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安理学的发展

作为理学的比较重要的学术分支——新安理学崛起于南宋，至清初衰落，属“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支。因其流传于今安徽黄山市、江西婺源，其成员以徽州籍的理学家为主干。而黄山市前身为徽州，历史上称新安，故名新安理学。新安理学从形成到衰落历经600多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阶段特征，但奉徽州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的学术旨趣却基本未变。到反叛“朱子之学”的时候，也就是新安理学终结之期。新安理学虽然是一种地方性哲学流派，但它的发展演变对12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安理学在其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各阶段历史背景不同，面临的学术环境各异，因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一个时期为南宋时期，是新安理学的形成时期。朱熹在世时，曾三次回婺源省墓，每次都逗留数月，从事讲学活动，阐述自己的思想，从学者很多。朱熹去世后，他的门人、弟子或朱熹学友，都以研习传播朱子理学为己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秉承朱熹的四书章句之学，致力于对儒家“四书”的研究。二是受朱熹重易学的影响，新安理学家大多用心于易学。三是传承光大朱熹理学。总之，学宗朱熹、发扬光大朱子理学这是当时新安地区的普遍学风。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的新安理学虽推崇朱熹理学，却无门户之见，对其他学派的学说能持宽容乃至接纳态度。如吴儆的理学思想既与朱熹理学有渊源关系，也与张栻的湖湘学派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的理学亦有师承关系，这多少反映出新安理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其他学派理论成果的有所吸收与借鉴。

第二时期为元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安理学家大多是朱熹的二传、三传或四传弟子，在当时“朱子之学”渐趋晦暗难明之际，努力探寻朱学本旨。他们的治学重心虽有所异，却都致力于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婺源名儒许月卿、程复心这方面的努力就非常典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另一些新安理学家则纷纷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一面宣扬程朱理学，一面致力于排斥异论，纠正朱熹后学及时人对朱子学的曲解，胡柄文、胡一桂是其中代表。

元代新安理学给予我们的深刻印象，也是其突出特点的是：一方面推崇朱熹，固守朱学本旨；另一方面力排异说，维护朱学纯洁性。这虽对于新安理学的发展乃至辉煌，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妨碍了正常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阻滞了朱子学的发扬光大。这正是后续新安理学家们必须予以重视的。

第三时期是明代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元末明初和明代的新安理学家，不满足于一味地墨守门户，认为元代新安理学家死抱师门成说，层次太低，不利于发扬光大“朱子之学”，他们致力于学风的转变，力倡独立思考、惟真是从的新学风，于是提出了“求真是之归”的口号，即要求真正明了“朱子之学”的真谛，而不是人云亦云，附声唱和。因此，出现了朱升“旁注诸经”发明“朱子之学”（所谓旁注诸经，就是朱升针对当时的一些理学家对“朱子之学”不仅不“知其然”，而且不“知其所以然”，只会鹦鹉学舌；墨守成规难以创新；逆反心理而滑向“旁门左道”等现象，而以旁注诸经的方法真正回到“朱子之学”），郑玉、赵汸“和会朱陆”（主张在学术上打破朱、陆的门户之见，折中两家学说，兼长避短，补两家之未备）弘扬本门宗旨的不同学术风格。

明中后期“陆王心学”成铺天盖地之势，这使“和会朱陆”的新安理学家，有的能把握分寸；有的后学者如潘士藻、程文德等人却未能把握分寸，背离了本门宗旨，滑向“王学”阵营，致使明后期的新安学派受到极大的震动。但此时的徽州思想界仍然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宗朱的理论特色并没有改变，而从另一角度来说，如若不然便不成其为新安理学了。不可否认的是，新安学派已潜伏着极大的思想危机。

第四时期为清初终结时期。历史行进至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学风转向，宋明义理之学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之下日薄西山。明亡之后，一批启蒙思想家深刻反省了历史教训，他们普遍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心性、不务实事不无关系，于是他们就起来批判宋明义理心性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考据。而清初文字狱的大兴则加速了这一学风的转变，盛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终于为考据学所取代。新安地区的学风在此背景之下也未能幸免，新安理学终被皖派经学所取代。

首开新安学风转变的是婺源的江永和歙县的程瑶田，但他们只是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演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因为他们并未完全抛弃朱子义理之学。清初戴震等人在声讨“王学”声中，继承了明初新安学者“求真是之归”的口号，提出“求是”治经主张。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又加上清初学术界由“宋学”转为“汉学”这股潮流影响，戴震终于成为新安学派的“叛逆”，走上了理学的反动道路。戴震及其学说的出现，“皖派经学”的创立，宣告了新安学派的衰落。此后，新安理学便鲜有问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