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徽商发展的几个阶段

（1）初始阶段。也就是明代弘治年间以前。徽州最早有商品交换活动的记载始于南朝，南朝梁时，有一名叫王实的新安太守，其堂兄来徽州向王实求助，王实给了他五十万铜钱，叫他不要在徽州和道上乱用。堂兄不听，“密于郡市贷，还都求利”（《南史》卷23《王莹传》）。也就是偷偷的在当地的集市上买了货物，带到京城去销售获利。这则史料从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徽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不然王实的堂兄也不会以五十万铜钱之数，在郡城买货，拿去贩卖。唐、宋时期，随着大量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兴盛，商品交换更趋发达。南宋端平二年（1235），徽州学教授李以申在《新安后续志序》中就指出，徽州“物产之多，流布四方”。

有商品交换，就有商人存在。由于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加上史料湮没，唐以前竟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徽州商人见载史籍。最早见于记载的徽州商人，是南唐时的休宁人臧循。据陆游《南唐书·查文徽传》记载，臧循同查文徽是同乡，文徽当时任江西安抚使，准备兴兵攻打占据福建号称殷王的朱文进。臧循少年时曾经到福建经商，知道当地的地理情况，于是便向查文徽建议如何出兵。原话是这样记载的：臧循“少尝为贾闽，习知其山川险易，为陈兵之策”。宋初，祁门县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

元代的徽州商人资本已具有相当规模。歙人毕仁，出身经商世家，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高额利润，因商业资本雄厚而“知名于时”（毕济川《新安华氏族谱》，卷9，《仕宦志》）。元末休宁人程维宗，经商致富，资产积累更加惊人。他在休宁、歙县两地购置田产4000余亩，雇用佃仆370余户，设有5处庄园：宅积庄、高远庄、知报庄、嘉礼庄、尚义庄。并在屯溪建造店房4所，房47间，囤积货物。

入明以后，徽州商人的活动愈来愈活跃。永乐时（1403-1424），徽商程实，以木换粟，运到苏州贷人。成化末（1487），松江人就有“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的议论（李绍文《云间杂识》），可见徽商在松江人数之多，经营之盛。

（2）崛起阶段。明弘治至明嘉靖年间。徽商的崛起以明代经营盐业的制度改革为契机。明朝建立以后，为了防御蒙古残存势力的南犯，在北部边防设置卫所，驻扎军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军事消费区。驻军的供应基本上依靠军屯，但北部边镇地处高寒地带，产量很低，难以供给几十万兵马所需的大量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因此，明政府每年还得从内地拨运粮饷供应边防，转运费用浩大，劳民伤财。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为了节省民力与运费，实行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运粮、马、茶、铁等军用物资充实边防，向政府换取贩买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这样，既可节省转运的耗费，又能满足军队所需。由于盐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必需品，卖盐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而盐引的获得又是以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和其它军用物资为条件的，因此在北部边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粮食市场，纳米换取盐引成为商人获取厚利的主要途径。当时的婺源人许达，便是通过开中制经营盐业而致富的。由于开中制主要实行于山西、陕西一带，山、陕商人占据地利，一直是开中制的最大受益者。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明王朝改变开中制，允许商人在产盐地区两淮、两浙直接纳银购引，业盐谋利。这样一来占地利优势的山、陕商人便失去了优势，而以江南为活动中心的徽州商人，却因此而得地利之便。一些原来在江南一带从事典当、粮食、棉布、丝绸经营的商人，纷纷打入盐业领域。如歙商江才，原在杭州从事小商小贩，后改营盐业；吴良儒先是在上海从事典业，后挟千金至杭州经营浙盐，仍不满足，又挟万金至两淮，经营淮盐。于是，徽州商人以经营盐业为中心，开始雄飞于中国商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集团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标志着徽商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鼎盛阶段。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37），徽州有句俗话：“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说人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边到达海上，西到云南、贵州，北至大漠、辽东，南到福建、广州，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经营行业以利润高的盐、典、茶、木为最多，次则粮食、棉布、丝绸，其他则无业不营。商业资本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万历《歙县志》称，歙县以经营盐业起家的巨富，“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仅歙县商人就占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