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乾隆年间的徽州盐商有戴红顶子的，而既戴红顶子又穿黄马褂，只有胡光墉一人。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列，就督促子弟考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歙县唐模大盐商许氏，侨居江都时，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一个官翰林编修，一个授翰林院庶吉士，时称“同胞翰林”。正因为徽商事事处处自觉地向封建统治阶级靠拢，以封建主义的一套行为准则规范自己，才能在中国重农抑商的历史背景下站稳脚跟，不断发展。

（3）乡党互助。为了能在他乡异地的商业竞争中站稳脚跟，徽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商帮，互帮互助。全国凡有徽商活动的城镇，几乎都有徽商会馆或徽商公所、义园、旅享堂、思恭堂同乡组织。根据统计，清代徽州在全国各地的徽商会馆（不含试馆）达118处（参见陈联《徽商会馆概说》）。徽商以会馆为纽带，互通讯息、互相协调、互援互助，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乡党互助，结帮经营提高了徽商的竞争实力，经营行业呈现出地域性和家族性相对集中的现象。如歙县人大多经营盐业，婺源人大多经营木业，祁门人以茶商为多，绩溪人以饮食业为最，休宁人则以经营典业著名。通过传、帮、带，一姓一族集中经营同一行业的现象在徽州非常普遍。如歙县江村之江，丰溪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等，大多麇集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徽州的大盐商往往出自他们当中。

徽商之间互相帮助，还建立一种类似于现代企业保险的制度，减少商人的投资风险。清乾隆年间，歙县盐商鲍志道被推为两淮总商。鉴于航运盐船常遇险翻沉，按例都要补运，有的盐商几次遇到翻船，以致破产。鲍志道倡仪“一舟溺，众舟助”的保险制度，得到盐商的欢迎，盐商称此为“津帖”，对促进徽州盐商垄断两淮盐业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