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州文书的特点

　　在全国各地都保存有不少的文书档案，为什么徽州文书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呢？它有以下的特点：　

1.启发性――其实物性资料启发我们对某个事物的认识。

我们原来不知道，或在文献中见过，但是由于语焉不详，不能真正认识它。比如说“契尾”，在一些文献中出现过这个词，但没看过实物，不知有什么作用和功能。

图六：契尾

这是乾隆四十七年土地买卖文书的契尾，有文字说明，内容大意：业户买卖田、房，需写明业户姓名、田价，缴田价课税若干，前半幅给业主收执，后幅同季册汇送布政司查核。也就是说业主买卖田地，根据田价缴纳税赋后，发给契尾，契尾一半给业主，一半（存根）按季度汇总，上交布政司核查（掌管民政、田赋、户籍）。这是休宁县程梧山买程升如田地所发的契尾，契尾中写明用价银十九两，缴税银五钱七分，通过计算可知税率为3%。

从这例徽州文书中可知什么是“契尾”，有什么作用和功能。所见的从明代到清末的契尾，通过分析、排比，我们可弄清中国明清土地买卖制度的历史。

2.民间性――这是与其他文书之区别。

徽州文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其主要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各个家庭，其他一些赋役、官府等文书，有些是民间抄本保存在民间家庭，还有一些保存于宗族或基层农村组织。

图七：吿示

例如这件康熙五十三年由歙县府衙批准发出的一件告示，内容为：因歙县三十六都五图方姓禀报，其祖坟上蓄养荫木（指在坟旁栽种的树木）已有二百余年，庇祐子孙兴旺发达。因其支丁二房未出，四房在吴鲁中州贸易，三房支丁不守祖训盗卖荫木。自身（长房）不能朝夕提防，请县主批示发禁盗荫木告示，该地保甲居民，方姓四大支丁知悉后，如有不法之徒再盗卖盗砍荫木，具禀县主从严重处，决不轻贷。

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是徽州人的追求。如一家训在息争讼中写到“凡人一生不入公门是福人，我新安沫朱子遗泽，称文物之邦，而讼风反甚于他处。大抵为风水居其半”，道出徽州民风健讼的风气。训条中告诫族人，“古来那有因讼得地而昌盛的？惟有已葬祖坟命盗等事不得不讼。其余田地银钱都算小事，不必结讼……”，一切小氛致讼，只会倒至破家荡产辱身失名。而荫木被盗，徽州人视为关系家族子孙兴盛的大事，便“不得不讼”，因此有家族为保祖坟禁荫木被盗等事，报呈官府。对一些社会风化问题，官府也下文严加管理，这件官府文书，钤有县印，但也在民间被保存下来。

3.连续性和系统性

徽州文书数量众多，时间跨度大，我们可以把徽州文书分类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具有连续性，从中可清楚了解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内容上有系统性，歙县宋村文肃祖祠保留下来的130余份宗祠活动文书，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徽州宗族祭祖活动、经济活动、族众关系、族际关系提供了详细全面的个案原始资料；一个婺源商号，给我们留下了清同治元年到十二年逐年编号的数十本账册，有每天经营情况的流水帐、某一段时间的支出帐和收入帐，年终盘登总帐等，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看到了当年这位徽商的实际经营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徽商经营实态的感性认识，从中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

4.真实性

徽州文书一般都是当时徽州民间百姓生产生活、社会活动的相关凭证和记录，十分具体地反映了该事件的真实情况，没有也不必作文学修饰，其原始本真性、具体性，使它与一般文人修撰的历史文献相比，更具历史感和可信度。光绪年间遗存的《王祖公庙祭（手抄本）》，是歙县瞻淇汪氏祭祀汪华的活动记录。汪华（586－648），歙州人，号越国公。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为保境内百姓安享太平，率土归唐，被徽州人奉为地方神。徽州对汪华的记祭祀活动源远流长，以祭祀汪华为主的各种会社、庙会遍布徽州，有汪公联记：“勋著唐朝为六州之保障　符分越国显万载之威灵”。瞻淇汪氏祭祀活动，从祭祀场所的布置、祭品准备，期间祭神、酬神、娱神等附加的民俗活动，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此活动从正月初五开始，神前献菜三十六碗三十六盘，并有各类献果，由各支丁抽阄制作。正月十八日是汪华诞辰，活动推向高潮，遵例演古跄祭（祭祀仪礼），满堂灯，日夜演戏，放熖火，显示祭祀仪式非常隆重，一直到正月二十五结束。真实地揭示了徽州宗族文化现象和文化空间场所。

徽州文书真实地“记忆”了当时社会的最原始历史信息，可以印证某些史籍记载的不实或不准确。

5.典型性

徽州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最为典型的地方，比如，遗存的赋役文书，亲供册、实征底册，串票、完纳钱粮执照等，构成完整而典型的明清赋税制度。其次，除本土文书外，还有来源于其它地方且与徽州有关的的文书，如徽商文书，涉及江浙、广东、湖北等地区，典型反映了中国主要商业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情况。皖南处于长江三角洲边缘，所以徽州文书不仅对徽州地方历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徽州社会也是长江三角洲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因而对它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