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派朴学的学术特点

徽派朴学作为乾嘉皖派的源头，其学术一开始就开了两个好头：一是广博、精深；二是质朴、创新。所谓“广博、精深”，“广博”是指徽派朴学研究的范围广泛涉及到天文、地理、算数、制度（典章制度）、名物（辨别事物名称）、故训、音声（音韵学，含研究上古音、中古音等）等众多科学门类，而言其精深是指从研究的成果来看，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全心全力地研讨与探索，都有着大量的惊世之作；论其质朴、创新，是指徽派朴学不仅开创了有清一代质朴的治学风气，而且建树了清代考据学的系统理论，特别值得称颂的是戴震，他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旨在借助考据，阐发自己的思想，挑战程朱理学，追求真理，树立了以启蒙作为毕生使命的学术路线。下面我们将从治学目的、治学原则、治学精神等三个方面来具体谈一谈徽派朴学的学术特点。

（一）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经世致用”就是强调要将自己所学、所研究的知识能够裨益于社会，致用于世。徽派朴学家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考证群籍，研究天文、算数、训诂、古音，其终极目标，还是在于要能够真正地解读古圣贤之书，通达古代圣贤的心志（即“明理”），解古代圣贤立言之真意，要在经书中寻求真理，寻求圣人倡导的治国安邦之道。做到“明道而成理”，这体现了一种经世的自觉，这一点表现在戴震身上特别明显。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戴震是一位博学严谨的朴学大师，他的使命应该是多为社会整理一些古代经典著述，岂不知戴震其实是一位终生抱着经世之志的大丈夫，他有着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哀伤人民的艰难生活）一样的热心肠，从来就没有满足做一个“襞积补苴”（襞bì积，给衣裙打折子；补苴，弥补缺漏。词义是形容做一些琐碎的考证工作。）的考据学者！戴震研究六经，走的是一条与宋儒完全不同的路子，即由训诂通义理，他认为宋儒（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家）因为不通训诂，所以不能得到圣人立言之真意。他在《与某书》中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勉强地自以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同时戴震很自信地说自己“为之三十余年，灼然（明彻地）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正因为戴震抱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所以他能够深刻了解古今治乱的社会根源，从而能够冲破当时深入人心的程朱理学的重重藩蓠（fān，篱笆，喻屏障），提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能够洞彻时弊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

徽派朴学家将所识致用于社会、民生，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设计、建造水利工程，造福乡里。江永的家乡汪口村是莘（shēn）水和大畈水的交汇处，两水相抵回旋，激流湍急，河如天堑，两岸百姓来往十分不便，村民想拦河造坝提高水位，以平缓急流，但始终不敢动手，因为这段河流是水运要道，以坝横河，船行何处？江永为解民之苦，全面考察了这段河流，观察各个时期的流量，精心筹算，设计了一条既能平缓湍急的流水，又能便于通船放竹木的石坝——平渡堨。此堨（è，拦水土堰）从南岸伸延过来，到距北岸五米处时，堨身直转向上，呈曲尺型，空出五米让水流下。这五米的口子，不足以吞吐上游流量，从而提高了水位，平缓了水流之势，山洪来时，此口可供泄洪，减少坝面压力，枯水季节，亦可以通船行舟，集两利为一身。石堨造成，人们再也不以河为患了，距今二百多年来，仍然安然无恙，成为家乡重要的水利工程。

（二）有着求真求是的治学原则

徽州朴学家治学，从考据入手，笃求深究，耻于轻信，从不株守（死守不放）前说，具有鲜明的求真求是的治学精神。戴震在《答郑丈用书》中提出：“去蔽”（去除蒙敝）的治学理念，认为治学应当做到“不以（因为）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所谓“不以人蔽己”是指治学时不能被别人的看法、观点束缚自己，而看不见真理；所谓“不以己自蔽”则是指也不能被自己片面的观点所蒙蔽。治学只有做到去“人蔽”，除“己蔽”，才能在认识事物时获得“十分之见”，即真知灼见。朴学家程瑶田在考释《诗经》时有一个“求真求是”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诗经·小雅》中有一句诗称“螟蛉之子，蜾蠃负之”，汉代注家毛亨、郑玄皆注释为“蜾蠃（guǒ luǒ细腰蜂）养螟蛉（míng líng螟蛾的幼虫）之子”，意思是蜾蠃背负螟蛉的幼虫，去作为自己的孩子养育它。后人信以为真，遂将“螟蛉之子”一词作为养子的代称。对前人的解释，程瑶田并没有轻信，而是采用目验求证的方法，对蜾蠃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观察三年后，发现蜾蠃负螟蛉之子并非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去喂养它，而是将它作为美食喂养自己的幼虫，从而纠正了前人的误释。

（三）有着严谨、创新的治学精神

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谈到皖派朴学的治学方法时，认为它的治学方法是“综形名（形名，术语，事物的实体与名称，“综形名”指讨论实体与概念、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任裁断。”“综形名”指的是从小学，语言文字、音韵入手，综合全部内容研究经学的方法；“任裁断”指的是经过严谨、缜密的比较、综合考证后，凭借自己的广博见识加以审核，作出审慎正确的判断，不墨守前说，有创新的精神。戴震曾指出，治经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淹博，是广泛而渊博的意思。考证经传首先要求治经者能知晓天文历算的推步之法，宫室衣物的制度规格，鸟兽虫鱼基本的名称与形状，古今音声区别与不同，山川郡县的沿革等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也是考据中能够正确地解字释词的基本能力。识断，是指能凭自己的见识作出一定的判断。精审，则是指在作出判断后，还应当对观点、结论进行周详地思考，反复地推究，确保结论的正确。相较而言，三难中识断、精审尤难，没有严谨的治学精神，是难以做到这两点的。为此戴震提出了治学应追求“十分之见”的标准，他说：寻求古圣遗经“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是指“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征，验证；贯，贯通），合诸道而不留余议（符合于思想，不遗留细微的问题），巨细毕究（大小方面一律要研究），本末兼察（来龙去脉都同时考察清楚）”就是说一个正确结论的获得，应该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所得的结论，还应征实于原文原著，不留有异议，细节之处，本末之处都能够经得住推敲，这才是“十分之见”，可见“十分之见”指的就是要得到最透彻的认识。从研究过程看，“十分之见”的获得是一个不断去伪存真的过程：初得一义，未敢信其为真（正确），其“真”的程度，或许只是一二分而已，几经考求，逐渐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再推而广之，反复验证，最终才能达到“十分之见”的目标。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已经深合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精神。

说起徽派朴学的创新，除却考据方式、方法层面的创新之外，最能体现创新特点的，莫过于戴震提出了“以词通道”（在弄清古籍中字词意义的基础上达到通达古代圣贤的心志）的学术路径。戴震毕生致力于考据，孜孜以求“道”，和当时朴学家的追求一样，戴震早期追求的“道”，指的是经义中的道义，圣哲的思想，而后期则有着很大的变化，后期追求的“道”，是指人性人情之理，即人类的心志，是要在考释、考证古代圣贤著作词语本意、本旨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道德哲学思想，并以此来否定程朱理学，建立新的义理（哲学思想）。这一点也正是戴震对后世的影响远远高于一般朴学家的重要原因。戴震著《原善》（原，探索事物的根源和道理，是古代政论体的一种形式）一书论述了自己对哲学、伦理学中诸多问题的理解。公开亮出了与程朱理学立异的旗帜。而另一部杰出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则以疏证《孟子》义理的形式，也就是用考释字义、训释词语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这正是戴震学术上勇于创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