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追求一种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教育观念。

 历史上徽州人的出路不外两条：一是经商，一是读书。读书读好了，可以入仕，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可光宗耀祖，可谓一举两得，因而成了徽州人的最大向往和追求。就是经商，也要做一个儒商，那就是亦贾亦儒，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经商成功了就投资教育，是徽商的一种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投资。徽州多人才，与徽州重视教育的美好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也从民谣中表现出来，或者说徽州人追求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传统思想在一定方面，是通过民谣的形式来广泛传播并使之深入人心的。

首先，在徽州，把读书和功名的思想加以灌输早在孩童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孩童的这种灌输是通过民谣的形式在自觉不自觉中进行的。如流传于歙县的《来家做个状元郎》，尚在摇篮中的婴儿的耳边就有了“进学堂”、“念书”和“状元郎”的概念的回响，这种潜移默化的灌输不可谓不早，由此也可以想见这种影响会是根深蒂固的。又如流传于黟县的《扁荚藤》中的“读了三年书，中个状元郎。前街竖旗杆，后街做祠堂”的理想鼓舞，不可谓不诱人，使受其影响和熏陶的人无不充满向往之心。还有流传于绩溪的童谣《哥哥考个秀才郎》，描画了读书人在科场取胜后又迎来洞房花烛的美好生活情景，让人充满无限憧憬。又如流传于屯溪的《读书郎》，把读书人的理想描绘得更加具体生动，在荣耀的后面，添加进了“黄金屋”与“颜如玉”的思想。这样一些歌谣裹藏着的虽然不外是诸如“书中自有千钟粟（s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封建社会中广泛流行的读书观，但所有这些在徽州人眼中更显得灿烂一片，因为徽州人不但是这种理想的传播者和鼓舞者，而且经常是这种理想的实践者和享有者，即如中国第一状元县即在徽州的休宁县即是形象写照,理想和现实在徽州人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因而这些歌谣就更有陶醉人心的作用。

其次，徽州人的这种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教育观念，经常在新婚礼仪时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加以张扬，这从一些礼仪歌谣中可以见出。如流传于歙县的《开面歌》，在对将要成婚的徽州姑娘进行开面的仪式时，就包含了“五子登科”的美好祝愿。在流传于歙县的《接房歌》中，把“大登科名标金榜，小登科那就花烛洞房”与历史上的人物相映衬，以揭示其中的某种必然性，从而把它作为一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对象来追求。同是流传于歙县的《送新人进房》中的 “三个做宰相，两个中状元”看来是不无夸张的游戏之词，但在徽州本土却是可以找到现实根据的，如“一门八进士”、“同胞翰林”、“一镇四状元”等；就是做丞相的也代不乏人，所以这是对理想的一种升华和概括，具有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还有流传于歙县的《撒帐东南西北中》的“生下孩儿做国公”、“生下孩童做高官”、“产下孩儿穿紫衣”、“产下孩儿做相国”、“产下孩儿立大功”、“生下五男并二女，赛过唐朝郭子仪”、“产下儿女做同知”，更是典型地传达了徽州人对于下一代的殷殷期盼，如此强烈的美好愿望，又怎能不激发后人去努力拼搏呢？

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民谣所体现出的追求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教育观念的鼓荡下，徽州大地上才出现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良好读书风气，才出现了“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科举佳话，才出现了各类人才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群星璀灿的局面，从而铸就了徽州文化的勃兴，成为华夏的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

当然，在徽州不只是民谣具有追求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教育观念，如流传着的“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等俗语，以及在今日西递古民居仍能见到的“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和“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等楹联，也同样具有这种美好的思想观念和积极的教育作用，但所有这些无疑以民谣的影响力为最大，因为民谣在思想的传播上往往赋予一种情境，使它更具体也更形象，因而也更具魅力。民谣对徽州人的重视读书而又博取功名的观念的形成、强化与实践起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