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追求真理，批判程朱，暮年壮心不已

戴震50岁时，经纪昀的推荐，以举人身份特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官，担任天文、地理、数学、语言文字和部分经类著作的校勘纂修工作。在四库馆，他如鱼得水，徜徉于古书典籍的海洋，能与同仁切磋学术，运用所擅长的考据学方法，校订典籍、官书，经其校订的典籍刊行后，很多成为善本，传于后世。52岁时，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仍然未能如愿。最后一次落榜时，戴震正在四库馆纂修经书，整理古籍，乾隆听说戴震学行高尚，识断精审，虽仅为举人，但深受名儒硕彦、资深学者的敬重，于是恩准他与取中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殿试后被赐同进士出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总算实现了夙愿。（同进士：地位低，只是一个虚名称号；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馆的学生。皆属学术机构的下层人员）。53岁时，重新修定《诸言》一书，成书后改称《孟子字义疏证》。此书从学理上根本否定了程朱理学，彻底推倒其学术壁垒，正面阐发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思想主张。54岁时，由于著述过于劳累，身体每况愈下，患足病难以行动，他在居室还坚持完成了《声类表》这一古音研究的的重要著述，数天之后，即农历五月廿七日（公历7月1日）一代大师（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学者、最杰出的思想家）逝世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寓所。逝世前，还曾欲南归，撰写一部宏伟的著作《七经小记》（七经：五经加《论语》《孟子》）。大师虽然抱憾归西了，但他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无数传世之作，它留给后人的永远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和厚重的文化财富。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戴震为何要挑战、批判朱子理学？

朱熹（祖籍徽州）与戴震同属徽州人，历史上两人都在学术上有巨大的影响。梁启超在《论时代思潮》一文中，称我国自秦以后，能称为时代思潮的学术有四者，即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四大思潮中，朱熹是宋明理学的旗帜，而戴震则是清代考据学的旗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人都有卓著的贡献，那么如何看待戴震反对理学呢？

应当看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曾经把儒家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俗称朱子理学。而从思想渊源上看，由于新安的朱子理学又直接传承了祖籍徽州的二程（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故人们又称之为“程朱理学”。朱熹之后的七百年间，他的理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结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程朱理学在流传过程中既有好的方面，又有坏的方面，胡适先生在《戴震的哲学》一书中分析说：好的方面在于提倡理性，“人人皆可体会天理”，虽贫贱富贵不同，但同为有理性之人，使人觉得只要有理可说，可不论贫富，这就不知不觉使个人价值提高。坏的方面在于理学家把冥想出的臆断作为天理，他们将“人欲”作为仇敌，所以定下了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以所谓的“理”来杀人。在这里胡适先生用了最通俗的说明，分析了朱子理学的二重性，既有正面的影响，亦有负面的影响。

现代的学者，把程朱理学在流传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归结为两点：一是重道德，轻利益，空谈道德、性命而无视人的生养需求；二是不近人情、压抑人性。我们说当这些消极流弊（相沿而成的弊端）被统治者利用后，就成为紧紧套在下层民众头上的礼教枷锁，增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与残酷性。所以我认为戴震所要批判的要害应该是这种后儒“以理杀人”的理学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