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适的三大历史功绩

胡适平生引以为无尚荣耀的名山事业，现代学界公认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主要就在于上个世纪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那样一场新文化运动，决定着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和命运。而就在那一场新文化运动当中，胡适至少建立了以下三个重大的历史功绩。

1、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是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首要功绩。

60多年前，美国有一家《展望杂志》，推举胡适作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名伟人之一，理由是说他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说法自然是错误的，胡适自己当时就辨正说：“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不过美国人的说法尽管错误，却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不难想像，几千年一直流行的文言文，亿万人早已习惯的文言文，谁想一下颠覆它，该是何等艰难！当时的青年胡适，尽管清醒地知道，“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他甚至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又是最保守的典型；然而他还是勇敢地亮出了“语言革命”的旗帜，“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你看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半死”的文言，一方面高调地提倡“优美适用”的“活的”白话。他用“死文字”来评论文言，用“活文字”来评论白话，他对文言的批判，扬摧枯拉朽之势；他对白话的提倡，竭披肝沥胆之诚。应该说，当年的胡适的确是展示出一种语言“革命家”的气魄与风采。

为了有效提倡白话文，胡适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的努力：

一是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等，在所有这些文章中，他全面阐述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和观点，激情地指明白话文运动的目标与前景，引导着全国学界投身于白话文运动。当时论争之激烈，影响之巨大，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像。

二是为着白话文的普遍推行，着手现代语法学的总体谋划和具体研究。胡适撰写过一部《国语文法概论》，在现代汉语语法学“草创时期”，这部“概论”可以看成是奠基之作。与此同时，他对一些白话文语法作了一些具体研究，这些研究为中国现代语法的研究开辟了先河，作出了示范。

三是具体研究和试行标点符号，为白话文的推行创造了条件。关于标点符号，胡适下的功夫不小，写的文章不少，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论句读符号》、《请颁行新式符号议案》等。他提出的标点符号，大多采用西方最通行的符号，同时也依据中国文字的实际情况，具体作出了许多变通，还有不少增添。

根据胡适所作的努力，所作的实绩，我们认为，他在中国语言由白话取代文言的关键时期，既是一位语言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建设者。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程度，早已为世界所瞩目；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我们觉得，在为祖国语言倍感自豪的今天，人们不应该忘记胡适等人，不应该忘记那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们，不应忘记他们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推陈出新、开天辟地的巨大功绩。

2、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整理传统文化遗产，拓展现代学术领域。

整理传统文化遗产，在胡适笔下，有个专门术语，叫作“整理国故”。“整理国故”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和策划的一项重要工程。在他的构想中，整理国故是文艺复兴的一项使命，根本用意在于打倒一切成见，解放中国学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系统提出国故整理的意见。他认为研究国故，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二要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资料，三要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由于胡适的竭力倡导与亲身实践，当年的整理国故蔚然成风，收获多多。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以《古史辨》为代表的成果的问世，反映出国故整理的显著成就。

胡适本人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创获更大，影响更广。1919年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当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胡适这一专著有四大特长，一是“证明的方法”，二是“扼要的手段”，三是“平等的眼光”，四是“系统的研究”，他称赞说，胡适这一专著“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对于转变中国学术风尚、建立现代学术范式，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另外还有关于古典小说的整理与研究，胡适也同样以他实实在在的业绩，开创了一种时代新风。

3、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三项贡献，就是输入西方现代思想，推动中国文化转型。

令人关注的首先是他对杜威哲学思想的宣扬。1919年，杜威来到中国，作了巡回演说，胡适一直担任他的翻译，始终陪伴左右。胡适把杜威哲学定名为“实验主义”，他写有一系列文章，大力进行宣传，像《杜威哲学的根本概念》，像《杜威论思想》，像《杜威的教育哲学》等，与此同时，他明确自称是“实验主义信徒”，终生不渝地坚持身体力行。在胡适看来，一切学理都是“用来解释问题的意义”，“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验主义注重思想的应用，注重实际的效果，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应用的思想，所以，实验主义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思想，对于中国来说，实验主义正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神丹妙药（“吾国之急需”的“起死之神丹”）。从事实上看，胡适不仅认同实验主义的实用态度，而且还以实用态度来接受实验主义。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从学术层面去把握实验主义，而是按照中国国情去选取其中的思想方法，用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胡适大力宣扬的另一种思想是易卜生主义。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过题为《易卜生主义》的文章，全面介绍了易卜生的思想。首先，他宣扬易卜生的批判精神。他说易卜生“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写出来，让人看到其中的黑暗腐败，觉得不得不实行革命。其次，他宣扬易卜生的自由思想。他对青年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自由平等的国家”，绝对不是“一群奴才”所能建造起来的。第三，他宣扬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他引述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的这些介绍，这些评论，显然都是立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相呼应，目的就在借鉴和利用易卜生的思想，来着手进行问题的研究和社会的改良。

在此我们可以审视一下，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理解，关于自由主义的诠释，无疑都是决定于当年他自身的存在方式，决定于他自身的生存状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人们评论胡适，评论胡适奉行的实验主义，评论胡适奉行的自由主义，总是激烈批判，总是全盘否定，这也与人们过去的那种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密切相关。那么当今的情况如何呢，时代早已发展，社会大不相同，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如果能够重新审视胡适的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或许可能获得一些全新的感悟，得到完全不同的见解。

总之，胡适在叱咤风云、倡导革新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勇开风气的首创精神、注重问题的务实精神、强调方法的科学精神、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主张开放的自由精神，都是中华文化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可以用来支持和推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学术创新和文化建设，值得我们倍加重视和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