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州印人产生的历史背景

1、大环境因素

印章在明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除了保持以往社会一般的需求外，文人士大夫用印的风气较以往为盛，尤其是文人画家大量涌现，诗书画印结合渐渐成为一种程式，姓名、斋馆印以外，闲章数量激增。明人周应愿在《印说》中记载万历间刻印艺人主要集中于苏州的阊门、杭州的朝天门等繁华地带，他们有的有店铺，有的则是流动卖艺，反映了当时民间刻印的状况。从现存的明初至明末一些印章材质来看，有水晶、玉、铜、木、石、牙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质地坚硬的印章，应出于坊间职业印工所刻。针对当时用印风气，休宁人、官南吏部司务的詹景凤感慨印章是“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詹氏小辨》）。

2、徽州自身因素——自然环境与徽商

徽州地理多山川，可耕田地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多为业儒或从事商业活动，所谓“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人们评价“徽商偏于雅而好交”，他们与官员结交、联姻，逐步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官网、商业网、文化网，这给游走四方的徽州艺人提供了许多机会。徽商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品味，许多官员、文人很乐意与徽商交往，成为徽商的座上客。较典型的如董其昌、陈继儒，不仅与徽商、艺人来往密切，还曾多次出入徽州本土。贾与儒之外，徽州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那就是有一大批从事工艺生产与制作的艺人。徽州工艺品种繁多，从业者也很多，形成这一状况，一方面是与自然条件有关，如徽州产砚石，有制墨和制漆器所需的松树和漆树等。另一方面，便是前面说的因缺少耕地而做出的被动选择。

徽州在明末之际出现众多篆刻家，实际上与刻印最初作为一项谋生的手段分不开的，官印之外，私印在社会上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印章作为“徵信”之物，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用到它，尤其是从事商业活动者更是如此。徽州有众多的商贾，他们在合同、店号、平安家书等方面的用印需求量颇大，这就促成徽州产生一批以制印为生的艺人的存在。明末以来，徽州本地书画家队伍也十分庞大，并形成了“新安画派”，并且有很多的收藏家，因此收藏鉴赏类印章、书画作者的姓名印、斋馆印以及闲章的需求都是很可观的。此类印章的刻制与前述实用印章不同，须具有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在这个前提下，刻印者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逐步由艺人往篆刻艺术家靠拢，也就是身份的置换。

3、晚明社会风尚与篆刻

徽州印人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卖艺，一些篆刻家还随从当时著名文人游学。从徽州印人活动的大致范围看，主要在吴越地区，这也是文人篆刻家活动出现较早的地区，有很强、明显的地域文化倾向。孙慰祖先生说“本地的文人与书画家群体在当时亦颇有影响，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名士和艺术家游学于此。徽州籍名士程嘉燧侨居嘉定；后汪关父子亦客居娄东一带；朱简则从昆山陈继儒游……故这一区域与吴门相毗邻而为晚明印风流播之地。”明代的苏州，是文化、经济的重镇，经济不仅带来了物质变化，同时对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带来了冲击，吴中的一些士人，对仕进并不感兴趣，许多富有的家族重视诗书画，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沈周、祝枝山、文徵明这些文化名人都不走仕途，而在书画中寻找自我的价值。这一时期，关于各种精致雅玩的著述也很多，如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袁宏道的《瓶史》、卫泳的《冰雪携》等。在文人士大夫众多雅好中，印章是其中一个热点，许多人为之痴迷，西溪南人李流芳记述自己的篆刻生涯时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归昌世）竞相摹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刀笔之声扎扎不已，或得意叫啸，互相标榜前无古人”万历进士王志坚与李流芳、归昌世三人常常雅聚，读卷之外，便以篆刻自娱，“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见者无不以为痴，而三人自若也。”冒襄在如皋的“水绘园”，是当时名士常集聚诗词唱和的地方，如董其昌、王士祯、钱谦益、吴伟业、孔尚任等常常在这里雅集。戴本孝父戴重（字敬夫）与冒襄是好友，戴本孝本身就是名士，再加上父辈之谊，戴本孝寓居如皋时，自然是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冒襄有一大青田石剖制为三件“八面玲珑”、有许多面的印章，构思十分奇特，反映了当时文人的雅玩兴致。戴本孝为冒襄刻了其中的一枚，另两枚则由另一位篆刻家许容分别为冒襄妾金玥、子冒嘉穗所刻。戴本孝（1621——1693）是明末著名的画家，字务旃，号前休子、破琴老生，终生不仕，隐居鹰阿山，故又号鹰阿山樵。和县人，祖籍休宁。戴本孝于诗书画之外，擅长刻印，他为冒襄刻的印，是他目前仅见篆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