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术成就

戴震是一位考据大师，从以上介绍的著述成果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是清代朴学泰斗，也是乾嘉学派的代表。如从学术特点上来说，他是当时少有的既擅长考据又富有思想，既注重朴学又注重哲学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而从戴震考证求实的学术精神来说，他又是我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奠基人。通观戴震的学术与思想，其影响最大，造诣最深者，有两个学术领域：一是朴学，二是哲学。

（1）朴学成就

论其朴学，其成就之大，举世公认。在朴学方面的成就大致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创立了中国考据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二是使传统的语言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为其成为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其一，创立了中国考据学的理论与实践

戴震作为一代朴学大师，他创立了中国考据学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中有着十分明确的研究目的，有着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着独到的途径、原则与方法。

①从考据目的上看，戴震追求的是“故训明道”（通过对字词句准确的解释来了解圣人的心志），求通圣人之志。“道”是什么？他提出“古圣贤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意思是古代圣贤故去了，但他们的意志同人类活动的追求是相和谐的，而成为百姓道德正义的思想，这就叫做“道”），所以他要从经书中寻求义理，寻求古圣早已为我们提出并至今适用的治国安邦之道。因此考据在戴震心中只是一个手段与方法，考据的目的绝不能“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要达到“学成而民赖以生”（学有所成而民众能凭借它生存生养）的经世目的。这正是戴震能够直面人生，锋芒直指程朱理学而不同于一般流俗之处，这也正是其最杰出的成就。

②从治学态度上看，他的治学始终坚持“分析条理，严密精确”的原则，有一字不准（符合）《六书》，一解不贯（贯通）群经，则不定论。“无稽（jī，没经考核的不能相信）者不信”务求精审，力求“十分之见”。

③从考据的途径、原则、方法上看，戴震构建了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考据途径，或者说是治学的伦理。他曾有力地批判宋儒不识“字”，不精通文字、训诂、音声，因而治经时，妄发虚言，而不得古圣之心志，因而提出治经应首先精通文字、训诂、音声方面的知识和运用，字、词的本义弄懂了，清楚了才能通达古圣贤之道即古圣的思想，才能获得经典中言语的真旨。在这一考据途径中通达圣人之“道”是其纲领，也是其原则，它继承了古代语言学重在应用的实学传统。为了精准地求取字义、词义，戴震在考证实践中创新地运用了因声求义（根据词语的声音求取意义，如通假）、音义互求，以及利用古训求义、语法求义，归纳求义、演绎求义等多种方法，这一系列考据方法，都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提炼、总结出来的十分有效的方法。

其二，使传统的语言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促成它们各自走向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独立的学科。

几千年来，传统的语言学始终是依附经学的研究而生存的，释字、解词、分析章句都是为经学服务的，没有独立的学科门类，没有学科理论系统，自始至终只是个配角。这种情况延续到清代朴学兴起之后，大不一样了。特别是戴震为求“至道”，而开始精深、系统地研究语言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规律，这为它们日后发展成独自的学科，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

①文字学研究方面，戴震以治史的方法研究汉字的“六书”，胪列（胪lú，陈列）而缕析历史上出现过的“六书”论说，并深入研究、首创六书“四体二用”之说，他用体用关系，说明六书的构成，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字之体”，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二者为字之“用”。提出“转注”一书，是词语意义辗转互训的方式，而“假借”一书是同音或相似之音汉字的替代，两者皆属用字之法而非造字的法则，使文字理论研究中常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理论上得到厘清。

②训诂学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训诂声音相为表里”（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其“表”为读音，其“里”为意义，声音与意义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可通过声音以释其义。）的训诂原则，认为“俾（bǐ，假如）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从理论上概括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使清代的训诂之学登上古代语言学的又一个新的高峰。

③音韵学方面，戴震从分析《广韵》入手，创造性地分古音为九类二十五部，同时揭示了上古汉语语音韵类系统的结构特点。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对转论”（对转，讲的是词语音义之间的通转规律。戴震以此理论解释方言词、推求古音古义。），以双声之理说明语音的自然流转规律，为破解古文献中大量的文字假借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

戴震的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的“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一分为文字、训诂、音韵诸学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代著名的语言大师黄侃曾评价说“清代小学即戴学”（小学，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隋唐后泛指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足见戴学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的地位之尊、之高。

（2）哲学成就

论其哲学，梁启超曾说过“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据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认为戴震学术“不朽的全在他的哲学”。对于其哲学成就，我们可以从自然观和伦理观两个方面来了解他的哲学建树。

①在自然观（即世界观）方面，戴震继承了历史上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阐发了“气一元论”哲学思想。他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类的道德观点、如仁义礼智，人的欲望、思想都是从天地本体的自然元气及阴阳五行变化而来，即“气化”而来。所谓“气”指的是物质（实体与本原），气化，指的是物质的运动，“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生生，指一切事物永远不停的运动变化。从生到息，从息到生。）。阴阳五行的变化，即是物质的发展变化，它有着一定的规律，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也是唯物主义认识世界本体最基本的出发点。

传统古代哲学还有一个“理”的概念。宋明理学家认为“理”是一种“天理”，深信“理在人心”，而戴震则认为“理”是寓于事物之中的，是万物的条理、法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程朱理学把“理”从“气”中分化出来，看作先于万事万物的本原，高于万事万物的主宰。所谓“理在人心”（心，认识，精神），就是认为“理”在事物之外，“理”存在于人心，宣扬的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欲二元论，而戴震则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戴震认为，这不是“理”，这种以个人之心（思想）当作“理”，不过是个人的主观，从主观上求取一个先天的理是不存在的，他肯定了“气”在“理”先，坚持了“理”生于“气”的理欲一元论哲学观，否定了朱子理学“理”在“气”先的观点。“理”是什么？戴震认为“理”其实就是事物的法则，它来源于“气”，而“气”则是物质的本原，正是“气”的阴阳变化产生万事万物，而万事万物的法则，就是“天理”。据此戴震提出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理欲说）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戴震的“气的一元理论”有着早期启蒙思潮的作用，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坚持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观念，值得十分珍视。

②在伦理观方面，戴震肯定“理存乎欲”（欲，指的是人的欲望，即生养之道。戴震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其人性观点是基于“人性本善”，认为人的生养欲望、物质利益要求中有着先天的善性，故“理”是存在于“欲”之中的。），明确否认了朱子理学主张的“理在人心”、“理欲对立”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朱子理学将此观点推之于社会，而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天理，指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灭人欲，是基于人性论中“人性本恶”的观念，因此视“人欲”为害，而要灭之。方法是以所谓“天理”的封建礼教，去排斥人欲，客观上是要求人们放弃起码的物质利益要求，心甘情愿地服从封建统治者，任其压迫。）。戴震认为“理在事情”，理来源于“情”和“欲”（物质利益要求），因为人们作任何事情必须有“欲”，“无欲则无为，有欲而后有为”，“无欲无为”，哪里来的“理”。他解释说，所谓“理”，从社会领域看，其内容应该有三点：①“情之不爽失也”（不违背人的情感）②“以我之情挈人之情”（挈，带领。以我的情感去考虑别人的情感，这里是对统治者提出的希望）③“情得其平”（平，平等。人的情感都是平等的，体现了戴震平等的思想观点，反映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希望统治者能重视人民的饥寒号呼。），也就是说“通天下之情，遂（顺遂）天下之欲，权衡轻重”，而“分厘不爽” （爽，违背）就是“理”。显然，戴氏所阐述的“理”，就是“在事物中求理，在情欲中求理”。反之，就不是古圣先贤所主张的“理”了。

从社会现实看，戴震的这一伦理观，意义极大，朱子理学把主观的意见当作天理，无疑害人至大，祸民益烈，自宋以来，历代统治者利用程朱的“天理”说，使之成为压迫卑者、幼者、贱者的“以理杀人”的工具。“以理杀人”即以非道德的所谓“道德法庭”杀人，是比专制国家的法律杀人更残酷百倍。戴震曾耳闻目睹封建统治者以理学言论代替律法，随意罗织罪名致人杀身之祸的残酷现实。尖锐地指出程朱理学的“理欲之辨（理学的观点、认识），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刚巧成为残酷的杀害老百姓的工具）”，坚决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论、痛斥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主张，劝告统治者应当做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体察人民的情感，顺遂百姓的物质欲望，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符合“理”）。这些道德哲学观点，在当时封建统治者文字狱盛行的朝代，可谓是石破天惊。如果没有一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可能发出这一当时世代的最强音的。戴震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思想，他的要旨在于否定朱子理学“得于天而具（表现）于心”的所谓的“理”，而要人们注意事物的“理”，知道“理”不在人心中，不能靠“天理”压迫人。

戴震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集中表现的，这是一部采用问答的形式，通过对《孟子》中字义的注释、解答来阐释自己的道德哲学观点，即“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就是通过考据的形式开出新的义理（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采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去冲破现实的黑暗，烛照程朱理学的狰狞面目，这反映了戴震的大智大勇。当然，《疏证》一问世，就受到权贵的指责，连好友纪昀也“攘（rǎng夺也）臂扔之”，斥责戴震“是诽清净洁身之士而长（助长）流污之行”，一时风波骤起，称之“妄言”，批其“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等等，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戴震哲学的批判意义和历史作用。

总的来说，徽派朴学家考据学的成就，可谓辉煌灿烂、影响深远，但多数学者都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去研究学问，考订古籍，唯有戴震有着经世的自觉，有着正人心、利政事的高度责任感，有着治天下、兴太平的使命感，能够以无畏的精神，通过考据从道德哲学层面大胆揭露程朱理学的三大危害：①苛（苛刻）责君子而纵容小人；②“以理杀人”而“适成忍（狠心加害）而残杀工具”（打着理学旗号下的封建礼教杀人吃人）；③适以穷（穷尽）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这正是他学术上高于一般徽派朴学家以及乾嘉学者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