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派版画简史

早期徽州雕版印刷中有“图”有“文”的“图经”一类作品，大约属于最早的版画作品。唐代徽州有《新安图经》、《新安图》、《歙州图经》、《黟县邑图》等，早期的徽派版画作品在一些宗谱中可以见到，如明代弘治十年（1497）《詹氏宗谱》中的詹氏祖宗肖像便是。

明代图版雕刻技艺十分精湛，尤以徽州最为著名，而徽州又以歙县虬村黄氏为代表。郑振铎先生认为徽州版画的兴起和制墨业有一定的关系，原因就在于制墨要有墨模：“徽人善于制墨，在万历初，程、方二家尤以大量制墨起家……程、方二家，则除了精选墨料之外，还延聘了有名的画家们像丁云鹏（南羽）等作画，有名的文人们题词。那些墨范原是凹版的，方于鲁别出心裁，再行雕版，印成《方氏墨谱》广为流传。当时仅是作为墨图的样本而传播着的，程君房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出版了《程氏墨苑》，那是更为精致的作品，在木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徽派的木刻家们从此就以专业的姿态出现了……虽然还只是被雇用来镌刻书籍插图的专业木刻画的刻工，但其地位和声望已经被逐日抬高起来。他们很珍视自己的作品，每以细字自署其姓名于木刻画的岩石或树根之上，正像宋代的画家们一样。”宋代的画院画家在作品上多不署名，即使有，也是在树干、石头上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写个小小的名字。但宋代兴起的士大夫文人画就不同，画面有大量的空白，他们在上面题诗写字。此风到后来愈来愈烈。

当时木刻的绘画底稿，有刻工自己绘的，但毕竟不多，更多的是出自专业画家之手，有的还是著名画家的作品。

（二）徽派版画的兴起

万历年间是版画的鼎盛期，郑振铎称之为“光芒万丈”的时代。当时徽州和苏州的出版业都非常活跃，而徽州的木刻家后来占据了主流，成为一面旗帜，这和徽州篆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郑振铎先生说：“徽派木刻画家们是构成万历的黄金时代的支柱。他们是中国木刻画史里的‘天之骄子’。他们像彗星似地突然出现于木刻画坛上。他们的出现，使久享盛名的金陵派、建安派的前辈先生们为之黯然失色。”“时人有作，必求之徽派的名手。不用说汪廷讷们这些徽人，其刻工自当求之徽派，即非徽人，像张梦徵在杭州刻他的《青楼韵语》，凌濛初在湖州刻他的校订的《北西厢》，其刻工也必择歙人。直到明代末期，陈老莲作《水浒叶子》，刻工也还必找新安的黄子立。”

中国传统版画和西方传入中国的版画并非一个概念。现代的版画创作从构思到刻制直至印刷出来，都是画家独立完成。而中国古代版画的制作是一个集体创作过程，绘画者画出稿本，再由工匠镌刻雕版，到印刷时可能又要换人，因此画稿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作品最后是否成功或者精彩，在这一点上，雕版者和印刷者的技艺往往最后决定了作品的是否成功。徽派版画刻工是家庭手工业式的操作，父传子，兄传弟，子传孙，时代相传，专务此业，坚守家风，这点和篆刻是不同的，篆刻虽然有父子篆刻家，但非家族式的传承，由此也可知道版画刻工是明显具有传统工艺性质的。

（三）木板彩色印刷

明代首创的木板彩色印刷，是技术上的新突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印刷品。它采用分色勾描，分色刻板，逐色套印的工艺，印出彩色图画。明代中期，徽州刻印工匠首先在一整块图版上，根据需要刷涂不同颜色，一次刷出彩色印刷品。这样做的弊端显而易见，自然，这样的印刷效果也是不理想的。明末后期，胡正言与工匠合作研究，采用饾版方法，刻印了《十竹斋画谱》，后来又用拱花技术刻印了《十竹斋笺谱》。所谓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种颜色就要刻成一块小木板，然后依次逐色套印或迭印，一幅彩色画要许多次来印，有浓淡的水墨画也是如此，最后形成完整的画面。印一幅画，多的能用上千块版，少的也要几块、十几块。因为一块块镌雕的小木板形似饾饤，故称饾版。宋、元以来一直不懈探索的木刻彩印技术，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是中国雕版木刻印刷术的一场革命。直到今天，木板水印技术还是在沿用明代人的模式。而《十竹斋笺谱》首次使用的拱花技术，这是一种无色压凸印刷，画面有凹凸，以此来表现画面的质感。郑振铎先生认为“这两部书足以表现中国木刻画史上最高的成就。”至此，《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已不再是简单的书籍插图作品，而是独立可赏的艺术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