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安理学

（一）新安理学产生与发展

1、新安理学产生的背景

　　徽州这块孕育了新安文明的钟灵毓秀之地，随着五代以后，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为新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大族纷纷入迁，这些世家宗族向以诗书传家著称，他们的到来，为徽州文明的创建增添了新的血液。徽州虽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却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徽州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地，宋元时期农耕技术虽有提高，但农作物产量并不高，而赋稅苛重，这样的地理环境迫使当地人非学不足以出人头地；加之社学、县塾的普遍设立，义塾、义学的建立，即使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也有机会读书，文化普及程度在全国可算是名列前茅；南宋时徽州一带集中了众多书院，如“紫阳书院”、“西畴书院”、“西山书院”、“石鼓书院”等，书院的建立，对于宣扬学术、培养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新安理学产生发展的浓厚土壤。

　　从思想渊源说，新安理学直接传承二程。朱熹曾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师从于罗从彦，罗从彦受学于杨时，而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杨时将理学传至江南，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这也就有了其后的新安理学。因此，一方面由于新安乃朱熹故里，朱熹及其学说对新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新安理学形成于宋，它与宋代的历史、尤其是北宋理学思潮兴盛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联。

　　新安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儒学在宋一代的复兴与光大，而儒学之所以能在宋代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这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新安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以北宋的周濂溪、邵康节、二程和张载，到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别集道学、心学与气学之大成。

    再次，新安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个转型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汉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而且结合现实社会需要复兴儒学，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不只是对传统儒学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朱熹以《周易》为卜筮(bǔ shì)之书，《诗经》讲男女之事，《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扫除了《五经》为圣人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竞彩斗艳的繁荣格局，才使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实现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型。

    第四，新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但佛教思辨的哲学较之儒教精致，同时道教在吸收佛教思想中，也使得它的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受到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在魏晋时期，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但一直到宋初，仍然没有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起来。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注：《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这里的“自家体贴出来”，当指创造了融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理学体系，开创了理学的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做出了成功的回应。由张载、二程奠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使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的冲突在思想领域就不如唐和宋初那么激烈了。

第五，新安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唐末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长期动乱和分裂，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代道学家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是对如何重建伦理纲常这一挑战的切实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