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徽州教育的地位和影响（四个方面）

　　发达的古代徽州教育，不仅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而且对提高徽州人的文化素养，形成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以及对促进徽州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古徽州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古代徽州精英教育（科举应试教育）为徽州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

　　古代徽州的精英教育，其普及率虽然无法估计，但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数之多是可以肯定的。据记载，明嘉靖年间，休宁县“即就试有司，动辄数千人。”清康熙时，“休宁之学特盛，岁大比与贡者至千人”。就连在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黟县，清初也是“应童试者且千人”。

精英教育普及的直接结果就是为当时的朝廷输送了一大批科举人才。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代徽州有举人1100多人，清代有1536人。明代徽州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代徽州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代徽州状元为3人。而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名，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一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代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县首位。人才的辈出，以致徽州在清乾隆年间曾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的科举盛事.

［“连科三殿撰（宋有集贤殿修撰等官，简称殿撰。明、清进士一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故沿称状元为殿撰。"殿撰"遂成为状元的通称。说的是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状元黄轩是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状元金榜是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 (1775年)状元吴锡龄又是休宁人。接连三科状元俱为徽州儒生所得，颇不寻常），十里四翰林（ 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翰林院从唐朝起开始设立。十里四翰林指的是同治十年(1871年)洪镔、郑成章、黄家惺、汪运轮四人同科考中进士，俱授庶吉士。四人皆属歙县西乡人，他们的家乡岩镇、郑村、潭渡、西溪南四村镇都在丰乐河畔，相距仅10余里。如此相近的同乡四人同榜高中，俱归翰林，诚为罕见。）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指的是明清二代，歙县雄村曹氏家族先后有八人考中进士，有十人考中举人，朝野交誉，传为美谈。）的科举盛事。］

另外还有父子尚书” 、“同胞翰林”等传说。父子尚书”是指歙县雄村人曹文植、曹振镛父子。曹文植（1735—1798 年），曹氏父子科举入仕，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故有“父子尚书”之称。“同胞翰林”则是说清代康熙年间，歙县唐模村许承宣、许承家兄弟二人俱考中进士，一授庶吉士，一授偏修，均属翰林院，故有“同胞翰林”之说，而今在唐模村村头至今仍矗立着“同胞翰林”的旌表牌坊。发达的教育，是徽州文化得以繁荣的温床。

　（二）、古代徽州大众教育有效提高了徽州人整体文化素质

　　据有关学者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江南地区是全国教育发达地区，其识字率应在估计数的上线，即男子为45%，女子为10%左右。而作为当时的徽州，其男女识字率，或者说大众教育的普及率，可能要远远高于江南地区的平均数。有人认为明清徽州地区男子的识字率应在70-80%左右。徽州女子从小也要接受识字、书写及妇德等方面的教育，其识字率也比其他地区高。不仅男子能文，风雅之习也传入闺房之内。许多徽州妇女能诗擅现，学识不让须眉。

大众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明清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使徽州文风之盛甲于天下，著述之多在全国亦名列前茅。据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统计，明代徽州人著述有经162部，史185部，子337部，集514部；清代有经310部，史121部，子278部，集579部。两朝著述总数为2486部。据民国《歙县志·艺文志》记载，该县明代有著述481部、清代有1255部。另据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的歙县江村村志《橙阳散志》记载，仅该村就有作者75位，著作152部。

　　（三）、徽州教育对徽州文化发展的作用

　　发达的教育及由教育所带来的浓厚的文化根底，使明清徽州的学术、绘画、书法、篆刻、医学、建筑都极为繁盛，从而形成了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篆刻、徽派建筑、徽州刻书、徽州版画、徽剧等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

　　这些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显然离不开徽州教育的作用。

（四）、徽州教育对徽州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1．一大批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入仕而投入商界，成为有文化的商人。他们熟悉儒家的待人接物之道，了解历史上商人的兴衰成败之理，故能精于筹算，审时度势，把生意越做越活。如明代歙商黄镛，少时“绩学业举，志存经世”，后来弃儒从商，转贩于闽、越、齐、鲁之间。他“克洞于天人盈虚之数，进退存亡之道”，所以获利甚多，“资大丰裕”。清代绩溪章策，幼时“习举子业”，后父殁，遂弃儒从商，他因“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日以裕”。还有一些有文化的商人，因善于操持生财之道，而成为众商赖以经营的智囊。如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一有空暇就浏览史书，以博学精思而获众商人的爱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他不负众望，总是能“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再如汪尚信，早年“刻意经史”，后因科场失意而弃儒从商，“有商于四方者亦奉公筹画，为时良贾，以是家益振”。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是徽商的中坚力量，也是徽州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2．徽州教育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仕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和政治保护伞。他们对“凡有关乡闾桑葚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划），务获万全”，在施政和议事中竭力保护徽商利益，充当徽商的政治代言人。这样的人物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晚清王茂荫就被人们称为是徽商利益的忠实代言人。他祖父王槐康、父亲王应巨均是商人，他自己也曾于道光十年（1830）北上通州经营茶叶贸易。后考中进士，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为了维护商人利益，他呼吁地方政府抚恤商民，甚至多次直接上疏皇帝，揭露贪官污吏对商人的盘剥。他还从“利于商”出发，提出了钞币发行办法，陈述他的经济思想。结果惹咸丰皇帝恼怒，斥责他“只知专利商贾方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正是有了这些仕宦子弟的保护和关照，徽商的商业贸易活动自然比其他商帮要顺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