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安理学的作用和地位

（1）深刻影响了徽州社会教育。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徽州各宗族对于族内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许多宗族都设置了供家塾经费之用的学田，大大提高了族内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理学与徽州教育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重视教育的传统是理学得以在徽州发扬光大的温床，而理学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教育的发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繁荣了徽州教育。

徽州教育发达最突出的表现是徽州在宋、明、清三代出了数量众多的进士。这种科举的成功不仅造成了社会地位很高的地方性家族集团，还有力地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儒教化。为了科举，教育的内容一开始就充满了理学家的说教，无论是广泛流传的《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一类的蒙学课本，还是父兄为教导子弟而编撰的教材莫不如此，科举产生的进士、举人和秀才成为现实的表率，他们热心于以纲常伦理约束影响众人和乡人。

（2）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深深影响徽州社会生活。开始于宋代，作为社会教育组织的乡约，集中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和理学家们对平民教育的重视，把道德教育作为重要的活动内容。乡约宣讲的内容主要是皇帝圣谕，目的是为了广教化而厚风俗。宣讲圣谕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开讲前先由约正率领约人整肃衣冠到乡约宣讲的专门场所，按照仪式一一进行乡约礼仪，然后宣讲圣谕。讲完圣谕后，还要评论善恶，以示劝戒。

伴随理学思想影响的逐步扩大，社会教化逐步加深，徽州人越来越自觉地以儒家伦理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在徽州，《朱子家礼》最受器重，各宗族均以此书作为补充和改造所行家礼的规范。朱熹在徽州礼俗的教化方面之所以发挥这样大的作用，与他对礼所持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关。在实际行动中，朱熹重视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体现的原则，他主张在现时通行的礼俗的基础上，删去“碍理”的内容而保留不碍理的仪节，以形成一种新的规范化的冠婚丧祭礼节。通过对各种礼节的参预，徽州人的伦理意识不断深化，日常生活也逐步礼化。

儒家伦理物化象征的牌坊更说明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列的闻名遐迩的建筑。建筑牌坊以表彰儒教价值观所判定的优秀人物是传统社会里的惯常举动，不独徽州为然，但其他地区的牌坊不可能像徽州如此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拥有众多富商大贾的徽州容易筹集建坊所需经费，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礼教对徽州社会的影响特别深。综观徽州各地牌坊，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科举纪念碑”式的牌坊。其典型代表是矗立在今天歙县解放街与打箍(gū)井十字路口的“大学士牌坊”，其主人是明代的许国，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赞机务，旋即加封太子太保，授文渊阁大学士，次年九月又晋升少保，授武英殿大学士。这座石坊显示了许国科举成名及为官的显赫，同时也表彰了他是盛世的贤才，朝廷的忠臣。因此，牌坊象征着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的崇高地位和科举成功为家族带来的无上荣誉。一类为慈孝里坊。它赞扬的是父慈子孝，“慈孝里”是对孝道的最高礼赞。在徽州有关孝子的记载相当多，据统计，明清二代仅歙县割股、臂、肝、指甲疗亲者就达162例。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最后一类为贞节牌坊。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们看来，贞节是妇女的头等大事。理学思想影响深远的徽州对节烈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广大妇女耳濡目染，铭刻于心，婺源县城一座建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孝贞节烈总坊，所载自宋以来的贞烈女2658人，到光绪三年（1877年）重建时，人数又增加到5800多人。民国修订的《歙县志》共16本，其中《烈女传》就占4本。徽州这一座座用妇女血泪凝铸的节孝牌坊为不幸的妇女带来了无上荣光，更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妇女甘愿受礼教的摧残。

（3）形成贾而好儒的徽商风范。新安理学家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依据，提出商、农并重，使徽州人能够理直气壮的去从商。同时徽商贾而好儒，在各地建立的会馆中，必将朱子之牌位供奉其上。他们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关心徽州的文化建设，从而为徽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徽商的儒贾形象给世人流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这种亦儒亦贾的独特风格是深受儒学思想影响使然。这也可从徽州商人在各地建立的会馆中，必将朱子牌位与本地保护神汪华牌位一同供奉得到佐证。据张海鹏、唐力行分析，儒学对徽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儒学之盛”的徽州，很多徽商受过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这大大促进了徽商商业活动的开展：在经商活动中，大都善于审时度势，决定取予；运以心计，精于筹算；善于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适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具备了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增强了经商才能。

第二，“业儒”出身的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多以儒道经商。这是徽商舍小利而谋大利，从而迅速起家的一个“奥妙”所在。徽商自幼受儒学教育，儒家的一些道德说教成了日后立身行事的指南。他们能“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当然这些“诚”、“信”、“义”，只不过是他们求得“快快发财”、“一本万利”的手段。以儒术建立起来的商业道德，利于生意兴隆和发财致富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儒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徽籍学者的经济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生活于商贾之乡的徽州名儒，冲破传统思想的藩蓠，提出了商、农“交相重”的思想，否定了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认为商与农不存在“轻”、“重”之分，这虽然是在商言商，为商人谋利的思想，却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正由于徽商贾而好儒，因此，徽商都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关心徽州的文化建设，从而为徽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容忽视的是，浓重的儒学氛围和深深的儒学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影响，也禁锢了徽商的视野和经商活动，阻碍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促使徽商得以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凭借封建政治特权在流通领域谋取厚利，从而影响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投入，导致徽商带有更加牢固的封建性。其次，进一步促使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的紧密粘合。徽商的封建宗族观念极深，他们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宗族统治的各项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使其输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领域，使徽商资本的出路多了一条刻有封建印记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