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徽派朴学与戴震哲学的传承与影响

（一）徽派朴学的承继与式微

徽派朴学在乾嘉时期走向鼎盛，徽派朴学的诸多学者在朴学方面同样有着十分骄人的成就。与戴震同时代的程瑶田在名物训诂中，注重以实物证实史料，开创了史料同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在语言研究上，开创了汉语词源研究，撰写了著名的《果裸转语记》一文，通过对“果裸”一词衍变，阐发了音义通转的道理和事物命名的规律。例如“果裸”指细长的瓜果，字形上可写作“果苽”。与瓜果细长形状相似的土蜂，语言上也称为“蜾蠃”，字形上亦可写作“咕喽”或“蝼蛄”、“蒲卢”等。这些词语，字形上写法不同，但读音相同接近，意义上都含有“细长”的意思，从音韵上分析都是“一声之转”（双声连绵的）。程瑶田一共分析了两百多个称名，认为事物的称名，尤其是用双声联绵词的称名，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声随形名，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这些研究成果，为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思路。戴震的后学同样继承了戴震的治学精神，以精湛的学识，彰显了朴学的辉煌：洪榜经过精粹的考证，撰写了《周易古义录》和《初堂读书记》。晚出的歙县人凌廷堪，是清代著名的礼学家、词作家。他私淑（私下向所敬仰的人学习，没有直接受教）戴震，考证燕乐，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上居有重要地位的著作《燕乐考原》。燕乐，是西域音乐的歌曲曲调，唐代由西域流入内地。燕乐有着丰富、动听的抒情曲调，宋代时，人们依此曲调，填上词后，广为流唱。这些填写的词，后来成为“宋词”的源头。纯文学的词，伴随着悠扬、动人的燕乐歌曲曲调，产生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因而深受宋人的欢喜（明清以后，词与曲分道扬镳）。凌廷堪精通音律，以考据的方法考证了燕乐二十八调（四种调式，各有七种高度的二十八种音阶）在乐器琵琶上的音位，向后人完整地呈现了燕乐的乐律体系。值得称颂的是凌廷堪还在戴震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礼代理”这一治理社会的思想，也就是通过五伦关系（五伦，又称五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五种伦理关系），重整伦常秩序，并经由日常典礼之推行，净化社会风俗，达到“正人心，厚风俗”的目的。这一思想的要点是把道德问题放在社会秩序层面讨论。从社会效应入手，把重点诉诸于伦理规范，从改良社会风俗和实践伦理道德方面重整社会秩序。它反映了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

朴学最后的辉煌，是由戴震的江苏籍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学术上合称“段王”）铸就的。他们不但继承了老师的成就，而且在朴学研究领域，大胆创新，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扬州学派”。

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时的举人，是清代成就最大的语言学家之一。段氏一生著述无数，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此书贯穿形、音、义于注解中，阐释汉代许慎的解释，弥补其不足，立论精当，多发前人之未发。段玉裁是号称清代“说文四大家”之最卓著者。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月瞿（qú），人称石月瞿先生，江苏高邮人，乾隆进士。他毕生从事小学研究，是一代朴学大师，主要著述有《广雅疏证》，这本著作收集了汉魏以前古训及各种书证，按“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的原则和方法，对《广雅》（《广雅》，是三国时期魏人张楫所撰，收字18350字，是研究古汉语词汇和训诂的重要著作。）一书作了全面精密地考证，十年始著成，持论精当，此书代表了有清一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任大椿、焦循这些戴震在扬州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以学术上的承继和创新，形成了一个继徽派朴学之后的扬州学派。两派共同铸就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辉煌。扬州学派坚持了徽派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对乾嘉朴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戴震考据思想进一步细化、发展和创新。戴震临终前曾想撰写《七经小记》而未能如愿，后来由他的扬州的弟子们相继部分完成：任大椿撰《弁服释例》、《深衣释例》，汪中撰《明堂通释》、《释三九》，焦循撰《群经宫室图》，他们不但完成了戴震的夙愿，而且在典章制度的考证方面甚至超过了吴派与徽派朴学的研究。

朴学到了嘉庆、道光时，渐趋衰落。这既有学术本身盛极而衰暴露出来的弊病，也有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思想界引起震动的原因。从朴学自身看，后代学者考据日显繁琐僵化，往往“繁弥千言，始晓一形一声”，朴学的后学者所注重的只是文字语言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宏大的理论眼光，从而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进一步的发展。从社会因素分析，嘉道时，清统治者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加上西方殖民者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使有识之士，深受震动，开始把眼光转向社会现实，迫切要求改变乾嘉以后学者脱离社会现实，昧于时务的风气，朴学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渐渐式微走向了衰落。

（二）戴震哲学的历史命运

戴震的哲学，是古代哲学园地上的一支奇葩。对于其哲学，二百多年来，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大都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而唯心主义者及官方御用文人多持否定、贬抑、攻击的态度。

戴震去世后，其弟子多继承了他考据学的成就，但能够认同其哲学思想并成为知音者不多，只有同乡后学洪榜能够理解、认可。弟子段玉裁尽管对老师的哲学理解不深，却也认为《孟子字义疏证》是老师为追求“正人心”的第一要著。而另一位私淑弟子凌廷堪在了解戴震为人与治学情况后，撰写了传记《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对戴震的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当时的多数学者，对戴震的思想却持有异议；也有些学者，只把戴震看作是一个汉学家，而忽视或贬低其哲学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则激烈批评甚而攻击、诋毁。

19世纪，当古老的中国大门被列强用火枪利炮轰开后，中国社会经受了巨大的震动，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而此时当年严厉抨击旧理学、逝世已近百年的戴震，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后起知音。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对戴震的哲学作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更加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理学。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大学者梁启超则热情称颂戴震的学术思想与成就，1923年他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上热烈呼吁“研究过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人”都要“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与价值”，因为戴震的哲学是“发二千年所未发”，戴震是“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梁启超曾经将戴震的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潮作了比较，认为戴震哲学中注重情感、平等的精神“乃与欧洲文化复兴时代之思潮本质相类。”胡适先生亦充分肯定了戴震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进步意义。对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评价极高，他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说：“人都知道戴东原是清代经学的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先后对戴震哲学的性质、内容及历史地位作了进一步探讨，从而把戴震哲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戴震唯物主义学说“蕴含着反抗专制暴政的实质”，戴震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家。当然，也有学者如侯外庐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提出，对戴震哲学思想，应采用“历史主义”态度，既不能人为贬低，又不应人为地拔高。

进入80年代后，戴震哲学研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就大多研究者来说，都一致认为戴震哲学仍然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戴震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其哲学中虽然包含有近代思维的因素，但不占主导地位。

回顾二百多年来戴震哲学走过的历程，虽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戴震哲学中丰富深遂的内容，尤其是对程朱理学批判的重大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理解。戴震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反封建专制的进步思想家已经载入史册。戴震的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支奇葩，在众多学者辛勤的浇灌下，将会开出更加艳丽的花朵，结出更多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