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祠堂的建立

南宋时期的徽州，由于地理环境封闭，战乱较少，此前迁入的士族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宗族制度逐渐得到强化，其中因祭祖需要的祠堂建设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呈现出祭祖形式多元、独立祠堂渐兴的特征。朱熹在设计近世宗族制度时，单独设《祠堂》一节，提出将祠堂立于正房的东面，设四龛，各奉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四代。近世宗族制祭祀祖先的祠堂，在宋代主要是家祠，少数宗祠。明嘉靖年间（1522～1566），允许庶民建家庙，宗祠开始盛行。清代，凡大族皆有宗祠，分房还有分祠。休宁茗州吴氏宗族有宗祠“葆和堂”，其五大支派均立有分祠，支派下各分房又有祠。

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规制也有所不同。宗祠为一族总祠，一般为三进，第一进称仪门，第二进称享堂，第三进为寝室。仪门又称门厅，祭祀时供鼓乐之用；享堂是祭祖举行祭祀礼仪和宗族议事的场所；寝室用于供奉祖先牌位。支祠规制与总祠一样，是支族祠堂，规模一般要比宗祠要小一些。有些支祠省去仪门，但如果某支族出了大官，或经商暴富，所建祠堂有可能超过总祠。家祠一般无寝室，简陋一些的连仪门也没有，只存中进享堂与宅居相连。黟县南屏南屏村，全村共有30多座祠堂。在村前横店街长约200米的一条轴线上，至今就保留有8座祠堂。其中有属于全族所有的“宗祠”，也有属于某一分支所有的“支祠”，还有属于一家或几家所有的“家祠”。

除了宗祠、支祠、家祠外，徽州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祠堂。如行祠，专祀某名人，立祠处又不是名人故里，遂称行祠，屯溪前园村旧有程灵洗行祠。女祠，专门供奉女姓神主，歙县棠樾村有鲍氏女祠清懿堂。专祠，专门祭祀某一方面德行显著神主的祠堂，棠樾村有世孝祠。

祠堂正厅设有神龛，摆设祖宗神位，奉主入祠有严格规定。休宁查氏宗祠“肇榧堂”规定，入祠者必须是生前享有功名，或教化有功，或躬身践行封建伦理道德有突出表现。

祠堂的首要功能是祭祀祖先。同时也是宗族组织控制族人的执法场所。宗子、族长、祠首在祠堂代表祖先对犯规族人加以罚处。族规、家法、家典是宗族社会的行为规范。

3、族产的设置

族产是宗族的公有财产，是维持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包括土地、耕牛、山场、祠堂、族学等生产和生活设施。其中又以族田最为大宗，成为宗族经济的主要来源。捐献祭田或墓田是族众必须承担的一种宗族义务。见于文献记载的徽州族产，北宋时期就有。北宋歙州人许元，多年为官，“性孝友，所得俸禄，悉以给宗族。”（嘉庆《绩溪县志·人物志·经济》）南宋时期捐献族产的事例，开始多了起来。南宋初年，休宁县许文蔚一生从政，把积累起来的财产，不留给子孙而是捐给宗族。“祭之有田，业可久也。”这是徽州大族的共同想法。一些族人为了祭祀祖先，纷纷捐助田地。绩溪《盘川王氏族谱》记载，宋时王氏就有墓地400余亩。此处的“墓地”不是仅指坟墓，而是包括了收入用于祭祀、可耕种的土地。婺源茶院朱氏为祭祀朱熹，捐献了祭田100亩。

族产来源除了个人捐赠以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众存族产。出于赡养、祭祀甚至风水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不少家族在诸子均分家产时，墓地、墓山、阳基山及部分养老田地都不能分析，也不得典卖，作为家族公产世代留存。如绩溪《胡氏宗谱》中《六架祖宗合立禁养荫庇基墓山地文约》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龙川胡氏宗族二十一世祖胡之纲的子孙分家析产时，众存祖墓山地有：始祖胡焱墓，地70步，山3亩；十世祖胡思谦墓，地4亩；胡之纲墓，地1.5亩。众存荫护阳基山有：水口石山9亩，白石山等处共19亩。有些家族共产也会以转卖的方式并入宗族，成为更高一级的血缘组织的公产。

族产是宗族赖以存在和加强的基础。嘉庆《黟县志》记载，“境内大山，多系各族祠产”。1949年，徽州族田占总耕地面积的14.32％。越是势力强大的宗族，族产的比例往往越高。对这些田地和宗族公有的房屋、林木进行管理是宗族的重要工作之一。族产的收入多用于祭祀、办学和周济贫穷族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