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新安理学(2015)

一、大儒朱熹

 (一)朱熹生平及其思想

1、朱熹的生平

2、朱熹的思想

（1）关于理气、太极

（2）修养论

（3）天理与人欲思想

（4）教育论

（二）朱熹与新安理学

二、新安理学

（一）新安理学产生与发展

1、新安理学产生的背景

2、新安理学的发展

（二）新安理学的作用与地位

1、新安理学的特点

（1）以朱子之学为学术宗旨

（2）立足于“三教合流”、“儒道互补”

（3）积极入世的人生要旨

2、新安理学的作用和地位

（1）深刻影响了徽州社会教育

（2）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深深影响徽州社会生活

（3）形成贾而好儒的徽商风范

朱熹与新安理学

一、大儒朱熹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美称。早在12世纪，徽州得天独厚的大好山水孕育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仅次于孔子的第二位文化“圣人”――朱熹。众所周知，朱熹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思想集大成者，著名的理学大师。

(一)朱熹生平及其思想

1、朱熹的生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因为他的父亲朱松曾在徽州府城的歙县紫阳山读书，为表示对父亲和故乡的尊敬，所以自号紫阳）。朱熹是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人，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据学者考证婺源朱氏的祖先曾居住在今天屯溪篁墩，因此朱熹可算是地道的徽州人。朱熹14岁死了父亲以后，按照他父亲的遗嘱，拜胡宪、刘勉之、刘子翚（hui）三人为师。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是“学而优则仕”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有一个好的仕途，但是朱熹一生却仕途坎坷。他生逢乱世，权奸当道，加上他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因而始终无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历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先后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直到他65岁时才被推荐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是一个什么官呢？皇帝的顾问和教师，为即位不久的宁宗皇帝宣讲《大学》，显然这不是一个有实权的官，但是也就是这么一个官，他也仅仅在其位40天即被罢免。从19岁考中进士，到他71岁离开人世，朱熹在此50多年中，只任过卑官微职五六个，从政时间也仅仅只有六七年。

朱熹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深入学习儒家经典，学识广博，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他在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可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特别是在教育、哲学上，朱熹的成就震烁千古，成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继承和全面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著述很多，主要的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等，还有后人编辑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朱子遗书》，这些书里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料。

二、新安理学

（一）新安理学产生与发展

1、新安理学产生的背景

　　徽州这块孕育了新安文明的钟灵毓秀之地，随着五代以后，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为新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大族纷纷入迁，这些世家宗族向以诗书传家著称，他们的到来，为徽州文明的创建增添了新的血液。徽州虽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却历来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徽州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地，宋元时期农耕技术虽有提高，但农作物产量并不高，而赋稅苛重，这样的地理环境迫使当地人非学不足以出人头地；加之社学、县塾的普遍设立，义塾、义学的建立，即使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也有机会读书，文化普及程度在全国可算是名列前茅；南宋时徽州一带集中了众多书院，如“紫阳书院”、“西畴书院”、“西山书院”、“石鼓书院”等，书院的建立，对于宣扬学术、培养人才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是新安理学产生发展的浓厚土壤。

　　从思想渊源说，新安理学直接传承二程。朱熹曾正式拜李侗为师，李侗师从于罗从彦，罗从彦受学于杨时，而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杨时将理学传至江南，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这也就有了其后的新安理学。因此，一方面由于新安乃朱熹故里，朱熹及其学说对新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新安理学形成于宋，它与宋代的历史、尤其是北宋理学思潮兴盛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联。

　　新安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儒学在宋一代的复兴与光大，而儒学之所以能在宋代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这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新安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理学萌芽于唐中叶以后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以北宋的周濂溪、邵康节、二程和张载，到南宋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分别集道学、心学与气学之大成。

    再次，新安理学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个转型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汉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由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注重发挥义理，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各派学者相互辩论，相互启发。学派之多，成果之盛，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的学风，才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而且结合现实社会需要复兴儒学，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不只是对传统儒学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朱熹以《周易》为卜筮(bǔ shì)之书，《诗经》讲男女之事，《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扫除了《五经》为圣人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竞彩斗艳的繁荣格局，才使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实现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型。

    第四，新安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但佛教思辨的哲学较之儒教精致，同时道教在吸收佛教思想中，也使得它的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受到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在魏晋时期，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但一直到宋初，仍然没有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起来。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注：《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4页。）。这里的“自家体贴出来”，当指创造了融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理学体系，开创了理学的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做出了成功的回应。由张载、二程奠基，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使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的冲突在思想领域就不如唐和宋初那么激烈了。

第五，新安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唐末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长期动乱和分裂，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代道学家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是对如何重建伦理纲常这一挑战的切实化解。

2、新安理学的发展

　　作为理学的比较重要的学术分支——新安理学崛起于南宋，至清初衰落，属“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支。因其流传于今安徽黄山市、江西婺源，其成员以徽州籍的理学家为主干。而黄山市前身为徽州，历史上称新安，故名新安理学。新安理学从形成到衰落历经600多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阶段特征，但奉徽州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之学”为宗旨的学术旨趣却基本未变。到反叛“朱子之学”的时候，也就是新安理学终结之期。新安理学虽然是一种地方性哲学流派，但它的发展演变对12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安理学在其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各阶段历史背景不同，面临的学术环境各异，因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第一个时期为南宋时期，是新安理学的形成时期。朱熹在世时，曾三次回婺源省墓，每次都逗留数月，从事讲学活动，阐述自己的思想，从学者很多。朱熹去世后，他的门人、弟子或朱熹学友，都以研习传播朱子理学为己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秉承朱熹的四书章句之学，致力于对儒家“四书”的研究。二是受朱熹重易学的影响，新安理学家大多用心于易学。三是传承光大朱熹理学。总之，学宗朱熹、发扬光大朱子理学这是当时新安地区的普遍学风。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的新安理学虽推崇朱熹理学，却无门户之见，对其他学派的学说能持宽容乃至接纳态度。如吴儆的理学思想既与朱熹理学有渊源关系，也与张栻的湖湘学派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的理学亦有师承关系，这多少反映出新安理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其他学派理论成果的有所吸收与借鉴。

第二时期为元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安理学家大多是朱熹的二传、三传或四传弟子，在当时“朱子之学”渐趋晦暗难明之际，努力探寻朱学本旨。他们的治学重心虽有所异，却都致力于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婺源名儒许月卿、程复心这方面的努力就非常典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另一些新安理学家则纷纷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一面宣扬程朱理学，一面致力于排斥异论，纠正朱熹后学及时人对朱子学的曲解，胡柄文、胡一桂是其中代表。

元代新安理学给予我们的深刻印象，也是其突出特点的是：一方面推崇朱熹，固守朱学本旨；另一方面力排异说，维护朱学纯洁性。这虽对于新安理学的发展乃至辉煌，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妨碍了正常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阻滞了朱子学的发扬光大。这正是后续新安理学家们必须予以重视的。

　　第三时期是明代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即元末明初和明代的新安理学家，不满足于一味地墨守门户，认为元代新安理学家死抱师门成说，层次太低，不利于发扬光大“朱子之学”，他们致力于学风的转变，力倡独立思考、惟真是从的新学风，于是提出了“求真是之归”的口号，即要求真正明了“朱子之学”的真谛，而不是人云亦云，附声唱和。因此，出现了朱升“旁注诸经”发明“朱子之学”（所谓旁注诸经，就是朱升针对当时的一些理学家对“朱子之学”不仅不“知其然”，而且不“知其所以然”，只会鹦鹉学舌；墨守成规难以创新；逆反心理而滑向“旁门左道”等现象，而以旁注诸经的方法真正回到“朱子之学”），郑玉、赵汸“和会朱陆”（主张在学术上打破朱、陆的门户之见，折中两家学说，兼长避短，补两家之未备）弘扬本门宗旨的不同学术风格。

　　明中后期“陆王心学”成铺天盖地之势，这使“和会朱陆”的新安理学家，有的能把握分寸；有的后学者如潘士藻、程文德等人却未能把握分寸，背离了本门宗旨，滑向“王学”阵营，致使明后期的新安学派受到极大的震动。但此时的徽州思想界仍然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宗朱的理论特色并没有改变，而从另一角度来说，如若不然便不成其为新安理学了。不可否认的是，新安学派已潜伏着极大的思想危机。

　　第四时期为清初终结时期。历史行进至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学风转向，宋明义理之学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之下日薄西山。明亡之后，一批启蒙思想家深刻反省了历史教训，他们普遍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心性、不务实事不无关系，于是他们就起来批判宋明义理心性之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考据。而清初文字狱的大兴则加速了这一学风的转变，盛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终于为考据学所取代。新安地区的学风在此背景之下也未能幸免，新安理学终被皖派经学所取代。

首开新安学风转变的是婺源的江永和歙县的程瑶田，但他们只是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演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因为他们并未完全抛弃朱子义理之学。清初戴震等人在声讨“王学”声中，继承了明初新安学者“求真是之归”的口号，提出“求是”治经主张。在此学术思想指导下，又加上清初学术界由“宋学”转为“汉学”这股潮流影响，戴震终于成为新安学派的“叛逆”，走上了理学的反动道路。戴震及其学说的出现，“皖派经学”的创立，宣告了新安学派的衰落。此后，新安理学便鲜有问津者。