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徽州教育产生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时期，随着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古徽州教育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我们说，造成古代徽州教育昌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地理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徽商的支持）

　（一）、徽州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二方面）

其一，古徽州山高路险，交通十分不便，从汉代以来就成了中原名门望族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地，这为徽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我们知道，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崇山峻岭，环峙而立，形成自然的地理屏障。千米以上的山峦分布在徽州的四境。主要有黄山山脉、天目白际山脉、九华山脉和五龙山脉等，徽州境内又由低山和丘陵围合成大小不一、为数众多、山环水绕的谷地、小盆地，成为各县的境域、镇域和村域。“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徽州地理形势的高度概括。

从汉至元，北方因朝代更替，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争和动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而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他们最为理想的迁居之地。据《新安名族志》不完全统计，因永嘉之乱（指公元311年即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而迁徽定居的共有9族；因躲避黄巢起义而迁徽定居的将近20族，靖康之乱后，随宋室南渡而迁徽定居的约有11族。这些名门望族，避难并不避世，他们不甘心彻底退出社会政治舞台，总想伺机而出，即便自己没有机会，也寄希望于后代，总想通过“学儒”而“仕”。因此他们十分注重族中后辈的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俗语就真实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古徽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样的自然环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进而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体验到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这无疑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自然条件。

（二）．崇儒尚教的文化环境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这一文化渊源进一步加强了徽州的重教传统。自从宋代以来，徽州人就以朱熹为荣，为楷模，以朱熹的言论为准则，专心督促教育子弟学习读书。这无疑是徽州宗族重教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

另外徽州的氏族主要来源于北方。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很多，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姓，称为“徽州八大姓。”这些迁徽各族，不是出于显宦子弟，就是出于儒学世家。他们不仅仍保持其原有的宗族体系，聚族而居，长幼有序，组织严密，而且继承了其宗族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取仕、科举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由此可见，世家大族的入迁，是徽州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

（三）、徽商经商环境和支持

教育作为一种传授知识、技能，培养人的文化活动，在封建时代它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收益，这就是说它不能独立地运行，必须有外界的经济投入。明清时期给徽州教育投资，支撑起徽州教育的主要是徽商。

徽商被人称誉为“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明清时期，徽商数以千百万计的巨额资本，除了捐官、助饷，讨好朝廷与官府，确保自身的地位以外，一部分用于奢侈性的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反哺徽州本土。徽商的隆兴，与徽州宗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积累了巨额商业利润的徽商在家乡建祠堂、修坟墓、续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维系宗族势力。

与此同时，徽商也很注意在家乡对于教育的投资，建义学，助修学院，对族内弟子进行培养。这些子弟长成后能进入仕途则有了官府后台，不能从政则经商也有了较高的文化素质。徽商经济对徽州本土的反馈，对于徽州宗法社会的维系、徽州人才的培养、村镇的建设、乃至徽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徽商成为徽州整个社会的依靠，可以说，是徽商支撑起徽州这片山野的天空，当然也支撑起徽州的教育。徽商反哺徽州本土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聘高师教育子弟。在以官为本位的封建社会，读书有显而易见的功利性。发达的商人把读书看作一种政治投资，不惜千金一掷，聘请名师，购买典籍，教育自家子弟。对于族内子弟的教育，徽商同样舍得花钱。歙县商人余文义设“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祁门商人胡天禄捐里田产使“塾教有赖，学成有资”。休宁《茗州吴氏家典》明确规定:“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案聪慈而无力从师者，得收而教之，或对之家塾，或助以膏火”。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也载:“子姓十五以上，资质疑敏，苦志谈书者，众加奖劝，盆佐其笔札裔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2、捐资修建学校。明清时徽州除了少数几个官办府学、县学，先后建有60多所书院，400多所社学以及无数的私塾。这些学校的建置和运行经费大多来自商人和官吏(其中许多官僚出身商人之家，如汪道昆、胡宗宪，或其家有人经商)。乾隆初年担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看到江甘学宫岁久倾倒，“捐五万余金函为重建，同时还以立千余金制祭礼乐器，又以一万三千余金殉腆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翻看《徽州教育纪》，这类例子不胜数举。

   3、修建宗祠和“忠孝节烈”牌坊。徽州的宗祠、牌坊难以确切估计，但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气势之雄伟为别处少有。这项投资看似与教育无关，实则不然。宗祠、牌坊在封建社会不仅具有建筑学上的意义，还具有伦理学和教育学的意义。作为一种儒家伦理的物化象征，它们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了范本的作用，徽商在这些方面也很舍得花钱。如黟县《朱氏祠志》记载隆庆三年正月(1569)修理宗祠正厅门屋就用了“递年生息并贸产，共银1143两5钱，许氏家族的一次理主大礼，花费商贾捐款1191两8钱多。

徽商除了上面在本地的种种行为外，他们在客乡也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徽州的教育。同治年间，徽商曾以12300两金额的巨资在南京创建试馆，作为家乡子弟乡试住宿之所。徽商在各大都市所建会馆，都成为当时文化及政治中心，人文荟萃之所。胡适就认为徽州子弟多俊秀，是因为受到了占风气之气的都市文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