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转型阶段。清道光以后。徽商崛起于明中叶，由盐业起家，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到了清乾隆末年，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州盐商的处境愈来愈为困顿。道光十二年（1832），政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业资本渗入，新兴行业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的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徽商并没有沉沦，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开始转型。

胡雪岩的发迹，成为近代徽商的一个奇迹。其他徽州商人也纷纷崭露头角，如歙商鲍鸣歧，因太平天国运动资本丧失大半，后乘浙东改革盐政之机，与其堂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甚厚，十年累巨万。太平天国时期，长江航运不通，淮盐运不出来。曾国藩改革盐政，改纲为票，每票三百两白银，黟商李宗煝集资得13票。太平军失败以后，淮盐畅行，获利数倍，不几年成为巨富。

近代扬州衰落，上海成为徽商最大的聚集中心。徽商在上海多个行业中都有重要影响，构建成庞大的徽商网络。光绪年间，休宁人汪厚庄在上海开设祥泰布店，聘请同邑汪宽也为经理，广设收购土布网点，加工染色。因质量上乘，营业日隆，成为沪上布业之冠。歙人程谨轩清末因结交上海“礼和洋行”经理，经营地产致富。其子霖生继承父业，累资达6000万银两，上海从河南路的抛球场至西藏路以及从新世界至卡德路，另石门二路一带，均为其地产，有“地皮大王”之称。歙县商人周宗良宣统年间被委任为上海谦信靛油洋行买办，经营“狮马牌”颜料，名噪中外商界，遂成沪上富豪。民国13年（1924）任上海德孚洋行总买办，成为德国在华颜料总代理，分号多至200余个，商界尊宗良为“中国颜料大王”。民国19年（1930）独设“周宗良记”颜料号。

出生于徽商世家的张静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巴黎与伦敦开办通运公司，专门经营丝茶绸缎等进出口贸易，并兼营汇兑。是我国最早在海外办企业，沟通国际市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民国初年，徽商在汉口的势还很弱，民国10年（1921）以后，整个汉口的棉纱、典衣、匹头等各大商业，几乎为徽商独占，钱庄也极占优势。徽州茶商由商业资本转向生产产业，创建了茶叶产业集群的组织架构、产品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和国际知名品牌“祁红”、“屯绿”，拓展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的规模并创历史新高，创业模式实现成功转型。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变，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徽商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其中一部分徽商，将资金转移海外，继续经营。如歙县昌溪人吴叶祺，民国时期在浙江江阴经营染织业，雄踞江阴染织业首位。20世纪40年代末，将资金转移台湾，从事棉纱和海洋捕捞。其子吴云锦继承父业，任台湾高雄华国海洋公司经理。歙县周邦头人周宗良，民国时期在江南一带经营颜料和其他工矿企业，被誉为“颜料大王”。民国37年（1948）6月，由广州移居香港，大部分资金转入瑞士、德国。休宁县板桥乡漳前村人汪松亮，民国时期在上海创办泰丰毛巾厂。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香港创办德昌电机有限公司。休宁人程松波，清末至扬州经商，开设程德泰南货店。其孙程余斋是民国时期复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20世纪40年代末移居香港，在香港创办隆星船运有限公司。程余斋的儿子继承父业，任香港隆星船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这些侨居海外的徽商，始终惦记着家乡。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去世，临终仍不忘徽州祖籍，特别嘱托后人回乡祭祀。1998年，定居美国的周宗良之孙周裕隆，经香港回歙县老家周邦头探亲，捐资重修周氏宗祠，认祖归宗。1995年，汪松亮准备捐资修建连通休宁、婺源的浙岭公路，为家乡公益事业做一些事。然而回报家乡的愿望尚未落实便去世了，妻子顾亦珍继承丈夫的遗愿。先后捐资近1000万人民币修浙岭公路，建休宁县海阳中学、漳前和板桥小学教学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